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谁偷走了寒门子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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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近来不平静，从陈春秀，到王丽丽，再到苟晶，多个高考冒名顶替案被曝光出来。

　　在山东济宁市，1997年高考后，成绩向来拔群的苟晶，顺利地被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

　　意外的是，录取通知书虽然下来，身为班主任的邱印林却利用职权，直接把通知书给截了胡，让自己的女儿以苟晶的身份冒名顶替前去北京读书。

　　对此济宁市所属的任城区表示将进行调查，但尚无更高教育主管部门表态关注，当事人随即还收到诸多“不要破坏当地形象”的劝慰。

　　从最先开始陈春秀的遭遇被媒体披露后，山东陆续曝出“两年查出242人涉冒名顶替”的消息，苟晶只是其中一个。

　　从最早的青岛学伴事件，到前阵子的合村并居运动，再到如今的冒名顶替，山东省的非议事件是层出不穷。

　　有很多人借此在说山东人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不是山东的问题，各地都有类似的问题，人民网在2016年就曾曝光出，江苏有一个县曾有千余人疑似顶替学籍高考，不少顶替者后来还成了当地的官员。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从山东产生的，更不是山东独有的，只是媒体的聚光灯把焦点放在这个沿海发达省份，借助社交网络吸引了全国的眼球。

　　在广袤的中国中西部，山高皇帝远，无人问津，问题恐怕只多不少。

　　相反，值得注意的是，连续爆出的冒名顶替事件，都有两个显著的共性：

　　第一，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县乡这种比较基层的地方；

　　第二，事件发生的时间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山东查出来的200多个顶替事件都是这个时间段。

　　为什么会有这种特点？

　　我们不如先来想一个问题，想要冒名顶替另一个人上大学，是很容易的事情吗？是一个班主任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吗？

　　当然不是。

　　今天，山东通报了聊城市冠县、东昌府区两起冒名顶替上学问题调查处理及相关情况。

　　一共处分了十几人，涉及的身份有乡长、高中校长、教育局长、派出所长、户籍民警、邮政局副局长等。

　　也就是说，如果要顶替另一个人上大学，上上下下你要打通十几个关节，包括让户籍管理部门出虚假户籍证明、让邮局拦截录取通知书、班主任伪造档案等等等等，才能瞒天过海。

　　能将如此多的环节一一打通，相关人员全部收买，放在一个一线城市，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因为这些部门涉及到太多人了，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搞定一切。

　　那为什么在县乡这种基层就可以？

　　说到底，山东冒名顶替案的问题，折射出了一个长久以来的顽疾。

　　那就是基层的腐化变质，严重的官僚主义。

　　一个生动的案例可以解释这一切。

　　2008年，一位名叫冯军旗的北大社会学博士来到河南省北山市中县(化名)挂职锻炼，他先后担任了副乡长和县长助理两个职位。

　　这次锻炼，他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调查中国基层的政治生态。

　　他收集了当地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又以深度访谈的方式，亲自采访了16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

　　最终，他完成了一篇以“县城干部升迁”为主题的长达20万字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中县干部》。

　　冯军旗将他所去的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

　　要向想真正地了解中县，首先是探究它的政治人事解构。

　　中县的领导干部按照级别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

　　只有进入副科级才算是领导干部。

　　中县共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013人，按全县80万人口算，差不多是800人产生一名领导干部。

　　有过县城生活经历的人一定知道，这些人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一二线城市。

　　大到升学就业，小到交通违规，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的头等难事，找到这1000个人，几乎没有办不成的，这1000个人管理着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在中县，这1013干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之间都有家族关系。

　　冯军旗从1073名干部名单中，梳理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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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些“家族”成员从政的时间，大多是80年代后期到公务员改革之前。

　　这些干部子女从政之简单、提拔之轻松，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很多干部讲，从1978年以来，很多局长和县领导都可以通过写条子和打招呼进人，每个局长一年安排4、5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整个中县的精英阶层都处于“精英再生(新的精英产生于旧精英之中)”中。

　　不过，这种以血亲为主的政治家族问题很快就要改变了。

　　原因在于1983—1984年的机构改革，改革之后，单位进人不再是凭条子就可以了，而是要看文凭，文凭的重要性在中县越来越明显。

　　这样一来，那些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就进不去了。

　　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中，有一栏叫做“家庭出身”，可分为干部、教师、医生、工人、商人、农民等等。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到了21世纪初期，32名中县县领导，就有19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比达到了59%。

　　冯军旗采访过一名干部，他说，他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寒冬的半夜时分，还有干部在乡机关看自己的排名。

