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君：谁想走出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崇拜”？

lameihua

　　如果你想追求一个女孩，别人不知道；可是如果你请一个女孩去喝咖啡，大家就都看到了。活动心眼儿很隐蔽，但是，心思有了，意味着动作就快来了。

　　只是在现实中，多数人对心思不敏感，甚至浑然不觉。就像《我爱我家》中那集，贾志新外调回来，断喝一声“二混子！”，冒牌“发明家”季春生这才结巴着说：“你，你怎么知道我笔名？”

　　胡锡进身为环时总编辑，他的言语很为人们所关注，我称之为倾听中国国家声音的窗口。同样，他所当家的报纸，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平台。不看老胡的微博，不读老胡的报纸，那么可以肯定，你不了解中国，中国也不“关心”你了。

　　5月14日，《环球时报》发表一篇题为《走出“批判现实主义”崇拜》的文章，作者为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高波。我相信，并没有很多人关注这篇文章。但是，我又相信，这篇文章正在透露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当下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的思想该往何处去？

　　作为一种文学理念，更广地说作为一种思潮，“批判现实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用其代表人物鲁迅的话说，叫“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

　　“由此也在一些人那里建立起文学理念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崇拜：以为文学的主要关注，就是‘批判现实’；文学家的价值定位，就是通过‘批判现实’来‘启蒙’大众。”作者没有绕圈子，直接点出了他认为存在于现实中的“崇拜”。

　　按照作者所说，“批判现实主义”遭遇过一次“消”，即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后来又迎来一次“长”，即80年代后，特别是借着“伤痕文学”的兴起，“‘批判现实主义’崇拜得以复苏，文学创作又走上了注重‘揭露阴暗面’，注重所谓‘启蒙大众’的路子”。

　　提到“现实”和“启蒙”，都绕不开一个概念，那就是人民，以及人民与“现实”和“启蒙”的关系。面对“现实”，人民需要的是“批判”还是“歌颂”？“启蒙”对于人民，是阶段性的，还是永久性的？

　　作者以他的理解，给出了两个层面的回答：“正是由于这种‘批判现实主义’崇拜，当今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着中国人民聪明才智和奉献牺牲的现实奋斗和精神奋斗，被一些文学创作者摒弃在他们的文学关注之外了。”

　　在这里，作者的意思是，“批判现实主义”崇拜这个“因”，导致文化人对现实的肯定与赞扬“变少了”。言外之意，要歌颂。

　　“而在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交通、资讯发达，甚至整个地球宛如一村，某些‘文学家’真能如其自负的那样‘启蒙民众’吗？”这段话，让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如今的年轻人，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以作者的理解，他们，至少是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可以睁眼看世界了，不需要“启蒙”了。

　　在这里，作者告诉某些“文学家”，您老该歇歇了！没看到后生们已经出国如同串门儿，欧美日到处跑，见多识广，连疫情期间，都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穿梭过好几回了吗？

　　作者真正想说的，就是这个结束语：“文学家惟有与时俱进，走出盲目的‘批判现实主义’崇拜，以新的立场和新的眼光观照现实，才能把握住生活的主流和历史大势，才能开辟文学创作的新天地、写出新经典，从而不辜负这个新时代。”

　　在商言商，搞文学的自然张口就是文学。其实，我相信作者并非只就文学而言，广而告之，这话是对全体知识分子说的，连张文宏这样平时研究病毒、给人看病开方子的医生，也悉数包括在内；而“不辜负这个新时代”，则有提醒大家看清脚下的意味。而不“以新的立场和新的眼光观照现实”，则隐隐有了“别不抬头看路”的温馨提示。

　　平心而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看不到所谓“人民”的，只看到老张或老李。可是上升到文化或思想，就总会遇到“人民”。那么，人民是需要“歌颂”还是“批判”？其实，人民并不需要任何标签之类的东西，老张和老李有自己的眼睛，有自己的脑子，他们需要的不多，只需要真实。

　　至于这种真实到底是“歌颂”还是“批判”，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什么，交给大家去自由评判就是。只要没有局限和各种框框，相信一番至多几番讨论，事情就会变得清晰。大不了求同存异，老张允许老李继续说话，老李也不剥夺老张讲课的自由，就行了。

