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川：2020，中国以科技进步驱动经济转型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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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今春这场瘟疫，让本来就进入经济增长拐点后的中国，在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科技脱钩的巨大压力下，又雪上加霜。持续了一个多季度的疫情，将严重影响全年的经济增速。可以断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艰难和险峻的一年。无论怎样翻出庚子年的历史来解释或预言今天中国将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如果不深化改革和主动转型，多年积累的风险和各种突发危机必然就会接踵而来。

　　经济增长拐点后的趋势

　　一、地方债风险增加，债务驱动的增长已成强弩之末，投资拉动的转型迫在眉睫

　　投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但是当基础建设开始饱和后，大量回报低的投资项目，尤其那些自身没有盈利能力，依赖政府财政支付的高杠杆PPP项目，会导致投资动力减退，尽管国内的资本富裕，甚至外流，高回报的权益型投资正在逐步退出，低回报、高杠杆的债务型投资成为主导。这种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方式不仅难以维系，而且在不断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

　　2019年11月底，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6.2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33万亿元，合计37.6万亿。此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城投债余额7.8万亿元，加上今年为刺激灾后经济而实施十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新发行的债务，债务总额会突破50万亿，这个庞大的债务按照4%的利息，每年要支付2万亿的利息，对于投资回报低的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尤其对于那些在经济下行中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的地方债来讲，更加凸显债务违约的风险。

　　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中，债务型投资驱动不仅不可持续，低回报的项目还会浪费宝贵的金融资本，对经济转型和增长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投资方式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要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用领投的引导方式，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成为内生型经济的转型动力。

　　二、内需“内虚”，消费/GDP比重过低，2020年要在提升国民消费能力上下大力气

　　2019中国的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57.8%，而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80%，相比全球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78%来讲，中国还有20%以上的增长空间。之所以消费动力不足，出现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用于医疗、养老和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国民不得不依靠储蓄养老和买房养老等形式以备不虞，导致国民消费信心不足，但房价却连年上涨。

　　房价体现了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征：房价是货币现象（买房防贬），也是社会保障不足的现象（买房养老），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依靠。贷款购房者是以牺牲未来消费的方式来支撑高企不落的房价。

　　美国的联邦政府财政预算

　　201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大致分配比例是：退休金与失业金等占33%，医疗健康占28%，社会保障支出合计61%。国防占15%，债务利息占7%，退伍军人福利占4%，这五项已经占了87%了，剩下的部分包括交通，农业与食品，住房与社区，能源与环境，教育（主要在州，市两级政府开支），科学，国际事务，政府自身开支一共只占13%。

　　再看2021财政预算，总支出大约4.8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支出是社保支出，高达12110亿美元，约为25%；如果加上医疗保障7460亿美元和中低收入家庭的医疗财政支4520亿美元，那么在社保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总支出高达24090亿美元，占总财政支出约50%。这个就是公共财政的核心特征，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社保和医疗保障支出。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支出/GDP之所以高，就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以国民为本，医疗与养老保障制度健全所致。

　　中国要想提升内需的消费动力，需要借鉴以民为本的财政支出模式。因为消费是最终动力，消费弱，投资回报必然低，从而导致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用快速递减，资产价格因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逐年上升，造成资本脱实入虚，经济增长乏力且失衡加剧。

　　中美贸易战的趋势

　　中美贸易战的深度和广度会超出我们的预期，很多出口型企业今年会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

　　尽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双方白炽化的贸易战阶段性的告一段落，但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转变。这个趋势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如下：

　　特朗普不仅要制造业回归美国，以解决美国的就业率问题，对于那些无法回到美国的低端制造业，他也希望离开中国，让这些供应链转移至越南和印度等国。同时，他又希望美国的农产品能够打开中国的市场。当然，中美贸易在互补性上，当然是美国的农产品和高科技是中国所需，而大量的中国制造也是美国所需。但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全面禁堵，使得中美间贸易不得不依靠中国进口大量美国农产品和石油来平衡，这对中国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战略风险，即农产品对美国的高度依赖。

