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哥在路上：科场舞弊案，大清朝给出的标准答案：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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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朝国祚296年，盛极而衰，既塑造了中华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巅峰状态，又遗留了大兴文字狱、对内腐败、对外无能的形象。

　　然而，终其十二帝，无论是千古一帝的康熙，还是风雨飘扬的咸丰，对于科场考试、录用士子的公平性，始终是作为朝堂之上的头等大事来对待。

　　科场舞弊的严重程度，对统治阶级而言，仅次于举事谋反。

　　一旦查实，人头滚滚。

　　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丁酉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辛卯科场案、

　　咸丰八年（1858年）的戊午科场案，

　　并称为清朝三大科场案。

　　1

　　大清朝第一位入关的皇帝，是顺治皇帝。清军入关的那年，6岁的他即位登基。

　　一转眼，时光来到了顺治十四年，20岁的他，正处于满腹雄心，意欲有一番作为的大好年龄。

　　虽然清军入关已经14年了，但是南方并不稳定，南明政权在士子、庶族和百姓心中的威望犹存。虽然清廷连年开科考试，但是南方读书人参与科举的热情并不高。

　　顺治皇帝基于民族统一和政权稳定性的需要，极其看重江南乡试，以便拉拢南方士子入朝为官，夯实朝廷执政的合法性。

　　没想到的是，这一年，不仅北方的顺天北闱乡试，出现了舞弊丑闻，连皇上督办的江南乡试，也出现了科场舞弊案。

　　顺治十四年（1657年）11月份，三年一度的江南乡试在江宁城（今南京）举行。

　　为了保证这场在「江南贡院」的科举考试的公平，网罗南方士子之心，顺治皇帝亲自会同礼部，遴选了主考官、副主考官、18位同考官。

　　主考官，方犹：顺治九年当上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

　　副主考官，钱开宗：顺治九年当上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

　　在考官们赴任江宁之前，顺治皇帝耳提面命，千叮咛万嘱咐：秉公选拔贤才，切勿营私舞弊。

　　三年一度、半壁江山、开科取仕的江南乡试，是南方所有乡贤豪绅、前朝东林党门阀、封疆大吏的故吏门生们，一辈子奋斗的战场。一旦上榜录取，将会平步青云，登上天子之堂。

　　二十二位考官到任之后，自觉江宁远离京都，天高皇帝远，对于当地豪绅、前朝东林党门阀的盛情交往，一律不拒，来往颇深。江南贡院的考试尚未举办，坊间就流传一份未来上榜的士子名单。

　　终于到了放榜之日。在文庙看榜的众多考生们惊觉：高中金榜者，不乏才学低劣之人，弹冠相庆；饱学之士纷纷名落孙山，抱怨怀才不遇。

　　那个年代的士子们，虽然被剃了头发，但是气节犹存。他们撕下榜文，大闹文庙，击鼓鸣冤。

　　如果当时就有高速公路的话，相信士子们也会去堵塞交通的。

　　主考官、副主考官见状，一边求助于两江总督派兵镇压骚乱，一边整理行囊返回京城复命。

　　方犹、钱开宗，本来同是士子出身，饱读儒家诗书，但是在登船离开江宁之前，却被人人喊打，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那个时候没有21世纪的社交媒体，但是士子们有的是办法，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他们创作了一首打油诗，四处传播，嬉笑怒骂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以钱取士：

　　孔方主试副钱神，题义先分富与贫；

　　定价七千方立契，经房十二不论文。

　　你看，从古至今，读书人就有一种宁折不弯的气节。欺负谁，也别欺负读书人。因为他们认死理。

　　身在京城之中的顺治帝，有一整套御史言官的通道，来收集御史官员的监察奏折。很快，有一位敢言的御史，上奏折反映江南乡试后：士子愤其不公、哭文庙、殴考官、物议沸腾，并且御前弹劾主考方犹、钱开宗等20位官员。

　　顺治帝大为震惊。

　　这可是清军入关之后，自己治下的第五次乡试，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舞弊丑闻，如果不彻查，必然寒了南方士子之心，危及执政的稳定性。

　　和晚清昏庸晚辈皇帝们不一样，顺治帝不仅有气魄，更有谋略。

　　首先，将涉案的20位考官，摘去顶戴花翎，押入刑部大牢候审。

　　然后，取消上榜士子的举人身份，将参加江南乡试的所有考生请来京城，重新科考。复试的地点，就在紫禁城太和门，顺治帝亲自主持和监考。

　　为了严肃考试纪律，严防死守各种舞弊现象，每名考生由二个全副武装的八旗士兵，持刀肃立。考场内外兵丁林立，气氛肃杀、紧张。

　　这是大清朝296年历史上，唯一一次，由重兵把守完成的科举考试。

　　在天威面前，众多考生惴惴不安，在惊恐万分中完成了考试，还有人全程双手发抖，难以握笔。

　　复试阅卷结果出来后，考官评定等级后，送呈顺治皇帝：14位已录举人文理不通，才学低劣。

　　顺治帝继续追查考官受贿之事，最后裁决如下：

　　主考官方犹、副主考官钱开宗，斩立决！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18名同考官俱处绞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官（有1位同考官提前身亡）；