　　当时竞争非常激烈残酷，不要说2分，就是0.1分都会拉开好几名，影响到最后能不能进单位。

　　当时的规定则是，拥有本科文凭的加3分，拥有大专文凭的加2分。

　　为了获得加分，很多干部就跑到北山市，到湖北的范市，到郑州、北京，购买假文凭。

　　面对这种情况，中县出台政策规定，一旦发现文凭造假，自动除名，绝不姑息。

　　然而，人性是有漏洞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朽和落后的关系并不会甘于自己主动消亡，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挣扎和对抗。

　　正如教员所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走。

　　很快，他们在新的政策下，又找到了新的替代品。

　　除了血亲之外，姻亲也是比较强的连接纽带。

　　冯军旗举了一个人的例子——某个乡镇党委书记徐幕声。

　　徐幕声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县政府做通讯员，从最底层干起。

　　当时，县政府的电话还需要人工转接。几个女话务员的其中一位和当时的县长关系密切。

　　徐幕声暗中观察着一切，他认为这是改变命运的捷径，就有意识地接近这个女话务员。

　　在日常的交往中，这个女话务员认为徐幕声有能力，靠得住，就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徐幕声。

　　这样，女话务员就成了徐幕声的岳母，徐幕声就通过这一通操作，把自己和县长的关系变成了硬关系，县长也就成为徐幕声的仕途庇护人。

　　从此，徐幕声的仕途一路通畅，几年内，就被提拔为某科科长、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

　　在这个过程中，这位县长虽然已经调回北山市，但依然不断通过打招呼来影响徐幕声的仕途。

　　徐幕声当上局长后，和顶头上司，常务副县长关系甚好，就把这位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到了局里上班。

　　然后，徐幕声就鼓励同在局里上班的侄儿和副县长的侄女谈恋爱，结果皆大欢喜，联姻又成功。

　　这一下，徐幕声又和这位常务副县长建立了姻亲关系，工作上获得了副县长的大力支持。

　　而且，在后来的干部调整中，由于徐幕声和县委书记有点远亲，加上常务副县长和县委书记关系密切，以及徐幕声的弟弟在北京某中直机关任职，这些综合因素使得徐幕声在竞争中胜出，30多岁就出任某乡镇党委书记。

　　这就是血亲的变种，本质上还是把基层的政治环境，变成了家族关系。

　　如果没有血亲，连姻亲也做不成呢？没关系，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还有种关系，叫做干亲。

　　干亲也是中县干部编织关系网的方式之一，所谓干亲，就是一方子女认另一方为干父母。

　　认干亲是河南农村很盛行的习俗，中县是传统的农业县，认干亲习俗自然盛行于官场，认干亲需要举行仪式，逢年过节需要礼物流动，还需要经常走动。

　　一些中县干部，甚至能和多个干部建立干亲关系。

　　冯军旗所在的西城乡，有一位女干部叫张华芳，姐夫曾任北山市延县县委书记，张华芳在延县上班。

　　几年后，通过姐夫打招呼调回中县，先在中县政府办任话务员，后来话务员解散到西城乡工作，分在农办。

　　一次分管农业的副乡长和其下乡检查工作，但张华芳当天有个急事，就向这位副乡长请假，副乡长没有允准。

　　于是，在中午喝酒的时候，副乡长敬酒时，张华芳就是不喝。

　　副乡长认为很没有面子，就说了张华芳几句，张华芳很生气，不欢而散。回到乡里，副乡长就让张华芳过去提茶。

　　张华芳去了之后，这位副乡长又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张华芳气急，抄起盛有开水的茶杯向副乡长砸去，然后站在副乡长门口破口大骂，引来很多乡机关干部围观。

　　第二天，副乡长气不过就向乡党委陶书记汇报了此事，陶书记通过党委副书记让张华芳向副乡长道歉或者在全乡大会上做检讨，二选一。

　　结果，张华芳不但不道歉不检讨，干脆不上班了。奇怪的是，一个多月后，张华芳又照常上班了，事情竟然毫无缘故地就平息了。

　　其中当然还有内情。

　　因为政府办副主任白中是张华芳的堂姐夫，他和陶书记是干亲，就给陶书记打电话，让他给张乡长做工作，不要再追究这个事。

　　乡里李乡长正好也跟张华芳沾亲带故，也帮着做工作。这样，事情就算过去了。

　　同学关系同样不可忽视。

　　曹焕章是开封师专中文系毕业的，当年同宿舍同学有一个叫王国舟的，两人关系较好。当时王国舟家景贫寒，曹焕章对其比较照顾，王国舟对此比较感念。

　　令曹焕章想象不到的是，他还在乡里任党委副书记的时候，王国舟官运亨通，已经晋升为副厅级干部，出任北山市副市长，后又任北山市委常委、秘书长。

　　王国舟第一次到中县检查工作，就让当时的县委书记帮助打听曹焕章的情况，当时的县委书记都不知道曹焕章这个人，立即让县委办查询汇报。

　　喝酒的时候，曹焕章得以和多年未见的同学见面，王国舟也正式地把曹焕章介绍给县委书记。

　　之后，曹焕章被重新分工，负责乡里的畜牧业，因为王国舟分管畜牧业。在王国舟的项目资金倾斜下，曹焕章所抓的畜牧业很快成为北山市的典型，在响当当的政绩基础上，曹焕章被提拔为公路局局长。

