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草：三国公案——魏延之死

大参考

蜀汉悲歌

　　不归路：建兴十二年三月诸葛亮进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伐，同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临终前召开了一个榻前会议，安排后事，遗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

　　从此魏延便走上了不归路。

　　杨议派费祎去传达命令，魏延说：丞相虽死，我今见在，怎么能为一个人的死活耽误天下大事呢？况且魏延何人，怎么能为杨议作断后将呢？

　　费祎忽悠魏延说：杨议是一个文官，军事上的事他不懂，我去劝劝他，让他听你的，行不行？结果费祎一走，魏延就觉得不对，派人一打探，杨议已经准备率队南撤了。于是魏延大怒，率队就撤，结果他一走反而抢到了杨仪的前面，然后拆桥梁、烧栈道。杨议一看赶紧也撤吧，派人修桥铺路、备道兼程也跟着南撤。二人一边走一边告状，你告我反，我也告你反。

　　魏延到了南谷口这个地方，杨仪跟着也到了。

　　易中天先生说：刘禅派蒋琬带宿卫营，就是禁卫军，北上拦截魏延，杨仪也带着部队追击，双方就把魏延堵在了南谷口。

　　易中天先生的这一讲法不妥，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是这样的：“初，蒋琬率宿卫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

　　也就是说，蒋琬只行了几十里，就传来了魏延的死讯，蒋琬于是就回去了，他根本就没到南谷口。

　　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特别指出来呢？因为它牵涉到魏延一案的定性问题。因为蒋琬是代表朝廷来的，如果蒋琬到了南谷口，魏延还敢采取军事行动，那不是谋反是什么？

　　魏延在南谷口这个地方阻击杨仪，杨议派王平御之。两军一对阵，王平就采取了政治攻势，“叱延先登”，训斥魏延说：丞相平日待你们不薄，如今丞相尸骨未寒，你们怎么敢这样呢？魏延的部下一听，知道魏延理曲，于是一哄而散，不为魏延所用。魏延无奈，父子数人逃往汉中。

　　杨议派马岱“追斩之”。然后用脚踏着魏延的脑袋说：庸奴，还能做恶不？魏延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

　　二、中天困惑：许多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遗令”有问题。朱子彦教授首先质疑的是会议的合法性，认为魏延当时已经是征西大将军、南郑候。论功劳论地位魏延都要比杨仪、姜维高的多。榻前会议把魏延排斥在外，事情本身就很可疑。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诸葛亮五丈原突然得病是个突发事件，时间可能不允许象平时那样，把军中的头头都请来开个军事会议，讨论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形势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撤军嘛！再者，以诸葛亮的习惯，把后事交待安排一下就完了，不一定要和众人讨论。

　　另外还有个简单的解释，就是魏延如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场就吵起来了，估计诸葛亮立马就会气死。

　　另外还有三种说法：

　　一是《三国演义》的说法，魏延长有反骨，他是要造反的。

　　二是张作耀先生在《刘备传》中的说法，逼反魏延，除掉魏延。

　　三是吕思勉、陈迩冬先生的说法：这个“遗令”靠不住，是杨议等人假传遗命。

　　易中天先生认为他们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说：赞成《三国演义》的说法，魏延长有反骨，他是要造反的，你这是冤枉了魏延。承认诸葛亮下了这道命令，我们又得批评诸葛亮。说《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不是历史真相，我们就要否定陈寿，而陈寿也是良史呀！

　　这就是中天困惑。

　　经过长考以后, 易中天先生恍然大悟：诸葛亮这是要保护蜀汉政权呀！他要考虑的是顾全大局, 魏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随他去吧。

　　易中天先生的这一解释靠不靠谱呢？

　　三、我来解答

　　以上几种观点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这个“遗令”有问题。《三国演义》和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是小说，我们先不管他，我们先看看吕思勉、陈迩冬先生的说法：假传遗命。这个可能不可能？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有三点理由：

　　第一：诸葛亮人品好、威望高，假传遗命很难达成统一。

　　第二：和魏延有仇的只有杨议呀，要知道不管哪一种安排都是把魏延往死里坑的，其它人有必要趟这一趟浑水吗？没道理呀？你说我有一百万元，咱们分一分，这个容易商量得通。你说我有一个仇人，咱们几个把他杀了吧，这个未必商量得通。

　　第三：平定魏延叛乱，杨仪是认为自己有大功的，如果“坑爹”行为是杨仪和费祎二人的阴谋，他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在受到冷落后就不会有太多的牢骚，而费祎举报杨仪也会投鼠忌器。