　　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开放的世界与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下的跨区域的细密分工与各国间彼此互补和相互依赖的共荣关系，如果各国都寻求制造业和农业的独立自主，势必会产生新的贸易壁垒和经济割据。可以预计，未来贸易热战和经济冷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美国正在与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日本和印度等世界上发达国家与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关系，可以把这个举动其看作美国正在构建新型的WTO秩序。这个新秩序有可能会造成对中国的经济孤立。如何突破这种封锁，加强与日、欧、印、墨的贸易往来，包括签订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到美国的后院墨西哥主动实施针对北美和南美市场的供应链转移，建立中国产业落户美洲的制造基地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未雨绸缪研究的课题。

　　美国和西方科技共同体形成的趋势

　　巴统与后来的瓦森纳协定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武器、技术与战略物资禁运的一致行动机制。这个机制随着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科技脱钩，会在原来禁运的基础上，逐步上升为在协定成员国的深度科技合作与高科技产业的产业链分工。这就相当于科技领域的“北约”。其对中国的科技创新与崛起会起到封锁和遏制的作用。其实，这些国家间的科技合作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只是今后会在全球高科技产业从研发到制造领域把中国排除在外，形成减少对中国制造依赖的新的高端产业链格局。对此中国要有所准备和应对。

　　名词解释：巴统与《瓦森纳协定》

　　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的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

　　巴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

　　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了《瓦森纳协定》(简称“瓦协”Wassenaar Arrangement)，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与“巴统”一样，“瓦协”同样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

　　我在《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文中对美西方科技共同体有过如下分析和预判：

　　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短短的几十年里，科技创新有了突飞猛进的巨大进步，然而，在技术进步加速时代，中国还不能脱离世界，成为完全不依赖外部的独立自主的创新大国。以大飞机为例，中国在发动机关键技术上至少短期内是无法实现自主创新的。因为很多技术是无法靠仿制和借鉴获得的。自主可控要花很长时间和很多金钱，凭举国之力要在制造业各重要领域的关键技术都实现独立自主，并突破和赶超美国与西方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中国必须制定突破美国科技封锁，避免与西方科技共同体产生对立和脱钩的战略。

　　摘自《九问中国大飞机：多年来投资千百亿，会被美国卡脖子吗？》

　　避免科技脱钩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好中国市场这张王牌。

　　中国市场的优势与机遇

　　中美贸易战势必会让很多企业离开中国，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市场，这是中国的王牌。尽管印度人口会很快赶超中国，但是印度的市场还远远不及中国市场。

　　中国消费升级的巨大市场是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替代的。也是美日欧以等国最难以割舍的利益所在。不仅发动机，还有芯片和医药、新材料，这个市场是欧美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要在内需提升上下大功夫。中国的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也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巨大吸引力。

　　截图摘自《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共损的不可分割的局面。因此，扩大内需，尤其是不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即政府花钱和投资）的内需，既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唯一路径，也是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最佳途径。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弊端

　　积极的财政政策，无外乎就是政府多花钱和多投资。政府积极花钱意味着财政支出没有如前所述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倾斜，这就与“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个奋斗目标相背离了。

　　而政府积极的投资，则需要转变投资方式，把那些能够交给市场的领域交给市场资本，把那些市场不能发挥作用，但对国家科技竞争战略和向内生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价值的领域交给政府引导基金。要拿出政府引导基金的一部分，作为国家技术资本，以领投的方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创新的投资领域。

　　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工具只能在降低金融成本的用途上使用，即降息。但不能在货币的发放量上实施宽松。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央行的逆回购或者通过MLF来向市场注入新增货币量等。因此，要实施“降息不放量”的货币政策。