　　过去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吗？就人民内部而言，维护老张和老李之间的“小团结万岁”既现实，又重要，他俩团结了，整个人民的团结才有了可能。而不会尴尬到这种地步，即，全世界人民都大团结了，而老张和老李之间，只因为一篇文章，一番话语，就上升到思想之争乃至阶级斗争，后来变成你死我活。

　　历史已经上演过太多批判和斗争，相比那惨不忍睹的各种下场，如今让80后和90后泪眼朦胧的下岗，真是微不足道。

　　现在，人们对“批判现实主义”存在崇拜吗？如果把这种“崇拜”局限于一部分文化人的视角，或许有一点道理，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和视角，早就开始退却，甚至已经开始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此消必然彼长，歌颂现实——当然是现实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早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既然人民本质上是无所谓“歌颂”与“批判”，那么，如果非要“歌颂”人民，则人民无疑将成为一个虚拟的载体，而最后，这种“歌颂”也必定经过短暂的过渡，去寻找真正的对象。在曾经的十年间，我们看到了无数这种现实例子，听上去在歌唱“爹亲娘亲”，但最后的落脚点，都无一例外变成了“不如毛主席亲”。

　　从自由的角度说，一个作曲家当然可以觉得领袖比自己的爹娘亲，但是，如果要把这种“情感”作为一种思想扩展到全社会，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开始。联系到前面所言，这就是老张和老李不存在了，只剩下虚无的“人民”。于是，老张和老李就必须为成为“人民”而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必要时要对他人落井下石，否则，自己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高波的文章提到，“文艺理论家周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称之为‘人民的文艺’”，而召开于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做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而周扬和在此次大会上当选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无疑都是主张“歌颂”的。

　　周扬主张“人民的文艺”，而胡风主张“人的文艺”。后来，胡风在50年代中期遭到毁灭性批判，并牵连一大批人，与当时掌握文艺界话语权的周扬有直接关系。当1955年5月13日，官媒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将胡风定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胡风的厄运就到来了。后来，胡风遭逮捕，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文革中，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1978年无期徒刑被撤销，被释放出狱。

　　事实上，胡风等人的命运在30年代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中就已经预演了。鲁迅和胡风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而周扬则坚持，不是国防文艺，就是汉奸文艺。而在第一次文代会中，这种口号之争就等于宣布，胡风等人必须老老实实，因为不是“毛泽东文艺”，就是“反动文艺”。因此，胡风成为“反革命”，只是早晚的事情。

　　鲁迅主张“批判现实主义”，主张作家有“创作的自由”。虽然鲁迅无时不在为人民写作，但是如果他也出席了后来的第一次文代会，也必定和与他交往甚密的胡风一样，与周扬所讴歌的“人民的文艺”撞车。正因如此，50年代席卷全国的批胡风，实际上已是鲁迅本人缺席的一次思想批判了。

　　“人民的文艺”中的“人民”，其实往往只是指那些围绕在领袖周围的人民。胡风后来在回忆自己遭到整肃的原因时，曾恰如其分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的问题，经历了1978年、1986年、1988年三次平反，才算尘埃落定。而后面两次，已是胡风身后之事，他并没有活着看到那桩毁掉自己一生的“反革命集团”案获得彻底解决，也听不到时任文化部长朱穆之在追悼会上致辞中的那句话：“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

　　其实，高波所主张的“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崇拜”也没什么——如果这种“崇拜”果真存在，并且这也仅仅是学者的个人见解，这都不打紧。只是在现实中，人们的力量不同，而且常常是掌握权力、代表“正统”、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去压制另一方，比如，周扬当年针对胡风。而当这种压制被贴上政治标签，并且要采取切实的行动，就很危险了，比如，1955年5月16日，刘白羽带领公安人员对胡风住所进行搜查，次日胡风即被拘捕。

　　就在文章后面的评论区，就可以看到群众的政治敏感性：“中国主流是大发展大进步时代，应当歌颂，赞扬！如果一味吹毛求疵，无限放大社会问题，甚至造谣诽谤，挑动社会对立情绪，那就是文人的堕落和耻辱！”；“痞子方方之流就是这种‘主义’生出的劣种，被世人咒骂！”。