　　只是天有不测风云，随着河南省人大副主任李参华的出事，牵连出了已经是北山市委秘书长的王国舟，因为李参华一直是其仕途的庇护人，结果王国舟因为行贿被判刑。

　　这样，曹焕章的仕途也开始走下坡路，被调到只有几个人的编办任主任，而公路局拥有500多名员工。

　　在过去，这种模式遍布基层，以政治关系网为核心的官僚主义现象更是处处可见。

　　而当我们了解了中县的政治生态后就知道，在某些腐化变质的基层，通过各种关系打通十几个关节，根本不足为奇。

　　只要有政治家族的存在，这张无形的网将官僚关联起来，他们就会同气连枝，同声相应。

　　还有第二点，为什么事情多发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呢？

　　因为那段时间，恰好处于中国刚刚迈入信息化社会，而县乡一级步伐太慢，基层的办公方式还非常老套，没来得及跟上时代。

　　当年的此类案例，多出现于县城甚至更加偏远的地区，当地信息通讯闭塞、信息鉴别技术落后的状况。

　　你说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个操作很天衣无缝吗？根本查不出来吗？

　　肯定不是，经手的人越多，环节越多，出纰漏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放在现在，被顶替的孩子家长不需要有什么关系，他可以用各种方式联系到自己报考学校的招生办核实情况。

　　本应是一通漏洞百出的操作，反而被搞得天衣无缝，能够藏匿十余年，连很多当事者也蒙在鼓里不得发觉，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的落后。

　　那个时代，囿于技术限制，中高考的考试监督和录取程序并不完善：

　　学籍管理混乱，身份证未普及，也没有全国联网，考试的时候不需要身份证，考场也没有视频监控；

　　先报志愿再考试或估分报志愿，中高考考试成绩和录取信息由考生在读的初中或高中张榜公布；

　　手工投档，档案材料以纸质档案为主，录取通知书由学校或者是村委会转交给考生等等。

　　稍微看看就知道，这其中的人力因素太多了，事关考生人生大事的信息渠道，被捏在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手上，考生单纯是一个信息接收者，无法自己核实信息正确与否。

　　中小学档案材料、户籍身份、身份证等信息，竟然都可以在县一级层面进行修改！

　　1997年，出考场后对答案的考生

　　所以，只要顶替者能够在县里打通各个环节，修改好所有的纸质档案，就可以造出以假乱真的纸质材料，而高校方面那时只靠这些纸质材料，根本无法准确甄别。

　　而受害者由于信息渠道的缺失，只能靠偶然的机会才能得知真相，在维权时也面临时间久远、各类档案丢失、证据不易采集等技术性的困难。

　　正因如此，冒名顶替案才会多发于那个偏远地区信息渠道不够畅通的年代。

　　上世纪90年代的高考考场

　　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全人类都头疼的问题，难有彻底根治的法子。

　　但是，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相关技术手段的进步，完全可以不断提高某些官员利用职权做坏事的成本。

　　中国在近年来不断完善考试和招生录取制度，改进监督技术。

　　包括电话网络查分、身份证信息全国联网、重要考试全部视频监控、网上阅卷、电子投档、学籍信息联网、建立中小学电子档案、网上填报志愿、电话和网络查询中高考录取结果、录取通知书从高校直接寄给考生本人，等等等等。

　　我是2011年上的大学，我记得我们那一届考生高考时，是需要录指纹的，考场也有视频监控，网上查分，录取通知书都是从高校直接寄到我家里，凭高校录取通知书火车票还可以打折。

　　也正是随着这些全国联网和各种新技术的使用，当年那样肆意篡改个人身份信息“变成另一个人”的事件的土壤被摧毁了，官僚主义手伸得再长也很难操作。

　　但是，技术固然是一部分，官僚主义，尤其是基层的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断然不能忽视。

　　历史上，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基层的腐化都是大问题，基层的这种家族政治越玩越大，到了最后就是阶层被垄断得越来越严重，底层人上升的途径被堵死，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最后不得不推倒重来。

　　如何时时刻刻进行改革，不断优化官场的政治生态，减少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

　　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管理、治人的问题，更是一个依托技术进步优化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目前，242人冒名顶替取得学历的问题，只有2人得到了解决，处理了相关的16个人，还有一大批人亟待处理。

　　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尽快调查清楚，严厉惩处，但是，在处罚之后，如何防止将来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如何保证高考的公平公正？如何处理基层官场的腐化变质？我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