　　在资本富裕年代，流动性的减弱不是资本不足所致，而是资本躲避风险导致了流动性的不足。因此，经济政策要设法提高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而不是增加货币的投放量。而且降息的货币也要定向投入实体产业，避免进入房地产等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升值的资产投机领域。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双刃剑，降息可以降低金融成本，在经济增速放缓期能够对实体经济起到输血和提升资本回报率的作用，但是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操作，会产生CPI不能完全体现出来的货币贬值现象，即资产价格上涨。中国多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不是刚性需求推动的结果，而货币现象。

　　2020年1月广义货币m2突破200万亿，真是具有历史意义，2013年才100万亿，不到七年翻了一倍，我们测算发现：过去四十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5%，从各类资产价格表现看，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等收益率都大幅跑输，只有少数的一二线地价房价、医疗教育等服务类产品、股票市场上的核心资产等收益率跑赢这台印钞机。（任泽平）

　　上述数据表明，表明拧水龙头式的货币政策工具，正在积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了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只注重GDP体量（数量）而不注重GDP健康（质量）的救急不救命的方法，长期使用造成的结果就是实冷虚热，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经济质量越来越差。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放水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产生经济结构长期扭曲与失衡，并逐步丧失可持续增长动力的罪魁。因为拧开货币水龙头这样一个简单操作，不会改善经济质量，只能带来短时的激素型刺激作用，留下的是长期的祸患。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造成上世纪日本经济泡沫和本世纪美国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中国近十年来的房地产价格的飙升，一方面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让本来应该进入实体经济的资本转向流入到房地产领域。物价上涨也导致普通国民的购买力相对GDP增速大幅下降。一个靠货币发放维系的购买力增加不及GDP增长的债务驱动型经济，本质上也是“滞胀”。滞胀是经济之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雪上加霜的医疗手段。

　　对策建议一：实施从保增速到保质量的战略转型

　　借鉴日本经验，确立经济质量为发展目标，放弃保增速的经济目标

　　应该借鉴日本和德国，尤其曾经因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走过弯路的日本经验，放弃保GDP增速的经济目标，实现经济向质量型经济和内生型经济模式转型。

　　学界对GDP质量有过各种不同的理解。以中国科学院发布的GDP质量指数为例，其评估标准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生活质量、管理质量”等五大子系统。这个非专业从事经济研究的机构所发布的GDP质量指数，迄今也没得到推广和应用，原因是离经济学专业太远，涉及范围太广，且过于复杂，实际上难以操作。

　　我们概括的不以GDP增速为目标的GDP质量目标就三点：

　　（1）就业率

　　（2）通胀率

　　（3）国民收入增长率

　　我们可以用上述GDP质量来分析一下半个多世纪日本的经济历史：

　　日本的GDP历史数据

　　如上面两图所示，日本在1955-1970年间，GDP增速都保持在平均9%的高速增长，并有多次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就一直在平均5%以下的增速区间。

　　对比GDP增速和失业率的历史数据，我们发现日本经济在90年代后的十年，的确是伤了元气的十年（罪魁祸首当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失业率从2%攀升到5%以上，但是进入本世纪后，日本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失业率开始下降，尤其是近十年，一路下降到了2%，而同期GDP增速却很低，在2-3%左右。这说明日本已经进入到依靠经济质量而不依赖增速的内生型经济模式了。

　　日本个人可支配收入历史数据

　　如图所示，可支配收入从经济泡沫前的顶峰，开始缓慢回落，然后持平，又开始上升。近几年的失业率下降和收入上升，与GDP增速下降没有关系。

　　日本在GDP的低增速下，实现了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较高国民收入增长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其中，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值得中国借鉴。

　　德国从战后至今，基本上就没有搞过这两大人为调节经济增速的政策，其经济质量一致保持健康和可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更是中国可借鉴的榜样。

　　对策建议二：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代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用“三降一领”的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政策代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什么是“三降”？

　　“三降”就是降低金融成本、降低土地和物流成本，降低企业税收，尤其是雇佣人口较多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包括服务业）的税收。以此作为中美贸易战和疫后恢复经济的有效手段。

