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谁把冀中星逼上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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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关注的北京机场爆炸案，10月15日上午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宣判，当事人冀中星一审被判有期徒刑6年，冀中星的家人当场表示不服，要继续上诉，而他的代理律师刘晓原认为冀中星的判刑，法庭既没有考虑他失手引爆的事实，更没有考虑导致此举的直接原因。

　　刘晓原称：所谓“轻判”是指冀中星被抓以后，能够如实的交待案情。实际上，冀中星不构成爆炸罪。他的行为是过失爆炸，没有造成他人伤亡，也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所以，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刘晓原强调：冀中星当年被无故殴打致残，他曾到公安报警，到法院诉讼，到政府上访，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去了北京机场。而且，去北京机场主要是想引起社会关注，并不是真想炸机场，或伤害无辜。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引爆，所有这些法院都没有考虑。

　　2007年——2008年冀中星曾多次到北京上访，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是谁把冀中星逼上了一条不归路？难道不值得执政者乃至执法部门反思吗？或许被判刑，对于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冀中星来说还是一种解脱抑或一种安慰，但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具有最优越制度的国家，足以应当引起执政者和官媒的深刻反思。

　　生于山东省鄄城县富春乡的冀中星原本是个务农的“人民”，他走向遭来横祸犯下大罪就是因为离家出走南下打工。

　　2005年6月，26岁的翼中星半夜三更还在用摩托车载客挣钱。凌晨两点还在拉客，说明翼中星勤劳吃苦，由于他白天工作收入不高，必须“起五更，睡半夜”。在载客途中遭到“人民巡警”追赶，在巡警追赶不上时，又遭到得知通知的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治安队有组织有准备的七、八个治安队员的伏击截堵。这些人看见冀中星急忙而来，一拥而上，挥舞比打狗棒进化多了的钢管钢筋朝冀中星扑来。他们把乘客龚涛摔出车外，用钢筋、钢管在冀中星腰上、背上、腿上暴打，导致其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

　　更无人性的是，他们把翼中星打伤打残后，对这个异乡打工仔的家人连招呼都不打，若非乘客龚涛打电话通知其家人，翼中星只能奄奄待毙！

　　闻讯从山东老家赶来的冀父冀太荣说，他们在医院看到的冀中星“就像死人一样，只有耳朵贴上去，才能听到呼吸。”“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叫不醒，醒来也说不了话，四颗门牙都没了，上嘴唇、下嘴唇肿得老高”。后经医院诊断查明，“冀中星腰椎体爆裂性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在医院照料了七天的女友在得知其完全瘫痪之后，悲哀地离去。

　　从此，冀中星开始了8年的轮椅生活，“生活太单调了，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瘫痪后，大小便不能自理，小屋里常年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渐渐的大家很少再登门了。他的身体从肚脐眼以下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几年来邻居都很少见他出过门。《公益时报》记者吴贤德曾采访过冀中星，言说冀家里很穷，至今还住茅草房，被东莞治安队员打伤后没能力就医，在家拖着，下半身早已溃烂。“我觉得他是对这个社会彻底感到绝望了。”

　　在最后一篇博客里，冀中星留下了一句话：“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冀中星整整熬了八年还不见个头啊！

　　冀中星被治安队员殴打致残后，律师薛朝辉要求厚街警方以故意伤害立案，遭到拒绝。随后，到东莞市法院告状，得到的判决是：举证不足，事实不符，驳回诉求，判其败诉。仿佛那瘫痪残废的身体和不到一个月就花光的七万多元住院费，都不算冀中星遭到毒打的“事实”。

　　2009年9月他又致信中央政法委。2013年7月17日，东莞市信访局收到国家信访局转来冀中星在国家信访局网上的投诉信。但在特色国情下，应当解决问题的东莞市各有关方面互相推逶，其间东莞市政府给过冀中星10万块钱为“救助款”，是“考虑到冀家庭困难，经市公安局协调，由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要求保证此后不再因此事上访。无奈之下的冀中星屈辱地签下“城下之盟”，但并不服气。

　　《环球时报》曾对冀中星的遭遇发出冷血的评论：“如果我们同情、鼓励弱势的不幸者做所谓‘暴力反抗’，中国尚不牢固的法治基础就会再向混沌倒退，社会将永无宁日。”而绝大多数人民都明白，摧毁“法治基础”的并非人民，造成弱势群体“暴力反抗”和“社会将永无宁日”的，正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

　　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早就说过：“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站出来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要追杀我，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鉴于马丁·尼莫拉的教训，今天，我们是否应该站出来，为冀中星说一句公道话，执政者是否应该站出来，对冀中星说一句“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