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四个并存：蹊跷的内需不足

lameihua

　　本文最初于2006年2月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纷至沓来的消息给我们传达着这样几个信息：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14万亿；但同时内需严重不足，物价在低位徘徊；而大多数民众则不断感叹生活负担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艰难。

　　目前为国人所关注的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同时，也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形成了我国内需不足的某些独有特征。要解决当前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对这些特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分析。

　　在讨论这些特征之前，仔细琢磨一下成为议论焦点的“14万亿储蓄”本身是必要的。在目前的舆论中，虽然对这14万亿储蓄积淀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点上人们似乎是没有分歧的：14万亿是一个过大的数字，是造成内需不足的直接原因，应当被从笼子里赶出来。其实，这个似乎没有争议的问题，恰恰是需要讨论的。在《内需：扩大还是满足？》一文中，我曾经指出，要谨慎对待这14万亿，因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一味强调将这些钱赶出来，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最近，又看到刘洪波先生的文章《14万亿储蓄何其少》，他将问题就说得更是明确。他说，实话说，我对这话题向来不以为然。在我看来，14万亿也许确实是一个让人看了就吃惊的数字，但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对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来说，1万元又能够做得了什么呢？当我这样算的时候，还没有考虑这样一个显示储蓄在人群中分布的巨大失衡的数据：80％的城乡居民储蓄由20％的人拥有。也就是说，10.4亿人拥有2.8万亿元存款，人均不到2700元；另有2.6亿人拥有存款11.2亿元，人均4.3万元。

　　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怎么看这个问题，涉及到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放在什么地方，是赶储蓄出笼，还是增加当期的收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概括地分析一下与上述所谓高储蓄相联系的一些社会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扩大内需问题的认识。

　　首先，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最近一段时间，学者们在争论一个问题，即物价低迷为何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够采取合适的政策，一年后中国经济将面临通货紧缩的严重危机。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一贯性特征。在2000年之前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终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这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但人们也同时注意到，作为宏观经济景气指标之一的物价却回升乏力，长期处在低迷状态。导致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的原因，尽管其说不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说，林毅夫曾指出，我国从１９９８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当宏观当局将房地产、汽车、建材等过热部门的投资增长控制住，这些过热部门的投资变成供给或生产能力时，少数几个在前两年价格上涨的部门止涨回跌，原来价格下跌的部门继续下跌，这样就使得通货紧缩的情形不可避免。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王建就指出，目前高速经济增长之下的价格走低是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出口好一些，通货紧缩压力就小一些，出口差一些，通货紧缩压力就大。而在需求背后的直接因素，就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

　　在这一点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倒比一些学者说的更直截了当：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比如，2005年，中国GDP在实现9.9%的增长时，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实际增长为9.6%，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农民的收入情况就更不乐观。2005年，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146亿公斤(4840亿公斤)，增长3.1%，但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实际增长了6.2%，不仅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其增幅还比上年回落了0.6个百分点。

　　其次，是物价低迷与负担沉重并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我国，一些学者依据宏观数据做出的分析与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往往有很大的距离，有的时候甚至是南辕北辙。物价的问题就是如此。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依据宏观数据对我国近几年的物价做出了这样的描述：“通货紧缩已经临近。现在的价格是全面下落，我们估计，即使现在生产还比较高，但是它一定会造成整体上的封杀、下落。而且根据前面的价格来看，有几个重要的价格已经变成负数，这是通货紧缩时期最重要的证据。”

　　按照一般的道理，物价低迷虽然就经济本身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在直接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可以享受到物价低迷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生活负担的减轻，因为低迷的物价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同样的消费品支付更少的货币。但实际上，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却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的是生活负担的沉重。因为有几类大宗且大家都要消费的商品的价格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市场物价连续下降的同时，垄断行业的价格却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涨。

　　在物价低迷的时候感受到生活负担的沉重，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收入的下降或是增长缓慢。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物价低迷的现象可能是假性的，即在统计上的物价低迷的同时，生活中的物价是快速上升的。早在前年，就有人指出，日常生活中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发生几年了，但它的表象是通货紧缩。依据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不是由于民众的感觉错了，而是由于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现了问题。易宪容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通货紧缩是用错误标尺得出的错误结论。他认为，目前，我们在计算中国CPI走势时，一方面使用发达市场体系下的模型与工具，另一方面所使用的中国数据往往是市场化程度低或非市场化的数据。

　　而这种低市场化的数据用市场化的模式与工具来分析，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结论与现实偏离。CPI统计标准是20多年前制定的。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结构与消费产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食品在CPI中的权重达三分之一，而目前所占比重十分微小；卫生医药用品、教育、电信等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消费情况完全不成比例。住房消费更不用说，在增加投资时，就把住房消费看作是扩大内需动力，但计算CPI时，却说什么国际惯例不包括在内。而目前上升幅度很大的资源价格也很难在CPI中充分反映出来。

　　第三，是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尽管14万亿的储蓄平摊到13亿人的头上每个人的储蓄额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经济生活中高储蓄现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1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如2000年居民储蓄年增速为7.9%,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为7.3%。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当时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只有新加坡(1992年为47%)，我国国民总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二位。

　　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存在一种“超储蓄”，即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来自居民减少当前消费和投资。有人习惯用东方文化来解释我国高储蓄现象的存在。但这种解释经常是软弱无力的。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高储蓄的现象，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独特原因。特别是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是与生活负担的沉重感并存的。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

　　在生活负担沉重背景下发生的高储蓄，无疑来自两个重要的体制因素，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一个是垄断部门高企的物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而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为了应付这两个因素，高储蓄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四，是高储蓄与高负债并存。与高储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居民高负债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2003年的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会有很大的不重叠。后一点的含义我们以后还会分析。

　　上面分析的“四个并存”现象，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启动内需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并存”现象告诉我们，现在的高储蓄和内需不足现象已经与80年代甚至90年代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更需要汲取90年代中后期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不能将启动内需的着力点更多放在通过削减福利提高垄断行业价格来赶储蓄出笼上，而是要放在调整利益关系增加国民当期收入和提高居民对未来稳定预期上。特别是要看到，东亚一些国家也都经历了储蓄率由高变低的过程，其中经历经济起飞的第一代人有着更强的储蓄倾向，到第二代储蓄倾向就会弱化。因此，高储蓄的局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变化。到那时如果没有利益关系的调整，没有国民收入的实质性增加，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将会带来另外一些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