　　哪么这个“遗命”到底有没有问题？

　　先假设这个“遗命”有问题，那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给他一个更合理的安排。

　　第一种安排：让魏延接班，很显然这不可能。因为诸葛亮在蜀军将士心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诸葛亮一死，立马人心惶惶，这仗不能再打了，而魏延是要把战斗进行到底的。正像魏延说的：“丞相虽死，我自见在”。以诸葛亮对魏延的了解，能把大权交给魏延吗？

　　第二种安排：魏延不是不肯替杨仪断后吗？那就让魏延先撤，杨仪断后。这个也行不通，杨仪他不干呀！再说他也不是那块料呀。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断后的问题，而是谁接班的问题。

　　那我们就有了另一种解释：这个“遗令”不但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合理的。也有两点理由：

　　第一：断后人选没有错，大军撤退担任断后任务的一定是智勇双全，魏延、姜维符合这个条件。第二：战场位置决定魏延断后最方便。

　　有人说那也不对呀？“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把魏延扔在那里不管，这难道不是问题？

　　其实这不是诸葛亮的错，而是诸葛亮的无奈。

　　诸葛亮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大部队都撤了，就你魏延那点人马还打的什么劲，唯一的选择也只有跟着撤吧，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诸葛亮的这一安排是合理的，也是富于人性化的，只是他没有料到后面会发生那么多事，但绝没有把魏延扔在那里不管的意思。

　　那为什么大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安排有问题呢？我想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费祎见孙权，孙权问：“丞相军前，用谁当先破敌？”回答说是：“魏延为首”。权笑曰：“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若一朝无孔明，彼必为祸。孔明未知耶”？

　　费祎回来就把这番话告诉了诸葛亮。孔明叹曰：“吾非不知此人，为惜其勇，故用之耳。” 费祎劝诸葛亮早作安排。诸葛亮回答说：“我自有法”。这是给魏延定了性的，魏延是要造反的，后来就有“魏延反，马岱斩”的说法，说马岱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在魏延身边的。《三国演义》影响巨大，那些历史学家有意无意的都受了影响。

　　第二，这个安排确实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公平的讲诸葛亮不应为后面的问题负责。也就是诸葛亮的安排和后面发生的事情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好象张三对李四说：某人欠我二百元钱，你去替我要回来，结果李四去了把人杀了。做为一个法官你不能说，你要不叫李四要帐，李四会杀人吗？李四死刑，你也得枪毙。这显然有失公允。张三叫你去要帐不假，可没叫你去杀人呀！同样，诸葛亮只说：“军便自发”，没有叫魏延烧栈道，也没有叫魏延以兵相攻呀！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某些历史学家在探讨历史问题时，他有追究深层次意义的习惯。也就是他有意无意把问题搞复杂化了，那些相对简单却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却反而成了他的盲区。

　　四、谁该负责：事情既然发生了，就该有人对这个事件负责。那么，该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第一、费祎可疑。要说清楚费祎在此案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就让我们首先从费祎和魏延的关系说起。魏延和费祎都是河南信阳人，是老乡。魏延是信阳市三里店人，费祎是信阳罗山人。魏延在诸葛亮时代并没有受到重用，相反有被诸葛亮打压的嫌疑。他在蜀汉政权的高层人脉关系较差，没有什么朋友，费祎比较会做人，很懂人的心理，再加上老乡关系，魏延对他比较信任，是拿他当哥们的。所以，在得知费祎也“坑爹”时，他彻底崩溃，绝望、愤怒的情绪主宰了魏延。在魏延所有的行为中，烧栈道的行为是最不被人理解的，纯属“脑残”，就好比抗美援朝，大部队还在前方，你把鸭绿江大桥炸了。魏延的行为只能用“发疯、发狂”来解释，而导致魏延“疯狂”的，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只能是来自最亲近、最信任人的背叛，而费祎正符合这个条件。

　　在《三国志》魏延传中我们只看到他只说了一句话：“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出门，弛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也。他到底对魏延说了什么，因为魏延的死已成千古之迷。但从魏延的激烈反应看，他一定说了一些不寻常的话，他的表现令人起疑。我们知道杨仪、魏延二人水火不容，二人在一起经常吵架，每到“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流”时，别人劝不下，他能劝下。这时候怎么就没有一言相劝呢？他当劝不劝，令人可疑。

