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巴黎日记“打个电话就说你确诊，还不让去医院”

lameihua

　　2020年3月25日星期三晴

　　今天又是风和日丽。感觉老天爷在和法国开玩笑：封城前一直阴雨绵绵，现在却天天暖洋洋的旭日高挂。

　　每天醒来都是一惊一喜。喜的是国内好消息越来越多，八达岭长城开放了，湖北的A级景点也陆续宣布开放了；英国《金融时报》头版照片报道了湖北逐渐恢复正常的消息；捷克今天宣布把中国从疫情高危名单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加拿大等国。忧的是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漫漫长夜何时止。

　　随着法国疫情的急剧升级，越来越多华人感染，他们艰难的寻医之路也在华人微信群得到广泛关注。

　　一位来自辽宁的肖女士，3月15日出现症状。17日坐地铁去附近的医院急诊科。医生只是量了体温，开了退烧药，也没有检测，就让她回家了。18号又去家庭医生问诊，也仍然是只开了退烧药。19日丝毫没有好转，只好打急救电话，一天都无果。20号，她又乘地铁去医院，此时体温已经到38度以上，就留院观察了。

　　肖女士的经历并不是特例，打急救电话不通或者不受理是常态。有的打通了，对方通过电话就确诊他得了新冠肺炎，让他在家自我隔离。

　　当然不仅是华人，整个法国都是如此。所以根据法国最新民调，73%的民众认为政府没有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这个数据比一周前大幅上升16%。只有37%的民众对政府的行动有信心，80%认为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

　　只是这些活生生的细节，法国媒体几乎不报道：或许有禁令，或者根本就没有兴趣。可是当武汉遇到困难的时候，它们的报道可非常详细，有图有“真相”。不知中国驻法国的各大媒体去医院报道现状，是否会被允许？

　　这几个华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法国应对疫情的漏洞有多大：

　　一是超出医疗能力，急救电话基本丧失功能。

　　二是病人乘公交，造成大众传染的风险很高。

　　三是医生确实不重视，对病人的处理没有意义，对遏制病毒传播也没有意义。

　　四是检测能力有限，检测不严谨，居然通过电话问问情况就能下结论！

　　五是居家自我隔离的方式在武汉已经证明是失败的，既会传染给家人，也会造成社区传染。要想打败如此狡猾的病毒，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收尽治，全面检测，发现一个隔离一个，相关接触者也要隔离观察。

　　就在今天，还有两个医生和护士工会下令提出进行大规模的检测，但这显然超出了法国国家的能力。通过这次疫情，我发现法国的国家动员能力比较弱，社会组织性比较差。像隔离监督这样的事情，社会居然自己解决不了，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感觉像是一盘散沙。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一名在最严重疫区执行隔离令的警察被袭击者击中头部，严重受伤的事情。

　　不仅民众如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不同调。比如法国政府禁止各地每周两次的早市，图卢斯市长就公开反对拒不执行。中国只有遇到拒绝隔离的病患或者疑似者，才会运用国家机器强制执行。其他都是通过街道、居委会、小区管理委员会自主解决。

　　有网友问，尽管我分析了这么多，他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如此排斥中国经验，难道仅仅是思想不解放？僵化？碍于面子？

　　从我这个政治学者的角度看，原因自然并非这么简单。到今天，应该大家都已经明白西方的套路：可以承认世卫组织推荐的中国经验是成功的，但一定要否认它是不正确的，尤其重要的是不能承认它可以适合其他国家。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住已经被震撼的西方政治制度。至于这么做，代价是什么，谁来承担这个代价就不重要了。

　　所以，欧美可以出现我放弃和牺牲老年人的论调，却绝不会承认中国经验。说实在的，从实力来讲，西方抛出这样的论调我还是很意外。西方国家统治世界几百年，积淀厚的很，刚开始应对疫情就出现这样的能力不逮，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尽管以中国的标准，西方对人的生命太过轻视，但以西方自己的标准，却未必是这样的结论。今天早上法国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医生BORIS Cyrulnik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这样一句话：“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把个人的生命置于经济之上”。我决定破例，把这一历史性的、文献般的评论用法语原文呈上：Pour la premiere fois dans l’histoire humaine,on fait passer la vie des individus avant l’eonomie。信奉西方价值观的群体不妨思考一下这句必将载入史册的当世名言吧。

　　在惨烈的现实面前，BORIS Cyrulnik医生还发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呐喊：“个人主义让我们付出太沉重的代价。个人主义导致病毒的传播”。确实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澄清了多少过去处于迷雾状态的真相和观点。诚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是迄今为止，整个法国所出现的最深刻的反思，倒也不愧法国思想之国的称号。恩格斯还说过一句名言，我就借花献佛送给这位医生和他的祖国：“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无独有偶，一家荷兰民调公司通过线上问卷，发现经过这场疫情之后，中国民众对个人主义的行为容忍度降低，认为不可接受的比例明显上升，对秩序和结构的渴望更大，价值观有明显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实用理性的民族，不会做任何理念的奴仆，相信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

