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商君书》第10集

lameihua

　　开塞第七

　　【题解】

　　开塞，即开启已塞之道。《淮南子·泰族训》记：“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史记·商君列传》记：“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盖《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汉景帝刘启的堂兄弟，全书完稿亦是在景帝时期，故可推知《商君书》中的这篇文章原本当作《启塞》，只是到武帝时期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才将其改称《开塞》。然则何谓已塞之道？文中提到：“汤、武之道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可知已塞之道即是指汤武征伐诸侯、统一天下之道。只因汤武之道久塞，遂使自春秋以来的数百年间，诸侯互相攻伐，天下动荡不安，再没能出现像夏商周三代那样能使天下安定的第四个朝代。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如何开启久塞的汤武之道，以使天下得治，至德复立。

　　【原文】天地设而民生之①。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②。亲亲则别③，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④。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⑤。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⑥。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⑦。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⑧

　　【白话】天地开辟之后，人类就诞生了。在这个时期，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的道德准则是亲爱亲人而喜爱私利。亲爱亲人就会导致亲疏之别，喜爱私利就会产生险恶之念。人口多了，又都以分别亲疏和心存险恶为务，那么民众就会发生混乱。到了这个时期，民众都会致力于压制对方而竭力争夺财物。致力于压制对方，就会导致争斗。竭力争夺财物，就会产生诉讼。产生诉讼而又缺乏公正的评判标准，那么民众就没法正常生活了。因此，贤者确立公正的标准，倡导无私的原则，而人们都喜欢仁爱。到了这个时期，亲爱亲人的思想已被废弃，崇尚贤德的观念则被树立起来。大凡仁者都是以爱人利人为要务，贤者都是以举荐贤人为道义。可是人口众多而又缺乏制度，长期将举荐贤人作为治国之道，那就会发生混乱。因此，圣人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确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的名分。名分确定而没有制度，这是不行的，因此要设立法令。法令设立后没人管理，这是不行的，因此要设立官吏。官吏设立后没人统一领导，这是不行的，因此要设立君主。君主设立后，崇尚贤德的思想就被废弃，敬重权贵的思想又被树立起来。这样看来，上古时代的人们是亲爱亲人而喜爱私利，中古时代的人们崇尚贤德而喜欢仁爱，近古时代的人们敬重权贵而尊崇官吏。崇尚贤德的人，其所遵循的治国之道就是举荐贤人，可是在君主设立之后，贤德就没什么用了。亲爱亲人的人，其所遵循的治国之道是喜爱私利，可是在标准确立之后，自私就难以通行了。这三个时代的人们，并非刻意要做彼此不同的事，只是因为人们原本遵循的原则出现了弊病，而人们原本重视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形势变了，人们做事的准则也就要跟着变了。所以说：称王之道是有规律可循的。

　　【姚注】

　　①天地设：语出《易·系辞上》：“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设：确立位次。民生之：在天地的位次确立后，人类得以诞生。

　　②亲亲：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最为倡导的观念。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意思是说：“所谓仁，就是爱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就是最大的仁。”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但不是仁爱。对于民众，仁爱但不是亲爱。先亲爱自己的亲人，而后推及到仁爱民众。先仁爱民众，而后推广到爱惜万物。”

　　③别：将别人与自己区分开，分别对待。这是儒家“亲亲”观念的延伸，却也是墨家极力攻击的对象。《墨子·兼爱下》记：“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意思是说：“那么每个人相互之间都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果真就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吗？因此，‘别’是不对的。”既然“别”是不对的，那应该怎么办呢？墨子提出要“兼以易别”，即用兼爱来取代别爱。所谓兼爱，就是要像爱自己一样的爱别人。

　　④征：争夺、夺取。《孟子·梁惠王上》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意思是说，当居上位者与居下位者互相争夺利益时，国家就危险了。

　　⑤上：同“尚”，崇尚。尚贤是墨家的核心观点。

　　⑥出：推出，举荐。

　　⑦分：名分，即关于各种人和物的权限、地位和标准的规定性。

　　⑧绳：原指木工用的墨线，引申为规律准则。

　　【姚论】

　　在这段文字中，商鞅将人类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古时代。由于不同时代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形态不同，因此对应的统治思想也应该相应的有所不同。在上古时代，人们“亲亲而爱私”，因此统治思想以儒家的主张为主。在中古时代，人们“上贤而说仁”，因此统治思想就要纳入墨家的主张。可到了近古时代，人们“贵贵而尊官”，这时候儒家和墨家的思想都不好用了，必须让位给法家思想。商鞅认为，统治思想的确立不是因为哪个政治家非要如此，而是源自历史的选择。当历史发展到了特定阶段，社会形势呈现新的样态，那么统治思想也必须随之变化，这是不由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越是能尽早调整统治思想，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国家，就越是能富国强兵，称王天下。至于那些无视时代的发展，整日食古不化的国家，则必定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

　　【原文】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①，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知王天下者并刑②，以力征诸侯者退德。