　　在魏延一案中他没有留下明显的蛛丝马迹，但杨仪的自杀，却和他有直接的关系。杨仪在魏延一案后，受到了冷落，费祎去看杨仪，杨仪把费祎当哥们，向他诉苦、发牢骚。费祎回头就向“阿斗”告密。阿斗大怒，说杨仪怎么着，还不服气？于是把杨仪削职为民。杨仪被削职为民后臭毛病不改，牢骚照发，“阿斗”就派人去抓他，杨仪无奈选择了自杀。

　　说费祎可疑，一是他有作案条件：他和二人最熟，也最为二人信任，他了解内情，和杨仪、魏延又是单线联系，便于做手脚。二是他有作案动机：魏延、杨仪死后，费祎在大臣中的排名哗哗上升，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史书上说：蒋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费祎有卖友求荣行为，不是好人呀！

　　所以《三国演义》罗贯中就对这一情节重新进行了虚构：费祎至魏延寨中，屏退左右——“一应大事尽付于杨仪，用兵密法皆授于姜伯约，此兵符乃杨仪之令也。”又说：“丞相遗命不可有违。”我们看这番话，明显有挑拨的意思。魏延正是听了他的一番话才勃然大怒的。可以说《三国演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第二、杨仪过分。易中天先生在讲到这个问题时说，历史学家的看法，多半倾向于是杨仪的责任。一是杨仪“以私愤杀大将，罪浮于延”。就是杨仪出于个人恩怨，杀了这样一员大将，他的罪比魏延的还要大。二是魏延功不可没，“夷其三族，亦太甚也”。陈迩冬先生更加了魏延“有大功，无大错，蒙大冤，遭大诬”的说明。易中天先生在讲到魏延之死时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杨仪把魏延一家都杀了，你还用脚去踩他的脑袋，这个事情太过分了”。

　　一家人都叫人杀了，脑袋再叫人踩两下，有什么。我同意陈迩冬先生说魏延“有大功”的说法，不同意“无大错，蒙大冤，遭大诬”的说法。

　　首先，魏延不叛。理由有两点：其一、就像易中天先生所讲的：他是坚定的抗曹分子，他只是仗没有打过瘾。

　　其二，没有理由。魏延在蜀国已经是官拜太守，征西、征北将军他都干过，并且是两度封侯的，他没有理由投降曹魏。到了曹魏那里充其量也就是这个待遇，还能让他当国防部长啊？家属还在成都呢？

　　其次，魏延不反。魏延带兵向南跑而不向北跑，只能说明他不叛，不能说明他不反。南谷口兵败以后，他父子数人仍往汉中跑，这才说明他不反。他只所以还往南跑，是想论个是非曲直，让刘禅替他做主呢！

　　魏延不听命令，不肯断后，已经理亏。但不断后就不断后吧、南撤就南撤吧，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诸葛亮只说了“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并没有说不听命令就怎么着、怎么着的话。但魏延沿途把桥梁、栈道都烧了，这问题就大了，只这一条就是死罪。就好比抗美援朝，大部队还在前方，你把鸭绿江大桥炸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魏延被灭三族并不冤枉，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能容忍的。烧栈道这矛头对的就不仅是杨仪了，而是包括杨仪在内的数万蜀中将士。如果这个情报被司马懿知道，就有可能给数万蜀中将士造成灭顶之灾。

　　这官司已经没法打了。

　　所以，陈迩冬先生说魏延“无大错，蒙大冤，遭大诬”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魏延一案，《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有自己的看法：《三国志.》魏延传上说：“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意如此，不便背叛。” 《三国志》后主传中说：“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陈寿给他定的性是：“争权不和，举兵相攻。”

　　《三国志》王平传上说：“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这里就说的很明确了，是作乱。

　　既然是作乱，“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杨仪作为一军统帅斩杀魏延，不能说一定有罪。杨仪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前半程始终拿捏的很到位，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在南谷口魏延以兵相攻的时候，他派王平“御”延。一个“御”字，就说明了他是自卫行动。如果在两军阵上斩了魏延，就没有任何问题。但在魏延兵败以后，父子数人逃往汉中的时候，他派马岱追斩魏延，就有问题了。大将是不可以私自斩杀的。魏延已经穷途末路了，可以把他抓起来，让朝廷明正其罪呀！以魏延为蜀汉所立的功劳，罪止于身也就可以了，灭魏延三族，就显得有点过分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诸葛亮安排无错，魏延咎由自取，杨仪过分，费祎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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