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曾国藩出山记

大参考

　　曾国藩办团练，没想到，他在体制外练成了一支新军。

　　体制内的绿营兵，眼看着新军起来取代他们，愤愤不平。

　　曾氏本来就主张裁营兵，皇上也赞成，只因用兵之际不宜裁军，就放下了。

　　裁营兵不如练新军，新军自有新气象，曾氏治军和练兵，都抓得很紧。为练新军，他专折奏保破格提拔参将塔齐布。称，如果此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可以将他一起治罪。

　　塔本满人，又是官军，为人颇有血性，故曾氏选他为搭档之人。

　　又附片特参副将清德，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请从重治罪。

　　疏入，奉上谕：塔齐布着赏给副将衔，清德着革职拿问。

　　当时，湖南调各路兵勇防守省城，塔齐布每日抽调操阅，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几无一日歇息，提督鲍起豹不满意。有提督撑腰，营兵都埋怨塔氏，不时发生争执。

　　曾氏回藉省亲，家居数日，就发生了营兵与湘勇械斗之事，他棍责湘勇以息事，可营兵仍不罢休，又挑起械斗，将事态扩大。他请提督鲍起豹以军法处置，鲍却反在暗中怂恿，使营兵愈发嚣张起来，竟然抄家伙到参将署，要害塔齐布，塔本人躲开了，营兵就将他家砸了。

　　这还不够，还向曾氏大哗，骆秉章出来训斥，才离去。人谓曾氏，何不向朝廷据实参之，他说，我不能为国家弭乱，反以琐事上奏，于心未安也。为练新军，他得忍。营兵骚扰，他要忍，朝廷猜忌，他更要忍，不但要忍，还要心悦诚服无条件地接受，使猜忌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

　　朝廷越是依靠他，越要拿捏他，拿起又放下，几上几下，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回家。做京官时，皇上对他并不小气，还可以说是格外开恩的，那时他上奏折，皇上对他只论是非，可自他奉旨团练，皇上就不光论是非，还要算利害，不光有信任，还要有猜忌了，猜忌有个人问题，更有制度上的考虑。一般来说，能接受制度化的猜忌，才能成为王朝重器，才会被王权授信，做封疆大吏。

　　郭嵩焘难受猜忌，所以，做官老是半吊子，而曾氏惟其能忍，故不可及。

　　塔齐布是他提拔起来的，本来是他的助手，可朝廷偏要把塔放到他头上去。

　　为此，还找个由头将他革职，与那个只会打架、不会打仗的湖南提督鲍起豹一起革职，多少有那么点羞辱之意，再命塔为提督，与他“共办一事”，显然，这样安排，是分而治之。

　　曾氏民间起兵，练成体制外新军，不是万不得已，朝廷不开这个口子，口子一旦开了，就要加强控制，恐有不测风云起于肺腑、生于肘腋……当时朝廷，最害怕的，是起来造反的太平军，最担心的，便是这支体制外突然崛起的新军。朝廷信任的，还是它自己的军队，尽管无能，还得依靠，惟其无能，所以放心，亦因其无能，而一败再败于太平军。故欲灭粤匪，必练新军，此为共识矣。

　　练新军，要到民间去，在体制外练。曾氏深知，以王朝体制练新军，练出来的，还是绿营兵，是绿营兵的扩军，不是新军。不练新军，何以讨粤匪？可练新军先要过王朝体制这一关，过这一关很难。曾氏的功夫不在用兵，若论用兵，一时之杰如石达开和左宗棠，都比他强，他的厉害处，一是治军，当时只有他知道，应该用怎样的军队来对付太平军，不是王朝绿营兵，而是圣人子弟兵。

　　“圣人子弟兵”如何练成？曾氏以理学修身，以讲学治军，以书生领山农，都是子弟和乡亲，耕读合一，耕战合一，把书院开在兵营里，战士都唱《爱民歌》，都做“圣人子弟兵”。

　　惟有圣人子弟兵才能打败太平军，惟有文化中国才能战胜“拜上帝会”。面对粤匪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他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号召国人，起来救亡，不是救王朝，而是救天下，救自三代以来历尽千年维系天理人伦而被粤匪摧毁之纲常名教，救无数以仁人之心义士之魂化而为之且由人民普遍信仰却被粤匪打翻在地的千秋神祗，还田于农还货于商还父母于人伦还诗书于江山还孔孟于中国……如此救世军，当然是圣人子弟兵！听啊听：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从头听到尾：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有了这样的圣人子弟兵，胜敌不难自胜难，最难难在要过王朝体制这一关。

　　一支体制外的军队，如何能让皇上心安？你越唱救亡高调，越打文化中国牌，朝廷就越别扭，因为这表明，朝廷的体制已老朽，朝廷的资源已枯竭了，仅靠朝廷本身还难以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心情不言自明，事实亦昭然若揭，而曾氏的高明在于，他能把事实倒过来说，本来是动员天下救王朝，他说是天子以王朝救中国，这一倒转，朝廷就为他的新军过关开绿灯了——无论新军或营兵都是“官兵”。

　　虽然过了关，都叫“官兵”了，但折腾还是难免，整顿更是必然，尤其在到底以新军民兵为主还是以老军营兵为主孰轻孰重等问题上，皇上还要好好想一想，这样的军队究竟怎样？团练历代皆有，可没有这么大的规模，讲学不算什么，可在军营里讲学，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却从未有过。