　　【白话】为君王之道是一个方面，为臣子之道又是一个方面。他们奉行的原则虽然不同，遵守的规律却是同一个。所以说：民众愚笨，则可以用智慧来称王天下；世人智慧，则可以凭实力来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人智慧，就会机巧有余而力量不足。民众的本性就是，不知道时就想学习，实力耗尽就会屈服。因此，神农氏教人耕种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王和周武王奋武强兵而征服诸侯，是因为人们屈服于他们的实力。民众愚笨，心里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世人智慧，当力量用尽时就会屈服。因此，靠智慧称王天下的人就会摒弃刑罚，用实力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

　　【姚注】

　　①生：通“性”。

　　②并：摒除。

　　【姚论】

　　商鞅认为，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虽然不同，但他们遵守的规律却是同一个，这个规律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当民众愚笨时，可以仿效神农，通过传授智慧而称王天下。当世人智慧时，就要仿效汤武，通过奋武强兵而征服诸侯。那么，当时的民众是愚笨还是智慧的呢？商鞅认为，当时的民众是智慧的，所以统治者应该仿效的是汤武之道而非神农之道。可惜的是，许多政治家还在试图用神农之道来治国，所以商鞅说汤武之道久塞。

　　【原文】圣人不法古，不修今①。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②，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之道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③，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白话】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因循现状。效法古人就会落后于时代，因循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因此，创建王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而守住王业却又有不同的方法。周武王是用叛逆的手段夺取政权，却又推崇顺从君主的思想；他是用武力夺取天下，却又崇尚对人谦让的道德。周武王取天下用的是武力，守天下用的却是仁义。如今的时代，强国致力于兼并弱国，弱国致力于尽力防守，从远的来说，没有承袭虞舜、夏朝的的时代，从近的来说，没有遵循商汤王、周武王的法则。汤武之道既被堵塞，因此万乘之国没有不致力出战的，千乘之国没有不致力防守的。汤武之道已经被堵塞很长时间了，而现在的君主却没有谁能够打开，因此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还没能出现第四个与之类似的朝代。若非圣明的君主，是听不进我这番话的，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姚注】

　　①修：因循，沿袭。

　　②逆取：周武王以诸侯的身份夺取帝位，不符合君臣之道，所以叫“逆取”。

　　③废：通“发”，开启。古文中常以“废”与“发”通用。如《墨子·非命上》记：“废以为刑政”，《墨子·非命中》记：“发而为刑”，《墨子·非命下》记：“发而为政乎国。”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记：“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汉书·货殖传》记：“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

　　【姚论】

　　上一段，商鞅谈到“致强而征诸侯”的汤武之道久塞，可这一段又谈到“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汤武之道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这两句话岂非矛盾，故后世学者多推测文中有哪些字词有误。事实上，这两句话是不矛盾的，真正的汤武之道虽然是以武力征服诸侯，却又不只纯粹使用武力，正如文中所说的“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盖周武王对商纣王虽是叛逆，可对于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却要求他们忠君顺从。若自己统治下的臣民，也都仿效自己对待商纣王一样叛逆，那他又如何能不断发展？如何能让天下归心？因此，汤武之道的精神核心在于顺应时变，与时俱进，该推行仁义的时候就推行仁义，该崇尚武力的时候就崇尚武力，亦如文中所说的“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可惜的是，“今世”的国君不明此理，各种思想混淆错乱，于是既不能像远古时代那样以仁义而令天下归心，也不能像近古时代那样凭武力而令诸侯臣服，以致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却终究不能在夏商周之后建立一个能与之相媲美的第四代。因此，商鞅接着就要讨论，在“今世”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如何富国强兵。

　　【原文】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①，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②；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②；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白话】古代的民众淳朴而敦厚，现在的民众巧诈而虚伪。因此，在古代行之有效的，是先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而后得到治理。现在行之有效的，是先对民众颁布宣导刑罚，而后实施法治。这其中的差异，是世俗之人所难以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义，就是要设立民众所喜好的事物，而废弃民众所厌恶的事物。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设立民众所厌恶的事物，而废弃民众所喜欢的事物。这就是将义和不义的名称调换、实际颠倒，是不能不考察清楚的。设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其所厌恶的事物伤害。设立民众所厌恶的，那么民众就能安享其所喜欢的事物。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人有所忧虑就会思考，思考后做事就会合乎法度。人一旦快乐就会散漫，散漫时做事就会肆无忌惮。因此，用刑罚治理，则民众就会畏惧。民众畏惧，就不会为非作歹。不为非作歹，就能够安享其所喜欢的事物。用仁义教化，则民众就会放纵。民众放纵，就会犯上作乱。犯上作乱，就会被其所厌恶的事物伤害。我所说的刑罚，正是仁义的根本；而世人所谓的仁义，恰恰是暴乱的缘由。治理民众，倘若以他们所厌恶的事物去治理，那么他们最终必定能获得其所喜好的事物。倘若以他们所喜好的事物去治理，那么他们最终必定会被其所厌恶的事物伤害。