　　参与贿赂的考生俱处四十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流放宁古塔。

　　天威之下，严刑峻法；闻者咋舌，风清气正。

　　自此之后五十余年，江南乡试，再未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2

　　和父亲相比，后来的康熙皇帝，面对的科场舞弊案涉案官员，棘手多了。

　　康熙年少登基之后，除鳌拜、平三藩、击沙俄、三征准噶尔、收复台湾，完成了千秋伟业。

　　距离上一次的科场舞弊案，已经过去了54年了。天下的读书人，在恩威并施的双重政策下，安于读书。海内升平，国泰民安。

　　然而随着天下的平定，建功立业的机会寥寥，朝廷内部抢夺新科士子资源的一场内部矛盾，正在发酵。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是三年一度的江南乡试年份。

　　发榜后，士子们发现，整个江南被取录的举人们，除了有13个来自于苏州之外，其余全部是扬州盐商的富家子弟，文墨水平一窍不通。舆论大哗。

　　由于明清两朝，依然实行食盐专营制度，扬州商人和盐沾边，实际上是和官沾边。

　　苏州的考生千余人，把财神像抬进了夫子庙，讽刺主考官们是财迷；由于主考官，一个姓左，一个姓赵，考生们就写了副对联，贴在了江南贡院的门口：

　　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

　　这个时候的康熙，一生征战，年老体衰，并没有第一时间获悉江南乡试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幸运的是，苏州不仅有盐商，更有皇家织造。

　　都是跟着官家做生意的商人，谁怕谁呀？

　　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爷爷），就递上奏折，上达天听。

　　康熙收到奏折后，龙颜大怒，下令追查。于是，他委派了第一波钦差大臣南下调查：户部尚书、漕运总督。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两位相当于民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都是省部级官员，级别不可谓不高。

　　他们马不停蹄赶赴扬州行辕，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奉旨陪审。

　　很快，副主考官当堂供认受贿黄金三百两，两位阅卷官也供认徇私舞弊，将在卷中做了暗记的三位盐商子弟，点了举人。

　　三个考官被当堂革去功名，收监看管。按照常理来说，只要行贿考生供认贿赂的去向，将受贿钱财数额查清，就可结案了。

　　然而，舞弊案查到这里，似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因为不断地有包含口供的卷宗丢失、中间证人死去。

　　尤其是一个关键证人死在了狱中，他正是是堂上陪审官、两江总督噶礼，府上的仆人。

　　噶礼身为本次案件的陪审官，不仅是两江总督，手握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的军政大权，更是正红旗出身，祖上曾为大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更是康熙皇帝乳母的亲儿子，钦差大臣户部尚书的儿女亲家。

　　真正的皇亲国戚、封疆大吏、一品大员。

　　钦差大臣骑虎难下，左右不是人，迟迟不给康熙复命。

　　陪考官之一的江苏巡抚，张伯行，35岁考取进士，42岁步入仕途，对寒门士子们的遭遇非常同情。于是，他不畏惧权势，向康熙密报，弹劾噶礼，举报他就是科场舞弊者背后的大老虎、保护伞。

　　与此同时，噶礼也趁机报复，污蔑张伯行和禁书文人来往密切，似有谋反意图。

　　两位陪考官，在朝堂之上反目，文武百官纷纷站队，只不过，绝大多数官员对噶礼的罪行，装聋作哑，反而主张将张伯行革职查办，对于噶礼降职一级处理。

　　虽然后来还派出了第二批、第三批钦差大臣重审，但收效甚微，康熙内心深处认为噶礼主导了这一切的答案越来越明确，但苦于没有罪证，无从下手。

　　此时，皇上的乳母站了出来，指证亲儿子噶礼贪赃枉法，在罪行败露之后，曾经下毒，在家中毒死母亲以便封口。

　　康熙得知最后的真相后，极为震怒。

　　最终留任张伯行，对涉案官员裁决如下：

　　赐死皇亲国戚、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噶礼；

　　对包括主考官、副主考官、阅卷官在内的13位官员，斩立决；

　　行贿的考生，一律处以绞刑或枷责。

　　3

　　康乾盛世结束之后，大清王朝，就如同一个老迈的妇人，日暮西山，垂垂老矣。

　　及至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天国已经席卷大清7年了，半壁江山落入贼人之手；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英法联军逼近了天津大沽口；俄国人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

