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冷战是怎么回事？其弹性空间存在吗？如果存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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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冷战这个词就不时出现。在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时候，冷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

　　陈志武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觉得这一场病毒危机可能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和持续的影响，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会加快跟中国进一步脱钩，另一方面就是新的冷战局面会更进一步形成。

　　但在前些天的一次聊天中，我发现，不少年轻的朋友对于上个世纪发生的冷战的事情不甚了了。现将有关的资料整理一下，并加上自己的一些分析，供各位参考。

　　冷战的开始与结束

　　上一次冷战发生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国之间。按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是并肩作战的盟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即告开始。

　　冷战起始的标志有两个。

　　一是在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1946年1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认为，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以东的是一个由苏联控制的阵营。对此，美国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

　　二是1947年美国的杜鲁门主义出台。这被认为是冷战开始的正式标志。当时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讲，提出要遏制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在当时的西欧推行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在军事方面，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苏联这方面，在经济上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就是通常所说的经互会；在军事上建立华沙条约组织。

　　由此，在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形成的同盟关系正式破裂，美苏的冷战正式开始。这次冷战，大约持续了约40多年的时间。在整个冷战期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其中，要么加入这个联盟，要么是加入那个联盟。其间，中国曾想搞一个第三世界，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成型。如果说，在政治上，第三世界有时还能有点联盟的意思，在经济上，则完全没有共同市场的支撑。

　　80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年，是整个世界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年。1989年11月9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目睹了在柏林上演的一幕：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最有力标志的柏林墙最终被推倒了，有1%的东德公民涌入西德与他们自1961年因关闭边境而被迫分离的朋友和亲戚们再度团聚。冷战结束的过程由此开启。1989年12月3日，美苏两国领袖在马耳他的高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

　　冷战的动力：一个动态的解释

　　去年，美国国务院一个研究团队负责人斯金纳，对过去美苏两大阵营持续40多年的冷战提出来一种有意思的新说法。她说，过去美国和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对立的双方都是白人或高加索人种。而和中国的斗争，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竞争对手。

　　斯金纳的这番话，虽然是着眼于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但对于重新思考那次冷战的起因和特征，还是很有启发的，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在世界格局的形塑中，什么因素是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太有吸引力了：一对刚刚获得了战争胜利的二战中的盟国，一对在人种上同源的兄弟，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马上反目为仇，甚至组织起两大阵营对峙了几十年，双方甚至制造出足以多次毁掉地球和人类的武器？

　　对于冷战的起因和动力，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如意识形态的解释，文化与文明的解释，国家利益与势力范围的解释等等。在不同的解释之间，也有无穷无尽的争论。甚至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已经30年了，但关于冷战起因与动力的解释，却远远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也许，对于冷战的起因，我们应当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首先，其原因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若干种因素在起作用。其次，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在动态的意义上是不一样的。比如，两个家庭的矛盾，可能当时就是因为一件很具体的小事情。但演变到后来，可能放不下面子都有可能成为使对立维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冷战形成的原因和维持的动力也是如此。冷战最初的动力，应该是起始于不同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经济与政治制度。因为近代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关于当今时代问题的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解决方案。这种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赋予两个社会以很强的使命感。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一般的胜利，而是消灭对方。只不过，这种消灭不一定在实体的意义上，而是在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意义上。

　　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因素在冷战中的重要性，还可以见之于如下的逻辑：在对立的一方或双方中，当其意识形态的氛围越浓重，领导人的使命感越强，双方的对立就可能越严重，越缺少弹性。比如，在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取代了杜鲁门成为美国总统，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成为苏共总书记，两位继任者都具有更实用主义的特点，这也使得当时的冷战进入一个比较缓解的时期。

　　当然，到冷战的后期，其他因素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似乎会淡化。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会起起伏伏，但不会消失，否则也就不会有冷战了。

　　意识形态对立中的刚性与弹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冷战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就不会有冷战。

　　比如，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就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冷战。因为，在今天，意识形态已经不是重要的因素。当然，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等于没有国家之间的对立。他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说，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就不会有阵营性的对立。没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对立，将是一种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那种多种力量的对立与平衡，即俾斯麦玩的那种游戏。他展望当前的世界时说，当今的世界就是美国、中国、日本、俄国、欧洲，五大势力都很接近的状态。

　　对于加迪斯的上述观点，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同意的是，冷战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不同意的是，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就是利益的问题，就是大国争霸或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因素仍然是重要的，甚至如前面所引述的，在美国的决策层，甚至把和中国的斗争，看作是西方第一次面与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竞争对手的斗争。

　　既然是这样，那应当如何看待冷战中意识形态这个因素以及由此带来的冷战的刚性与弹性？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意识形态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找到软化意识形态冲突的办法？

　　我原来曾经说过，就冲突和矛盾的性质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宗教的与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的。其冲突的强度依次降低，回旋和缓和的因素依次而增加。宗教与种族的冲突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特点，是最难化解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也经常是难解难分，但相对前者而言，理性的程度还是明显增强。而利益的冲突是相对比较容易驾驭的，是可以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的。如果将这三种类型冲突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尽管意识形态本身带有僵硬性，意识形态的冲突相对难以化解，但意识形态本身的弹性仍然是存在的，可以化解的程度是可塑的。

　　寻找冷战中的弹性空间

　　对意识形态当中存在的弹性，从而存在的软化空间，也许可以按照下面的思路来理解：

　　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有关人类存在与发展问题的系统化主张。但在这个主张当中，其内容是相当庞杂的，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是最基本的价值层面，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太重要的。第二个是体制与制度的层面，涉及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安排，并由此形成不同的制度模式。但仔细分析，这种制度模式也是涉及众多的领域，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与文化的、教育的等等。第三个层面才是作为旗帜和符号的主义。

　　如果做这样简单的划分，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内容，其僵硬的程度以及软化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在最基本的层面，即最基本的价值层面，是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的。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人们的认识真的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吗？真的会有如此尖锐的对立吗？这些内容只有在被组装到更抽象的框架中的时候，才显得势不两立。

　　而在体制模式的层面，最起码从上个世纪末冷战结束之后，其趋同或杂糅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如果将时间段拉得更长一点看，就更是如此。甚至在有些地方，非此即彼的分类已经相当模糊。而且，即使是在体制模式的层面，除了其内核的部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具有工具性的含义，并不具有很强的价值内涵。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体制模式的层面，其实也是存在比较大的弹性空间的。

　　当然，最不好办的还是在符号的层面。符号是一种象征，而在这个象征里，实际上承载着很多东西，比如集体凝聚力的功能，对于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解释，甚至于可能还有很强的利益的因素。但即便如此，由于有此前已经积累的经验教训在前面，人类理应变得更聪明，特别是在另外层面的弹性在不断加大的基础上，寻找更为明智的解决方式，条件不是比原来更差了，而是更好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个层面，其包容度也在提高。

　　总起来说，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种现实面前，人们并非是无能为力的，应当以智慧软化意识形态的刚性或僵硬性，降低其对立和冲突的强度，扩大其弹性和相容性的空间。而这需要理性和智慧。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软化这个问题的意图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