　　更何况曾氏拿定主意，必行必果，至少有两次，不管朝廷怎么催，皇上怎么说，他依然故我。一次是从湖南出兵，曾氏船炮未备，决不出兵。还有一次，他坚决回籍守制，不管皇上怎么劝说，什么“移忠为孝”、“经权并用”了，该说的都说了，他仍要回籍守制——要“经”不要“权”。

　　别人可“权”，他不可“权”，他知道，只要他捍卫名教，他的将士就会捍卫他；他要是以朝廷的名义“权”了名教，他的将士也会以朝廷的名义“权”了他。因此，“权”不可用。

　　当然，皇上也没少拿捏他，不光用塔齐布来挤压他，打了胜仗，领赏，朝廷将塔的名字放在他前面，打了败仗，他去作检讨，受处分。好在，塔愿与他同生死，共进退。他打下武昌，皇上一高兴，就命他为湖北巡抚，听了内外有别的劝告，旋即反悔，拿了他的头衔转给别人，让他到前线打硬仗，派官军跟在他后面督战收官，这样一而再，他再也忍不住了，一股南蛮子脾气发作，要回家。

　　皇上不光从外部限制他，还从内部分解他，不久，他的朋友胡林翼，被朝廷授了湖北巡抚衔，他没意见，可连他的老部下李续宾、李孟群都分别授予了浙江巡抚和安徽巡抚的实衔，而他还在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他也没意见，可再呆下去，就是恋栈了，他不怕死，不要钱，不要官，想退。

　　这时，从家里传来了噩耗，他父亲竹亭公去世。闻讣，即奏请以丁忧开缺，自称：

　　我自任官职以来，二十余年，没有一日能够奉养亲闱。前此母丧，我戴孝从戎，此次父丧，我又未能送终。历军营数载，功寡而过多，在国，我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我是百身莫赎的罪人。

　　皇上见了他的奏折，赏假三个月，赏银四百两，以示体恤。不久，他以假期将满，启奏皇上，恳请终制，曰：我在京十四年，在军五年，祖父母、父母先后去世。他们生前，我一天也没有奉养过他们，去世后，我又没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负难安。皇上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可他还是坚持要守制，又具折奏请开兵部侍郎署缺，实在忍不住了，便向皇上沥陈这些年办事艰难竭蹶的情形，说：

　　我带的军队，都是临时招募的，朝廷没给编制，虽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将领在军中，权位不足以相辖，大小不足以相维。我居兵部堂官之位，而势权反不如一省提督。筹饷之事，都要经地方官手，我职在军旅，呼应不灵。我用的印鉴都是临时性的，换了好几次，每为州县猜疑。这些本来都是小事，可关系甚大。我名为统领，都是虚的，寄人篱下，又不会圆通，这样下去，我担心搞不好就要贻误大局。目下江西军势，若有意外，我自当请赴军营，不敢避难。若犹是平安之状，则由将军福兴，巡抚耆龄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我在籍守制，多数月，尽数月之心；多一年，尽一年之心。

　　他把话挑明了说到这份上，皇上也就不再客气了，谕曰：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该撂挑子。可你一再陈请，朕知你并非畏难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你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督率。现在江西军务，有杨载福统带，虽然不需要你前往，但湖南本藉贼氛未息，团练筹防，都很紧要。你负一乡重望，自当尽力，急思报称。

　　他领军五年，跋涉三省，经手钱粮，头绪繁多。既然自请开缺，当然要办好交接，交接时，涉及报销事宜，于是，奏称：我自领一军，越境剿贼，钱粮之事都是自理，用银渐多，历时又久，散漫难清。拟将水陆各军费用，分为数项，截清起讫，一并报销。所有经手人员，都是由我本人前后委派的，分处江、楚各省，等到江西军务要结束时，就请他们为我办理报销事宜，造好帐册送户部。如有款目不符，要认赔追缴的，都由我来担当，与他们无关。他这样说话，一定有些心酸，每当他独念双亲时……

　　他一肚子辛酸，可皇上却自有如意算盘，武昌早已收复，九江就在眼下，安庆指日可待，金陵还会远吗？何况金陵早已乱成了一锅粥，洪、杨内讧，杀来杀去，已是自作孽不可活了。你曾国藩不是要守“经”吗？那你就守着吧！等你守制期满，朕已平天下了。当胡林翼建议尽快起用曾国藩时，皇上居然说道：“朕因该侍郎恳请终制，情词恳切，且江西军务渐有起色，是以令其暂守礼庐。”皇上觉得，不用他出山，也可以搞定了。但战局的发展，那会顺着皇上的如意算盘？不久，太平军反攻倒算，翻了盘。

　　官军无能，原以为桃子熟了，赶快去摘，反被太平军击溃，皇上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将官军的血本赔光了，这才懂得，要救亡，还要靠曾氏的圣人子弟兵。子弟兵，谁来领？皇上问手下，手下都装病，没人敢认领，最后异口同声，谁家的孩子谁来抱，谁家的军队谁来领，斯人不出奈苍生何！

　　于是，曾氏出山，大权统揽，他以名教手筋，跟皇上扳手腕，汉人从此收复国权。

laogaofeng

尚楼

一个满奴而已！

尖椒炒肉

汉人从此收复国权
放屁
没有天平天国他连个屁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