　　为什么说这种政治敏感性有其危险？因为，说别人是“劣种”的人同样很可能成为“劣种”。文革中，刘白羽同样受到冲击，像官方文章所说的那样“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周扬也是一样，带头批胡风时，他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成为“周风”，曾经掌握文艺界风向的他，终于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了。

　　与胡风被扣上的帽子比，周扬丝毫不遑多让，“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股脑地都赠给了他。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痛批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战战兢兢，只能安慰妻子儿女，其实是在给自己吃宽心丸：“对党的忠心，对毛主席的忠心，对社会主义的忠心，他们可以去查。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总会搞清楚”是将来时，现在必须得去秦城。周扬从此失去人身自由长达9年，与家人失去联系，很多人都以为他不在人世，连北京市户口都被注销了。直到1975年才走出监狱，重获自由。

　　很多人对周扬当年带头批胡风耿耿于怀，但实事求是讲，周扬在文革之后对自己的过往还是有很深刻的反思，对胡风和他曾批判过的人都有过真诚的道歉。

　　在文章中，高波是怎样看待当年的“伤痕文学”呢？“‘批判现实主义’创作一时间大行其道，诸多文学期刊和一些国内外的文学大奖为其推波助澜。不少文学创作者以‘民众喉舌’和‘时代良心’自我期许，似乎唯有在创作中‘揭露’和‘批判’才能显出‘深刻’和‘正义’。”

　　可见，教授是很看不上“伤痕文学”的，也对其“大行其道”表示了些许遗憾。可是，周扬在那十年后不是这样认识的。据周扬女儿周密回忆，对于有人对“伤痕文学”颇有微词，周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

　　在执掌文艺界大权的年代，周扬做过很多错事，但是在晚年，对往事的反思却让他说出如下引人深思的话：“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

　　周扬后来受到批判，但平心而论，仅凭这段话，周扬这辈子就没有以糊涂退场，他在当年第一次文代会上所讴歌的“人民的文艺”，这时才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旋律。

　　回顾历史，人们必须走出同情弱者的误区，必须意识到，在根本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胡风和周扬是完全可以相互转换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原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贾植芳后来曾感概地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任何文艺路线，其根本都应该让作家有自己的思想，让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判断，必须让周扬不成为当年的周扬，也必须防止胡风可能成为另一个周扬。否则，简单地同情胡风，并不能阻止下一次批胡风的重演，而加害者的反思也将流于就事论事。如果周扬下次被整肃了，我们是不是又要把叹息送给周扬呢？

　　高波文章中有一个特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他谈“伤痕文学”的口吻。在高教授看来，我们的“伤痕”真的好了吗？又或者，那些“崇拜”“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在无病呻吟吗？

　　至于文章因“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交通、资讯发达”、“地球宛如一村”，而对民众表现出的信心，并因此质疑“某些‘文学家’真能如其自负的那样‘启蒙民众’吗？”，我只能说，作者关心的似乎不是民众能否被“启蒙”，而是在意民众被谁“启蒙”。并且，显然想当然地认为，如今的青年人已经解决了他们的认知问题。

　　观察我们东边的邻居，人们不难发现，领袖的早年留学欧洲与民众的现实精神世界之间，不存在必然的互动关系。对此，不知道高频教授有无感触？连领袖的“教学”都有够不到的时候，我们又如何相信，群众就一定能“自学成才”，并且“启蒙”已经变成可有可无呢？

　　作为一个好医生，应该钻研那些还无法治好的疾病，而不是反复端详一个出院的病人，并且啧啧称赞自己的医术高明。同样，一个称职的保洁员，应该去清除那些还不太干净的角落，而不是望着一个块擦得很干净的玻璃，美上一整天。这是常识，也是历史的经验。我们伟大的成就并不会因为少提两句就消失了，但是，我们的事业和人民的生活，却一定会在发自善意的、真诚的、不断的自我批评中，走向更加强大，变得更加幸福。

　　毫无疑问，这里的批评，其目的是为了检讨和改进，而绝不是胡风和周扬曾经遭遇的口号震天、残酷无情的斗争。

　　新疆地处偏远，但是高波的这篇文章，却不因地理原因，而变得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