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全球化：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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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主义全球化与现实主义全球化

　　这次疫情对世界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全球化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疫后全球化演变的可能趋势和前景，是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对此，人们提出了种种的看法和想象。

　　在这里，我想用浪漫主义全球化和现实主义全球化两个概念，来概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什么叫浪漫主义全球化？就是从最容易实现全球化的经济层面来构建全球化的逻辑和想象。

　　什么叫现实主义全球化？就是从最不容易实现全球化的价值观层面来反推全球化的逻辑与可能性。

　　疫前与疫后全球化演变的基本趋势就是，从浪漫主义全球化走向现实主义全球化。

　　冷战结束后的浪漫主义全球化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此前的实际上的半球化转向真正的全球化。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当时，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他说的是，支配人类社会的另一种逻辑终结了，由此，人类的历史进入了单一逻辑的时期。

　　这是一个西方社会信心爆棚的时期。而信心的基础就是以技术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趋同论。上个世纪60年代，贝尔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他认为，在现代技术的推动之下，社会的构造会越来越趋同，意识形态的差异会越来越不起作用。

　　这样的假设，支配了西方人脑子里的全球化想象。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加入WTO，不仅是同意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更是同意进口民主社会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一波全球化中，其逻辑的脉络是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制度的接近→价值观的趋同。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疫后的现实主义全球化

　　浪漫主义的全球化，不但把全球化的过程想象得过于简单和浪漫，而且，即使是在经济层面，也忽略了资本和产业转移对发达国家自身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产业空心化和失业问题的加剧。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疫前，过去那种全球化就走不下去了。所以，如果疫后出现明显的逆全球化过程，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疫情所造成的转折点，而应当理解为，其实是疫情加速了原来就已经开始了的趋势。

　　根深蒂固的原因，是不同层面因素的全球化难易程度不同。现在看，最容易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其次是制度的接近，比如不同政治制度与市场的嫁接；最难的是价值观层面的。所以，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冲突。

　　确实，疫情会成为一个加速这种趋势的因素。疫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框架中应对突发灾难机制的落后，与全球化时代瘟疫传播的速度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对疫情的应对中，人们重新感觉到经济主权的重要性，在抗疫的关键时刻，一些国家发现，自己甚至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国际组织在抗疫过程中的不力和被动。

　　这种种因素，在推动着全球化由浪漫主义的阶段转向现实主义的阶段，这也是全球化驱动力反推的过程：原来是从最容易实现全球化的经济层面来想象全球化的逻辑和前景，并由此形成全球村的乌托邦。现在则要从最不容易实现全球化的价值观和文明层面来反推其他层面全球化的逻辑与可能性，现实中能做多少？能做多少是多少。

　　现实主义的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那么，在现实的层面，现实主义全球化会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感受到这样几点：

　　第一，对于全球化的更为谨慎的态度。就是前面所说的，会更多地考虑全球化在现实中能走到哪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在这当中，尤其会谨慎地权衡利弊得失。

　　第二，更加强调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合作，而不是削弱主权的一体化。这次疫情会重申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在浪漫主义的全球化中，人们把部分放弃国家主权看作是为全球化所必需；在现实主义全球化中，国家主权可能会成为合作的前提。主权经济会再次受到强调，而欧盟也许会更为松散。

　　第三，价值观的位置会更为突出。亨廷顿的预言会得到更多的验证。

　　第四，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结盟。在现实主义全球化中，局部结盟会更为重要，也是新的现实主义全球化中最主要的合作方式。但在这种结盟中，会更加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