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陈默，在心理的层面，两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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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关于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的调查：

　　发布时间是4月21日，调查对象为1000名美国成年人。在这些受访者中，

　　约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持正面看法的占26%。进一步细分，无论是按照年龄、党派、收入，还是教育程度来划分，受访美国人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都超过半数。今年的调查结果还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达到历年最高。

　　该项调查还发现：

　　2006年是受访者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一次，持负面看法者仅占29%；2017年，川普执政以来，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47%升至66%，上升了近20%。但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的负责人之一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次疫情对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态度，影响并不大。

　　欧亚集团基金会关于中国人对美国看法的调查：

　　欧亚集团基金会在4月初也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根据2019年10月对410名中国成年人的调查，以及2020年2月15日至3月3日对730名中国成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

　　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人从2019年的19%升至28%，持正面看法的人从58%降至39%。

　　上面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在美国民众中，还是在中国民众中，对对方国家的看法都在愈趋负面。应当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最近在文章中指出：有政客借机捞取政商利益，甚至推动中美“人民脱钩”。注意，崔大使使用了“人民脱钩”这个词。最近很多人在讲脱钩的问题，如法律脱钩，科技脱钩，政治脱钩，经济脱钩等，但民间的、心理的、文化层面的似乎还没怎么有人讲。而这个层面的事情是不容忽视的。

　　孙立平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金灿荣教授说，将来的世界就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当然，他是就经济来说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在经济的意义上实现之前，在心理的意义上先实现了呢？我们在疫后可能面对国际环境的恶化。这个恶化，可能不仅仅来自于官方，来自于政界，更可怕的是来自于民间。

　　第二段资料，是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讲的两段话：

　　西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关心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前，没有几个人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的疫情是怎么解除的，他们也不知道。我以前对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有一些信心，我觉得他们还可以比较公正地报道中国。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我发现媒体关于中国的叙事和讨论，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很多跟中国友好的人士，甚至包括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的态度都变了，而且是根本性的变化。我过去以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一个总统不可能改变大家的思想，不可能改变舆论的导向，但是我发现特朗普上台之后，他确实改变了舆论的导向，特别是改变了整个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

　　反过来看，美国的疫情那么严重，死了好几万人，但美国老百姓对此并没有特别大的情绪。在一个选举型的国家，政府做了该做的，还是很多人死亡，那就没办法，人民只能接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治社会文化，美国那些政客们才敢说出来我们要死多少多少人。但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体制下，说这种话怎么行！老百姓没法接受。我们国家从传统上来说，政府就要对人民负有近乎无限的责任。但像美国这样的选举民主国家就未必是这样的，选举制下的政府只对选民负有限责任。他们关注问责，而不是责任，就是如果政府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还要死人，那就是力所不能及的，人民也就不能抱怨。甚至，特朗普说不定已经成为抗疫英雄了，尽管他没做什么事，而都是各州在做。

　　在这种情况下，政客们起来动员美国社会和美国老百姓对抗中国，媒体在这种问题上一般不会去反对，也不会为了这种事跟特朗普去唱对台戏。美国媒体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内外有别，关起门来虽然可以把特朗普骂的狗血喷头，但是对中国，政客和媒体之间百分之七八十是一致的。比如佩洛西，她跟特朗普可以说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可是到了中国问题上，他们俩的说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这两段话并不是姚洋教授在那次访谈中要谈的主要内容，但却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在选举体制中，民众有关政府责任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心态。顺便，也就可以理解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没处理几个官员，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度还在提高。

　　社会心态是微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