　　八年前，以20岁年龄即位的咸丰，勤于政事，大手笔地对朝政改革。

　　虽然内交外困，暮气沉沉的官僚系统，让咸丰帝疲于奔命，但是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他除弊求治，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

　　这次出问题的会试，不再是江南，而是顺天府。

　　顺天府，下辖包含京城在内的二十四州县。

　　北闱乡试，和位于江宁（今南京）的江南乡试，各自负责半壁江山的士子科举。

　　咸丰八年的九月十六日，放榜的日子。数千学子们，在上榜名单中，居然发现一位伶人（今称戏子），名唤平龄，以第七位的名次上榜。

　　要知道的是，在清朝时期，社会依然有着等级森严的身份限制，伶人（戏子）是下等人，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更加不要说上榜了。虽然平龄是旗人身份，但是根据清朝的规定：凡为人家奴、长随、娼妓、优伶、隶、卒、或八旗户下人本身及其子孙，均不得应考入仕。

　　如果说是一个普通伶人，语不惊人、貌不出众也就罢了，恰好平龄是一个出色的京剧伶人，经常登台演出。

　　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网络红人，粉丝上万的那种。

　　于是，舆论发酵了20多天后，一位御史官员，将此事件上奏给了咸丰皇帝。

　　本次北闱乡试的主考官，是道光、咸丰两朝的元老柏葰。他蒙古正蓝旗出身，先后担任过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从一品。

　　咸丰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礼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会审此案。前两位都是大清的铁帽子王，后两位是省部级高官。从行政级别上而言，能够压得过主考官柏葰。

　　听说皇帝挂帅，亲自督办，柏葰心里发虚，两腿打颤，求见咸丰帝。没想到的是皇帝避而不见，让他相信联合调查组。

　　稍加审讯，会审调查组就发现，伶人上榜，只是这次科场舞弊案的开胃菜而已。

　　这是一次系统性、群体性、塌方式的作弊事件。

　　审查伶人的卷子时，墨卷草稿不全，诗文病句太多，错字连篇；然而在朱卷上，错别字均被阅卷官朱批修改掉了。

　　刚想提审伶人，却发现伶人已经死于狱中。

　　复查所有学子的答卷，错误试卷竟有50多本，有一位上榜举人的试卷，错别字高达三百多个。

　　会审调查组初步查实，2位副主考官、3位同考官，收受贿赂，修改考生试卷和最终成绩等级。

　　本来，主考官柏葰只是御下无方，管理失察，并未亲自参与到舞弊案之中。

　　没想到的是，咸丰的宠臣肃顺，正好是主考官柏葰的政敌，一心想要和咸丰帝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扫除朝廷弊病，重整朝纲，正需要一个抓手和机会，来杀鸡儆猴。

　　肃顺通过自己的眼线，审讯到了，一个考生本来无望中榜的，却听过多方渠道，联系上主考官柏葰，让他调下了一个寒门学子位于第238位的考卷，换成了行贿考生的卷子，成功上榜。

　　所以，我们不要奇怪，顶替成绩这种黑幕，早在162年前，就被人玩烂了，并不新鲜。

　　最终，咸丰皇帝忍痛裁决如下：

　　包含主考官柏葰、2位副考官、2位同考官在内的5人被斩立决；

　　3人被充军，7人被判充军后赎罪；

　　7人被革职，16人被降级；

　　38人被罚俸一年，13人被革去举人功名或停止会试资格；

　　2人死于狱中。

　　4

　　科举制度始于隋代，止于清代末期，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

　　虽然考试内容止于四书五经、八股文，将读书人的思想局限在故纸堆中，伤春悲秋、针砭时弊，然而科举制度轻门第、重才学、任人唯贤，有效地削减了门阀士族的世代权威，为广大庶族子弟、寒门子弟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为统治阶级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信仰，成为读书人不变的傲骨。

　　科举制度打通了社会最底层子弟向上逆袭的通道，寒门子弟也有了参与政权管理的可能性，封建王朝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教育的意义，已经有了天崩地裂的转变。

　　在当今时代，教育的首要意义在于：教化年轻人，传承知识，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但是，教育的第二重意义，从未改变：

　　为阶级固化的社会，留出一道可以流动的缝隙，给予底层人民向上逆袭的微薄希望，维持社会运行的公平底线。

　　清朝发生的三次科场舞弊案，挑战了统治阶级的基本政治制度，触碰的是天下寒门的逆鳞。

　　斩立决、绞刑、流放充军、抄没家产，刑罚固然过于残忍，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彰显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科场舞弊案零容忍的高压姿态。

　　大清朝已经灭亡108年了，湮灭在了岁月的黄土之下。

　　但是，这种姿态理应成为后世的标准答案。

　　如果在2020年的今天，现代社会再发生了如法炮制的科场舞弊案，我们却充耳不闻，岂不是让古人笑话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