　　“一领”就是要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在经济复苏和转型中扮演真正的领投引导和杠杆化放大作用，逐步实现中国经济向依靠科技进步产生新需求的内生型经济转型。

　　“三降”是供给侧改革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应对中美贸易战和美国驱赶供应链离开中国，吸引企业和投资重回中国的最佳手段。

　　为什么要“三降”？

　　中国的金融资源、土地资源，交通基础设施等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国企手中，税收也在政府手中。这三大工具可由政府来直接操作，是疫后回复经济活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三降可以快速恢复经济活力可以用税收的拉佛曲线的来说明其中的道理：

　　名词解释——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一般情况下，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叫做拉弗曲线。

　　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因为资本是自由流动的，资本天然愿意流向投资安全且回报率高的地方。一国的低税收会提升在该国投资的资本回报率，短时间似乎会让政府收入减少，但是很快会通过吸引资本流入，促进本国的经济繁荣，从而扩大税收来源和数量。这也是特朗普在美国已产生效果的“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

　　未来在吸引资本回流本国的国家间经济竞争中，各国都会采用各种政策手段，中国政府应该比美国政府拥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因为中国可以采取降税以外其他降低经济成本的供给侧改革手段。

　　对国际资本的安全性和回报率来讲，中国4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巨大的市场，在实施供给侧改革后的投资安全性和回报率不言而喻。

　　金融成本、土地和交通物流成本与税收一样，也存在一个拉弗曲线。这些领域的高成本，可能会给这些行业的国企带来一时的垄断收益，但是会加重中国实体经济本来就不堪重负的负担，减少全社会的经济收益，由此产生的经济衰退最终还会传导到这些垄断部门。

　　我们把这种拉佛曲线的现象称为“瓶颈负荷”现象，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可以负重30斤走10公里，如果搬运货物走500米，他可以走20回，运送600斤货物，你现在让他抗60斤，他走不了1公里就腰肌劳损了。

　　税收、金融和土地、交通物流等经济成本不是针对某一个行业，而是影响整个经济的“瓶颈负荷”，也就是说，这些“瓶颈负荷”的受益者如政府和国有控股的银行和铁路、公路的所有者们所获得的局部收益，尤其是垄断性的超额收益，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前行的重负和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我们把这些行业称为“经济瓶颈行业”。如果采取供给侧改革手段来降低这些行业的成本，就可以快速提振经济，并通过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吸引海内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这个政策手段要比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债务型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更加长期有效。经济复苏与繁荣反过来会增加政府的税收和相关国有企业的收益，这将是多赢的局面。

　　当然，一些“经济瓶颈行业”的国有企业如“两桶油”和高速公路等国企有些已在亏损，有的还伸手向中央政府要补贴，如何让他们降价呢？这就是中国经济转型要打的改革攻坚战，要放开石油的进口、加工和加油站这些领域，鼓励更多的海外资本、民间资本进入，用市场竞争来降低中国经济的“瓶颈负荷”。

　　经济复苏和向好的关键，就是要提升资本的回报率，“三降”对提升资本回报率有着直接的作用，会大大提振国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信心。

　　政策建议：

　　在研究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时，应该树立一个原则：

　　要把除了税收以外的国家可控的经济“瓶颈负荷”，按照电费和水费一样的定价原则，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尽可能控制到最低，这类行业以不盈利或微利为主，并采取竞争条件下的特许经营模式。

　　政策研究要关注有哪些行业属于“经济瓶颈行业”，通过对这些行业的定价来调控经济要比简单的“放水”货币政策或增加政府投资的财政政策更加有效。

　　“经济瓶颈行业”也是经济杠杆，在经济衰退时，以局部收益的减少换取整体收益的增加；在经济过热时，还可以通过提升这些行业的价格予以抑制。

　　掌握“经济瓶颈行业”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等企业，应当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这个行业就应该完全开放，容许海内外资本进入。国家不能只看到这些企业的盈利和税收，而忽视了它们所带来的“瓶颈负荷”的副作用所产生的经济不振和整体税收的下降。

