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这一次，中国想拯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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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厉害在哪？

　　说一千道一万，主要是厉害在一个料事如神上。

　　料天，他将孙刘联盟的命运系于天象之上，认定三天之后必有东风。

　　料人，他安坐抚琴大开城门，敢断定生性谨慎的司马懿不敢冒险进攻。

　　料势，他闭门隐居在村野之间，就能预测出未来几十年之后的天下三分大势。

　　别人认为难以确定的事情，他可以给出相当精准而正确的判断。

　　我们所谓的未卜先知、料事如神，其实就是在必要条件未知的情况下，做出最吻合事情走向的判断及最符合局势需求的决策。

　　这是一个善谋者最重要，也是最稀缺的能力。

　　在今天也是如此。

　　在最大程度的未知情况下，如开“上帝视角”一般做出最精准的决策，这是政府决策能力的终极考验。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很多人都将其比作“黑天鹅事件”，即意外发生的，具有非常重大负面影响的，同时存在诸多未知因素的事件。

　　▲黑天鹅表面上看是突发事件，但其发生是存在可解释的深层次原因的

　　这个观点需要被厘清。

　　新冠肺炎根本就不是“黑天鹅”事件，它是比黑天鹅更加复杂而困难的，在公共政策层面上属于“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这是对政府决策能力的终极考验。

　　为什么这么说？

　　公共政策决策者的终极挑战

　　按照确定程度来划分，公共政策的决策环境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情况是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即决策的相关信息都已知，并且有足够的相关经验为决策提供支持。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灰犀牛事件。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顿，在它狂奔而来时，所有人都能确定的预知到它的危险并且做出防范。

　　典型的例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金融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周期性危机原因及规律都做出了预测，所以决策者对灰犀牛事件的爆发和应对是有预料、有准备的。

　　这种决策可以称之为：已知之已知（known knowns）。

　　第二种情况是一般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决策。

　　即决策的相关信息是未知的，但决策者知道这些相关信息的存在。这是人们常说的黑天鹅事件，是可以为事件的爆发找到理由或进行解释的。

　　典型的例子是，今年的美股四次熔断，让巴菲特接连抱怨的“活久见”，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量化宽松+企业回购推高股价形成泡沫，然后被疫情刺破，最终恐慌性的抛售引发了熔断。

　　虽然事件的爆发是未知的，但是决策者对事件爆发的原因和正确的应对手段，是心里有数的。

　　这种决策可以称之为：未知之已知（unknown knowns），即事件在爆发时是未知且毫无准备，但在决策时是可以依据已有的经验和储备进行套用的。

　　现在再看这次的新冠疫情，它其实是不属于“未知之已知”，我们是没有相关的吻合度较高的经验可以套用的。

　　它属于第三种情况，即“未知之未知”（unknown unknowns），事件爆发的无征兆无准备，而在应对决策的方法上我们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参考。

　　在国际公共政策研究学者的视野中，这个问题叫“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研究”。

　　有人说，不对啊，冠状病毒2003年，不是来了一次了吗，当时叫非典，当时我们积累的经验与成果，应该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啊。

　　实际上，在最开始阶段，我们的政府、包括专家在内，对此次新冠疫情的认知，就是类似于非典的2.0，就是属于一个“未知之已知”。

　　“一种新型未知病毒、具备感染人的能力，同时具备人传人的现象。”

　　这是以钟南山为首的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在1月20日做出的判断。

　　他也对全国人民说出了他的判断，严重程度不会超过非典。这其实都是在参照以往的经验，将这次疫情定性为“未知之已知”进行应对的。

　　绝大多数的“未知之已知”，都会随着细节逐渐的厘清而与已有的经验建立起关联映射，最终转为“已知之已知”。

　　但这一次，情况朝糟糕的方向变化了，变成了“未知之未知”。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现在再回顾这惊心动魄的四个多月，再复盘中国的疫情防控战疫时，我们发现，这次的疫情的防控确实是“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这次疫情与当年非典防控相比，有两大不同之处。

　　一是极高的传染性，二是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与特殊的春运节点。

　　当病毒的传染能力和传染面积都出现极大的变化后，这件事就从“未知之已知”，彻底成为了“未知之未知”。

　　在人类传染学史上，我们找不到类似的、可以借鉴的案例。

　　17年前的SARS，波及范围相对较小，除了广东和北京外，全国其他省市地区几乎不存在防控压力。

　　12年出现在沙特的，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只有十例感染者，瑞士的研究机构证实这种病毒可以感染人类，但是并没有提及传染性。我国卫生部更是多次表示：MERS并未出现在我国。

　　还有100年前席卷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一直到最后，根本不是人类用有效的手段消灭了病毒或者是阻断了传染，是病毒“毫无预兆”的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全球4000万人感染的西班牙流感间接的结束了一战，因为各国的青壮年男丁几乎都病死了

　　正是因为“已知经验”的匮乏，导致了武汉市政府在早期的疫情发现与防控上走了不少弯路。

　　最后这个问题，被交到了国家的手上。

　　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并采取最为恰当的应对手段，这是对政府能力的超级“大考”。

