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云雾：左宗棠收复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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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海防与塞防之争

　　中国本是毫无争议的头号陆权大国。但是两次鸦片战争将中国推入了苦难的深渊。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同年，黄河、淮河流域爆发捻军起义。1862年，西北爆发陕甘回民起义。兵连祸结，战火四处蔓延。

　　借助中国内乱，英国领头和策划了极为狠毒的侵华大围猎行动，涉及贸易、金融、意识形态、地缘包围等各个方面。清朝刚刚平定太平天国，在英国的支持下，阿古柏就于1865年入侵了中国新疆地区，经过三年攻杀战伐，于1867年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又将侵略势力扩张到北疆，相继侵占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地。

　　清朝政府左支右绌，勉力支撑。1868年平定捻军。1873年，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随后，清廷就是否需要继续出兵，收回新疆这一议题，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用今天地缘政治的术语，就是海权与陆权孰轻孰重之争。这是一次关于中国命运前途的重大政策辩论。其中所展现的地缘政治问题，到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塞防派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认为：新疆形势严峻，沙俄侵占伊犁已成“久假不归之势”，“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

　　海防派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认为海防与塞防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李鸿章的主张得到多数大臣的认同，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表面采取折中态度，实质上亦是反对西征，赞同李鸿章的看法。

　　这时，清政府又密谕正在督办西征粮饷、转运的左宗棠，听取他的意见。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一篇足可作为地缘战略教科书的文章。其境界之深远，思虑之周详，比任何单纯主张海防或塞防的大臣都不知高出多少倍。

　　左宗棠驳斥了单纯注重塞防或海防的思想，认为两者都不可放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左宗棠逐条驳斥了海防派提出的观点（以下结合了左宗棠的其它文章，并有所发挥）：

　　（1）所谓“停撤塞防之饷，匀作海防之饷”，根本就做不到。如果不西征新疆，就必须严密防守玉门关。左宗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这样做耗费巨大，不可能节省防御经费。因为玉门是个不毛之地，在那里屯驻重兵，粮草和给养全都要靠后方补给，当时的运输工具还十分原始，大批物资经过漫长的河西走廊运到玉门，仅巨额运费就会成为中国一项永久性的沉重负担。

　　（2）所谓“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是完全错误的看法。不错，西出玉门关，的确是沙漠一片。但是到了新疆西部，却又有物产丰饶的“富八城”之地。北疆自乌鲁木齐迤西，南疆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如果拿下了这些地方，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籍和土著人民，以充实边塞，很多东西可以自给，然后就可以慢慢减少驻军，所需要的军饷自然能够节省不少，至少比苦守玉门关好得多。

　　（3）所谓“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纯粹是目光短浅之论。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防守边疆。边疆设在何处，自有道理。如果乾隆不开辟新疆，那么清朝势必以玉门关为边城。而玉门的守军无法顾及长城以外的防务，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根本无险可守。而俄国人一旦占有新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长城东进，“日蹙百里，直达辽海”。这样一来，中国将失去长城以外的所有领土，陕西、甘肃、山西各个关隘要地就会时时遭到侵扰，防不胜防，连北京也会成为一座边城，“一日数警，永无宁日”。

　　（4）所谓“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纯是一派胡言。自乾隆开辟新疆后，清朝能够实现西部地区近百年稳定，恰恰是得益于新疆优越的地形条件。新疆地区“三山夹两盆”（北阿尔泰山脉，南昆仑山脉，中间为天山山脉，将新疆隔为南北两个盆地）的形势，易守难攻，使外敌难以侵入。现在俄国日益强大，不断拓展国土，由西向东绵延万里，随时可能从任何一个边境地方向中国发动进攻。对敌人的防御，越深远越好。在我们拥有新疆的情况下，如果俄国人胆敢从中部侵入，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新疆深远包抄其后方，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我们的腹心地带才更加安全。因此，收复新疆，势在必行。

　　（5）海防与塞防并无经费和时间上的冲突。左宗棠深刻地指出：西方国家人员到中国来，首要目的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他们根本不想占有过多中国领土。因为有了领土就必须考虑卫戍问题，必须要设立一系列的机构才能统治人民，这些都需要消耗精力和财政，西方商人根本不愿意考虑这些东西。现在中国与西方诸国均已签订若干通商条约，足以保证西方国家赚钱，他们何必突然对中国发难？如果发难，搞得不好因为战争，导致原有通商条约被废，对他们反而不利。因此，海防虽然重要，但并不是一个急迫的问题。现阶段海防可以从一些容易的、花钱少的地方着手。等到新疆平定后，西征所需费用减少，就可以回头大力发展海防了。

　　（6）左宗棠被人们津津乐道、肃然生敬的一个小故事是命令手下“抬棺西征”，这个故事发生在左宗棠打垮阿古柏，准备收复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的征途中。然而很少有人分析这个故事背后的战略意义。事实上，伊犁河谷地区，是整个新疆-中亚以至西亚地区雨水最为丰沛的地方，素有“塞外江南”的美誉。这里盛产各类作物，粮食产量很高，对于支撑新疆的卫戍极具战略意义。历史上的大月氏人、乌孙人、西辽曾以此地区为中心建立过较强大的政权。唐代和清代则是在平定伊犁地区后，才能够在西部地区建立统治秩序。左宗棠令人“抬棺西征”，绝不仅仅是为了激励将士，而是要告诉所有的西征将士和清政府，伊犁地区的战略地位极端重要，哪怕自己战死，收复伊犁的行动也绝不能停止。