　　什么是“一领”？

　　“一领”就是发挥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领投作用，在通过创新驱动战略来实施向内生型经济的转型当中，起到杠杆化放大的作用，比如2000亿引导8000亿市场资本，可以产生1万亿的科技创新资本——技术资本。

　　影响中国经济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动力结构，其中基础建设和房地产的比重过大，低端产能和互联网模式占比都比科技创新的投资比例高很多。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很少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即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产品。比如日韩贸易战中日本制约韩国芯片产业的上游产品。虽然有些产品因中国的成本优势美国和西方不再生产，但不代表它们没有恢复生产的能力。AI技术会加速很多产业摆脱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未来很多制造业也会回流发达国家。因此推动科技创新的技术资本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截图引自《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

　　政府引导基金转型为国家技术资本投资基金，主要投资孵化各个行业细分领域的关键技术，培育无数个具有进口替代和出口竞争力的科创企业。只有培育出口竞争力不可替代的企业，才能遏制在高科技产业供应链上孤立中国的任何企图。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在芯片上游行业的出口竞争力的案例。而培育这些企业，需要从早期阶段开始投入。政府引导基金可以弥补相比美国华尔街和硅谷拥有充裕的技术资本而中国却严重不足的缺陷。引导基金转型技术资本后，可以用市场化手段交给专业团队管理和运营，建立业绩考评机制，避免国企的低效与腐败。

　　截图引自《技术进步加速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

　　内生型经济是创造新需求的经济，因此既是创新驱动的经济，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供给侧改革，除了降低经济成本，为供给端（投资）提供动力，还要通过供给端的创新，为需求端（消费）创造出新的需求。

　　中国自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和之后的供给侧改革，应该都是向内生型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但是效果却不甚佳。因此要重新审视多年来创新驱动战略在实施当中，创新不足，动力缺失的问题；在供给侧改革当中，税收等经济成本降低不足，工具手段没有充分利用，以及供给端创新能力偏弱等问题。

　　关于“三降”政策工具的具体建议：

　　所得税

　　由现行的25%下降至20%。为了鼓励增加就业，对于全年人工工资占企业总收入50%以上，创造就业岗位超过50人的企业，所得税可以继续下调或全部减免。

　　对于初创企业，在未盈利阶段，实施增值税不能抵扣部分的全部或部分返还政策。

　　贷款利率

　　银行贷款利率下降3%，存款利息也下调1.5%，鼓励储蓄存款转向资本投资。这也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利率下行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土地出让金

　　土地出让金从一次性收取，转变为按照土地使用权的年限每年收取地租的方式。收取方法为按照当时招拍挂或协议的价格基数平均到每年，每3年按照当时的土地年平均价格进行一次调整。这样的好处有三点：

　　（1）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不能在本届通过一次性出让土地的收入“寅吃卯粮”，把未来几十年的土地收入全部花光，而不管下一届政府。

　　（2）每年收取地租，可以不再收取房产税。这样还可以避免因一次性收取地租，在土地未来价格大幅上涨后会有当初低价卖地的遗憾。

　　（3）房地产的价格会因此大幅下降，由此带来购房负担的降低可以快速提振内需。

　　交通收费

　　铁路和高速公路定价按照水费、电费定价模式，实施下调和差异化区别对待政策。比如除了蔬菜、水果和肉类等鲜活食品运输免高速费外，货运高速公路收费可下调30%，载人小客车可提升20%。鼓励更多人出行依靠公共交通。

　　总结：中美贸易战背后是经济环境和创新环境竞争之战。

　　大国间经济环境的竞争，就是在彼此竞争“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力度。中国政府比美国拥有更多的政策手段和工具，也有深化改革的广阔空间。2020年，严峻的经济形势正在倒逼中国要深入和实质性地推动创新驱动战略与供给侧改革。因此，今年也是中国在危险中把握机遇向内生型经济转型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