　　或许有人觉得西方对中国经验的排斥，我的解读有些上纲上线，太过敏感。但我们要清楚，政治安全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核心利益，中国是，西方也是。实在不是我敏感，而是西方太敏感了。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是第一个战胜病毒的国家，但3月20号，德国之声的评论员还发表这样的文章：“北京失败了。我并非带着傲慢或优越感说这番话。欧盟和美国能否克服这场危机，仍需拭目以待”。你能相信如此颠倒黑白的文章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吗？

　　中国现在应不少国家的请求进行援助。一方面是因为当初许多国家帮助过中国，我们理当涌泉相报。中国一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考验的时候到了，中国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再者，现在也只有中国有能力帮助世界，全球化下各国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会最终伤到自己。

　　这本是正常的外交和人道行为，但西方仍然嗅出了不安的气息，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3月24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中国在帮助某些欧洲国家获得医疗装备抗击疫情中采取的“慷慨政策”发出警告，指出中国此举的地缘政治意义，并呼吁欧盟国家在这场全球舆论战中争取影响力，在这场舆论战中，有人正试图诋毁欧盟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形象，对此，欧洲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到诋毁。

　　法国媒体则干脆说：“欧盟对其成员国的援助如果无法跟上外部国家援助的脚步，那么这一场舆论战和国际地缘战争，欧盟恐怕会很难打下去”。一场援助都上升到了战争的程度，西方早已剑拔弩张。

　　我对这个警告特别不满的是，一份欧盟内部文件显示，欧盟尽管发出口罩和护目镜求购信息，但没有收到任何制造商的报价。假如很多国家都有能力、也都争着援助欧洲，欧洲或许有底气这样讲，但现在别人理都不理你。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帮助欧洲的国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而早在这位高级代表之前，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就提出要当心中国分化一个欧洲。至于媒体更是充斥类似的言论。《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说：“如果美国将以往的全球秩序和西方的优势统统简化为‘美国优先'，并相信在单边主义和撤退中找到了灵丹妙药，那么现在出现的情形便是后果：别人乘虚而入，而且还将发号施令。”

　　最后一个例子则是，疫情日益严重的西方终于开始向遏制疫情的国家请教了，而且是国家领导人亲自请教：这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瑞典总理斯特凡·洛夫文。至于被请教的国家自然不是中国，而是韩国，要求提供有关该国防疫措施的详细信息。此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也开始全面宣传韩国模式了，甚至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到目前疫情仍在恶化的国家，当法国封城时，还一定要注明这是学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看看西方的诸多表现，您还会认为我是过敏和上纲上线吗？

　　我有一点感触很深的是，西方连世卫组织推荐和认证的、中国采取的有效抗击疫情的措施，都以不适合等理由拒绝，可是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建议中国应该采纳西方制度模式呢？

　　今天中午，法国总理菲利普再度亲上火线，一口气发布25条行政法令，重点是下令对企业个人的经济援助措施——用总理的话来说这是第五共和前所未有的。法国另一个好消息是军方建造的方舱医院开始启用，总统马克龙前往视察——自疫情来的第一次，马克龙总统戴上了口罩。但几个小时前，记者提问总统视察野战医院会不会戴口罩？政府发言人茜贝特•尼迪亚耶表示，保持一米间距规定，总统认为没有必要戴口罩。

　　谈到口罩，《巴黎人报》援引专家的意见说：“防止新冠病毒传染的最佳办法就是戴口罩。认为口罩无济于事的观点大错特错。戴口罩有助于大大降低感染风险。”理念终于转变了，那么法国政府是继续皇帝的新装裸奔呢，还是尽快想办法解决呢？

　　今天又是欧洲黑暗的一天：西班牙成为继意大利之后第二个出现单日死亡人数超过700的国家，现在人口只有4600万的西班牙死亡人数竟然超过中国。西班牙医疗物资短缺，医护人员不得不用垃圾袋做成防护服，这样的条件导致4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此外，英国国会宣布停止运作一个月，查尔斯王储确诊阳性。英国牛津大学一项医学研究结果更是惊人，自今年1月以来，可能多达一半的英国人口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意大利死亡人数则第一次突破7000，确诊总人数突破7万，预计最多两天意大利就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确诊病人最多的国家。

　　还有，今天欧洲又增加一个破万的国家：瑞士。

　　法国今天除了死亡率突破5%以外（5.27%）,更令人心惊的是有100到150个养老院被感染：群聚加高危人群，法国的疫情将进一步恶化。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目前只统计医院死亡的人数，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则在未来几天才合并计算。

　　面对不断加深的危机，法国总统府也启动了关于GPS追踪感染者的研究，因为这个办法在韩国取得了成功（呵呵）。但马克龙总统仍然持谨慎态度，担心破坏基本自由，不愿动摇法治支柱。“基本自由”和“法治支柱”的虎皮都不小，只是和宝贵的生命比起来，究竟谁更大呢？从政治智慧上来讲，为什么他就不能包装成GPS定位是追踪病毒，保护自由和法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