　　左宗棠的以上认识实际上反驳了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关于“一个国家难以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的论断。马汉以英国和法国为例，认为：英国不须维持大陆军，而可集中国力发展海权；法国不仅要维持大陆军，而其海军也必须分驶大西洋与地中海；因此在海权竞争中，法国对英国便居于劣势。事实上，法国难以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不意味着别的国家也不能同时发展。例如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地形之利，减少防御成本，从而将更多的经费用于发展，兼顾海权与陆权。

　　左宗棠的这些思想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林则徐和魏源。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林则徐来到新疆，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从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塞防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

　　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

　　魏源对左宗棠的影响更为显著。左宗棠曾熟读深研魏源著作。《皇朝经世文编》、《海图国志》、《圣武记》，都对左宗棠有着深刻影响，可以说是其事业的理论基础。其中所涉及的地缘政治、军事方略、经邦济世之道，自然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行动有着莫大的关联。

　　二、左宗棠收复新疆

　　左宗棠关于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见解深深打动了朝廷重臣文祥，使其改变了偏重海防的想法。在文祥表态支持和呼吁之下，清政府决心派军队收复新疆，于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为收复新疆，左宗棠采取了先北后南的战略，即先收复北疆，后收复南疆。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乾隆时期克定新疆就是按照先北后南的次序。占领北疆之后，军队的给养可以很快得到当地资源的补充，回旋余地也大。等到敌人南逃，做困兽之斗、垂死挣扎的时候，由于南疆可作防守的地域促狭，围剿起来也比较容易。

　　至于具体战术，左宗棠采取了“缓进急战”的办法。所谓“缓进”，就是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作好充分的准备。随后，大军在刘锦棠的率领下，进击北疆。所谓“急战”，就是战斗时迅速打败敌人，夺回领土。1876年6月至11月，不到半年时间，即全部收复阿古柏所占领的北疆之地。此时，由于天寒地冻，大军进行休整。第二年，1877年4月，大军开赴南疆，稳扎稳打，逐次推进。10月份始发生实质性战斗，到次年（1878）1月即全部收复南疆。总的来说，真正进行战斗的时间很短，用以准备的时间很长。

　　为什么要采取“缓进”之术？因为就军事实力来说，阿古柏的军队与左宗棠的西征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西征最困难的是给养、武器的准备，以及气候的挑战。只有通过缓进，才能把相关的条件准备充分，战斗时方可一击成功。如果准备不充分，就会造成无谓的损兵折将，甚至导致西征的失败。为什么要“急战”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消灭敌人，减少损失。一旦打成消耗战，可能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缓进急战”之术对于现代战争颇有启示。随着武器日益先进，“兵贵神速”这句话已经有了许多新的涵义。必须是条件准备充分之下的“神速”，对现代战争才有意义。否则，缺乏战争器材和多兵种配合的士兵即使很快到达战斗现场，也只会徒增亡损。

　　消灭阿古柏势力后，伊梨地区仍然被沙俄非法侵占。1878年7月，清廷派崇厚与沙俄谈判，昏庸丧胆的崇厚在沙俄的恫吓下，竟然与之签订了屈辱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舆论大哗。1880年4月，左宗棠开始部署军队，准备以刘锦棠步骑万人出乌什，张曜所部七千人从阿克苏分两路直取伊犁。沙俄迫于形势，与清朝政府派出的新代表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这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相对崇厚答应的条件，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

　　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于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如果当时没有收复新疆，那么西藏也可能随之落入外人之手。今天的中国可能成为第二个北宋王朝。两宋的地缘形势之恶劣，政权生存之艰难，已经被历史证明。

　　收复新疆显著加大了中国地缘的纵深回旋余地。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陆权国家必须依托地缘纵深，才能以空间换时间，与来犯的强敌进行周旋，最终战而胜之。中国、苏联之所以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与国土广阔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使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新疆的地缘优势依然对中国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新疆的地形险要，东突恐怖分子难以随意进出，才使得新疆的社会局面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否则，新疆地区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将会十分高昂。而东突分子为了偷渡出境，竟然要选择万里之遥的南部省份，因此才造成了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血案和东突分子枪杀越南边防军官的事件。这进一步证明了新疆对中国的重要。当然，现在中国已在南方省份加强对东突分子的防范，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使命首先是要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站立到世界民族之林，然后再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宏伟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抚今追昔，就不能不缅怀先辈的伟大功绩。假如不是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这些民族英雄通过艰巨努力所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会有今天走向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极力否定古代仁人志士的历史，除了少数农民起义领袖，其余一切人等几乎都被称为“奴隶主、地主阶级分子”，这是十分不正常的。我们的历史观念应该变得更客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