顾子明：长江防洪，不能靠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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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个很2的数学题，一个水池装有一根进水管和一根排水管，一边进水一边排水，问需要多少时间灌满。

　　当时年幼无知的我还嘲笑过，一边进水一边排水，出题的人脑子进水了么？

　　直到最近南方连日暴雨，俩小区相互把水管插到对方，让这道经典数学题成为了现实后，才发现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Ⅲ级！Ⅱ级！Ⅰ级！

　　最近三天，江西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一再提升，多条河流及鄱阳湖沿岸地区，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一时之间，不少人外行化身“懂王”，开始高谈阔论，对中国的水利设施开始指指点点。

　　有的说洪水是因为是围湖造田，有的说三峡水库调节无力，反正总能找到甩锅的地方，搞得政事堂也一度恍惚，“建国”是不是跟我们血脉相通。

　　但是，就像昨天很多人都站在道德的高地上痛斥司机张某，但是这种痛斥能喝退其他走投无路之人的效仿吗？

　　甩锅和指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新中国建国以来，水利设施在每个阶段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完成不同的任务。

　　建国之初，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饱饭的问题，将民国时期两三年就会爆发一次大饥荒的问题解决，从死神手里争夺同胞们的生命。

　　因此，为了更多的粮食，我们在全国各地星罗密布的建设了大量的水库，建设思路是灌溉为主，防洪为辅，储水量都极为有限。

　　毕竟，水稻就算被水淹个三五天也不是啥问题，而洪峰一般两三天也就过去了，就算洪水导致了部分减产，冲积带来的土地肥沃也能把损失补回来。

　　而且，由于湖畔供水便利，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避免那三年的惨剧，也大规模的兴起了围湖造田，大幅度降低了湖水的面积的同时，降低了防洪的能力。

　　看似都是问题，但是在国力有限的当年，我们只能优先解决生存。

　　而进入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首要问题从吃饱转向了发展。

　　我们是一个人均资源贫瘠的国家，可为了获取发展需要的外汇，还一度大规模的对外出口石油和煤炭。

　　因此，为了提供改革开放之初所需要的电力，过去四十年的水利设施，设计和运营的重点都是经济效益，在基建狂魔的鬼斧神工之下，全球前20大的水电站中国占了一半还多。

　　但如果把经济效益作为侧重点，那么从选址设计之初，其他方面就要做出一些让步了。譬如全球第一大水电站的三峡，可其水库容量只是一个小弟弟，相对万亿流量的长江，其调洪能力仅为200亿方，被国际上一些发电弱鸡都能甩出几条街。

　　这些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中国80年代才结束粮食短缺，2007年才告别电荒，而水利设施的建设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因此，我们并不能渴求前人不顾眼前最紧迫的事情，只去憧憬未来几十年之后的样子。

　　就像昨天又火了的独山县举债400亿搞发展落得一地鸡毛那样，步子迈大了，咔嚓，就容易扯到蛋。

　　这些几个月还在斥责山东合村迁居政策键盘侠们，如今都在说什么防洪靠退耕还湖、退地还湖不就得了，但是，哪怕当年三峡的移民，如果把水位再继续上升，增加的移民规模也是以百万计的，更不要说如今生活在几大湖周边的居民了。

　　他们更不会明白，那些临湖的那些建筑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强制拆除的结果，就是会诞生无数的开车坠湖的张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气温加速上升，中国的400毫米等雨线逐年北移，降雨量增加的同时，气候也变得极端，雨季的集中对新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以灌溉和发电为主要责任的水利设施形成了严峻的考验。

　　而中国地形由于印度板块的挤压形成了西高东低，导致河流是横向的，而带着降雨的季风却是纵向的，导致了长江沿线上下游几乎是同时面临洪峰。

　　长江的出海口就那么大，上下游的同时急速降雨，就必然会引发“挤兑”，这种天灾是人力无法避免的。

　　因此，上半年禁足防疫，下半载赤脚抗洪的我们，就像武汉抗疫时那样，最重要的是防止挤兑，撑过最困难的时刻，并调集全国的资源来援助。

　　同样，长江防洪，不仅需要最可爱的子弟兵，未来更需要全国人民的驰援来共过难关，推动灾后的重建。

　　全世界的古文明几乎记载着史前文明的大洪水，但只有中华儿女一次次泛滥而不可收拾的黄河走出来，并书写下来了战胜洪水的传奇。

　　中国不需要神也不需要上帝，因为每当危难来临，无数的华夏儿女都能携起手来，一起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