　　【姚注】

　　①贸：交换，与“易”同义，皆引申为颠倒。名贸：名称被颠倒，即世人将“义”称作“不义”，将“不义”称作“义”。实易：实际被颠倒，即“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实际上是不义之举，却被视为义举；“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实际上是义举，却被视为不义之举。

　　②威：通“畏”，畏惧。

　　【姚论】

　　《韩非子·八说》上写道：“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

　　慈母对于幼子的爱，是没有什么能超过的。然而，一旦孩子有了不良的行为，就得让他跟随老师学习，得了严重的疾病，就得让他请求医生治疗。不跟随老师学习，就会犯法受刑；不请求医生治疗，就会接近死亡。慈母对孩子虽然充满了爱，可这对于孩子免于受刑和死亡却毫无益处，可见靠爱是不足以让孩子生存的。母子之间的天性，是慈爱，君臣之间的权衡，是利害。母亲尚且不能用爱来持家，君主又怎么能用爱来治国呢？

　　在法家看来，民众就像是不成熟的小孩。《增广贤文》上说：“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治理民众亦复如是，如果以慈母的心态治理民众，则民众就会骄奢淫逸，以致铸成大错；必须用严父的心态治理民众，则民众就会勤勉守法，方可富足安康。亦即《商君书》本段所说的“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原文】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白话】

　　得治的国家，都是刑罚多而赏赐少。因此，称王天下的国家九分刑罚而一分赏赐，被削弱的国家九分赏赐而一分刑罚。民众的过错有大有小，所以刑罚也就相应的有轻有重。民众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赏赐也就相应的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将刑罚加诸在罪过已经铸成之后，则奸邪就不会去除。将赏赐施加于民众的义举之上，则罪过就不会终止。刑罚不能去除奸邪而赏赐不能终止罪过，则国家必乱。因此，王者将刑罚用在民众将要犯错之时，则大的奸邪就不会产生；将赏赐用于告发奸邪，则小的罪过也不会漏网。治理民众时能使大的奸邪不产生，小的罪过不漏网，则国家就一定能够得治。一个国家这样做，就能使国境之内独自治理好。两个国家这样做，就能使战争稍微停息。全天下都这样做，那么最高的道德就能够重新树立起来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杀戮和刑罚能够重建道德，而仁义反倒合乎于残暴。

　　【姚论】

　　贾谊《治安策》上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在儒家看来，在民众犯错之前，要用礼来约束；在民众犯错之后，再用法来惩戒。可是在法家看来，等到民众犯错后再用刑罚，这就已经太迟了，应该在其将要犯错之时，就用刑罚对其惩戒，致使其连丝毫小错都不敢犯。小错尚且不敢犯，则大错就更不敢犯了。大错小错皆不敢犯，那就杀戮刑罚都不必用，遂使至德得以复立。

　　儒家与法家的争论孰是孰非，我们姑且不论，总之重刑是商鞅一贯以来的思想主张。本段更值得商榷的，是“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这句。“一国行之，境内独治”或许是可行的，“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则绝不可能。按照商鞅的理论，一旦实现了国富兵强，就必须要对外发动战争，否则的话就会在内部产生毒素，礼乐之类的虱害就会产生，国家就必定会被削弱。（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商君书·去强》）如果两国皆因商鞅之法而变得国富兵强，则势必都有对外发动战争的需要，又怎么会使战争停息呢？倘若“天下行之”，则天下必定是刀兵不已，战火四起，至于天下“至德复立”之事，那也得等到天下经历劫难、终归一统后才有可能了。

　　【原文】古者民藂生而群处①，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②。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③。

　　【白话】古时候，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希望能有个首领。这样看来，天下人之所以乐意有首领，是为了能将社会治理好。现在有了君主，可是却没有法制，其害处就与没有君主是一样的。有了法制而不能治理混乱，这就与没有法制是一样的。天下人不安于没有君主，却又喜欢超越法制，那么整个社会就都是困惑的。在使天下民众得利这事上，没有比将社会治理好更重大的；而要将社会治理好，没有比设立君主更重要的。设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实施法治更意义深远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去除奸邪更急迫的。去除奸邪的根本，没有比严刑峻法更彻底的。因此，称王天下的君主用赏赐禁止民众犯罪，用刑罚规劝民众守法。追究民众的罪过，无视民众的善行，借用刑罚来消除刑罚。

　　【姚注】

　　①藂（cóng）:聚集，丛生。

　　②康：重大，重要。

　　③藉（jiè）:凭借，通过。

　　【姚论】

　　历代政治家多主张赏善罚恶，如《诸葛亮集》所说的：“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可是在商鞅看来，民众是否有善行是无所谓的，既不值得提倡，更不需要奖赏，只要民众不犯错触法即可。既然有善行都不必奖赏，那么什么才应该奖赏呢？前段有言：“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可知商鞅的赏赐主要是用于告奸的，只要民众勇于告奸，那么就无人敢犯小错，所以说“王者以赏禁，以刑劝”。用刑罚来使民众不敢犯大错，用告奸来使民众不敢犯小错，商鞅认为，这样国家就可以得治，刑罚就反而可以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