　　这依赖于四种能力：

　　快速、准确、全面的信息收集能力；

　　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

　　全天候响应的监测评估能力；

　　快速坚定的调整与转变能力。

　　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策，需要这四种能力的同步协调与配合。

　　而承担这四种能力的主体，则涵盖了专家学者、基层工作人员、高层领导、以及人民群众。

　　有赖于每一个人的配合，这四种能力才能最大化的发挥出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支持完成“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两个深度不确定决策难题

　　第一个深度不确定决策是：封，还是不封？

　　2020年1月23日，是注定会载入史册的一天，武汉在那一天所采取的“非战时全面封城”措施，这样的当机立断与破釜沉舟，需要非凡的意志力与决断力。

　　从钟南山20日晚上确定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到22日晚间做出封城决断，彻底切断一座1100万人口的城市与这个国家的一切交通与人口联系。

　　我们只用了不到48小时的时间。

　　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照可以借鉴。

　　市内、省内的医疗体系如何运转调配？

　　外省市的医护力量如何分配？

　　1100万市民非常时期的生活物资如何保证？

　　潜在感染者如何排查并最大程度的阻断感染？

　　火神山、雷神山的工期如何保障？方舱医院建不建，多大的规模？

　　更重要的是，在封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病毒的感染能力与致死率。

　　如此高级别的应对与反应，到最后有可能发现是“虚惊一场”。

　　2005年，美国医学教授马克·西格尔出版《错误的警报；关于流行性恐惧的真相》一书，认为人们夸大了流行病的危险性，大规模感染病造成的风险比车祸或冠心病低得多。

　　2015年，英国医学教授卡洛·卡达夫在《大流行？姑且听之：危险公共文化中的戏剧性事件》一书中也做了类似的阐释，认为大流行病的实际威胁远远要比专家所声称的低得多得多。

　　“一万次严厉而骇人的警告背后，九千九百九十九次都是空流了一身冷汗。”

　　这是处理“未知之未知”的不确定事件中的另一种态度，充满盲目乐观与侥幸心理的认为，危机是被人过分夸大后的杞人忧天。

　　不去尽力消除不确定性，而是寄希望于不确定性本身可以自行消失。

　　懂王特朗普显然就是这种说法的拥趸：保持冷静，病毒会自己消失的。

　　实际上，整个西方国家在“封与不封”这个问题上，都与我们当初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犹犹豫豫、优柔寡断、首鼠两端，在实施之后也是效率低下，漏洞频出。

　　表面上看是政府决心与态度的问题，但其内在原因，是“深度不确定环境下决策”能力的缺失。

　　而更让我们惊诧也需要全球其他国家政府反思的是，有中国的经验甚至是初期的教训在前，他们在应对这件事情时的表现仍然是如此糟糕。

　　他们已经见证了Covid-19的狡猾与可怕，他们也知道在“地球村”里不可能有国家能在大规模的感染病中独善其身。

　　明知危大概率会到来，但却根本不去学习借鉴中国防控疫情的成功做法与经验，把头埋在沙子里毫无准备，然后期待着危急自行化解。

　　他们硬是把“已知之已知”变成了“已知之未知”（known unknowns），究竟是“未知”还是“不知”，我们只能劝一句“好自为之”。

　　第二个深度不确定的决策是，复，还是不复？

　　封城不是目的，而是极端危急情况下的非常手段，代价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宕机与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

　　疫情一旦出现好转，或者是当经济陷入深度危急的临界点时，就需要考虑，何时、何种方式实现复工、复产、复学。与史无前例的“封不封”一样，“复不复”这组问题的决断，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唯一的方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小步多频的试探，一点点的放开限制，动态弹性的调整，同时留下补救手段与缓冲纵深，把不确定性风险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将发生后的损失也降到最低。

　　否则，在疫情不确定性没有消除的情况下，贸然复工复产，代价就是疫情出现反复，陷入到长期的拉锯战当中。

　　反面案例是欧洲诸国，每日仍然是几百上千的新增。

　　而中国，至今为止，除了哈尔滨和吉林的两次小范围爆发，我们的复工、复产、复学，以及境外人员回国，全部在稳步推进，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疫情反复。

　　我们不光是在疫情爆发阶段应对最优秀的国家，更是在疫情的长期防控阶段做的最优秀的国家。

　　写在最后：

　　张文宏和钟南山等专家多次表示：新冠病毒很有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

　　现在来看，中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并习惯于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国家。

　　对我们而言，情况已经从最初的“未知之未知”，变成了今天的“已知之已知”。

　　这种“已知之已知”不是在医学层面上研制出了疫苗与特效药，而是说整个疫情该如何防控、防控与正常生活、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共存与平衡，我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并且还在继续优化的方法。

　　这一切，我们只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中国的可怕之处。

　　6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从疫情防控的5个阶段，到患者救治的经验方法总结，再到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社会生产生活之间的平衡。

　　我们的经验教训，我们的智慧方法，全都汇集在这份白皮书中。

　　36611个字，记录了这场荡气回肠的战役，凝结了政府对生命的珍视与捍卫，更为全人类留下的一份厚重而珍贵的印记。

　　这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