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疫情与城市化——中国的大城市热会不会因此逆转？

lameihua

　　疫情仍在持续，不过最紧张的时刻应该已经过去；随着各地的严防死守和武汉的总攻，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社会秩序将重新恢复正常。

　　疫情期间，一切当然以防疫为主；但随着疫情走弱，围绕此次瘟疫的总结和反思也自然被搬上台面。

　　实际上，这一切在疫情期间就已经有了苗头。除了体制和技术方面的反思，在发展路径方面，这几天网上已经有些文章，认为中国应该对集中发展大城市的模式予以纠正。

　　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出现这个认识是很正常的，大城市人员高度密集，一旦出现疫情，大城市传染率和扩散幅度都是惊人的。而纵观历史，无论是著名的17世纪伦敦大瘟疫，还是2003年泛滥于北京、广东、香港的非典，以及这次的武汉，中标的都是人口高度密集的特大型城市。所以，大城市容易爆发大规模疫情，这个在理论上确实是成立的。

　　但，是否就应该为了防疫，而改变集中建设大城市的发展思路？在云石君看来，这个答案不仅是否定的，甚至根本就不符合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更不具备任何现实可操作性。

　　毕竟，中国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从一开始就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相反，在过去几十年，国家政策对此还多有压制——早年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就不说了，即便是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几个开放口岸，国家政策也并没有对发展大城市有什么专门的支持，反倒是诸如培育乡镇企业，推动均衡发展，这些压制大城市的政策很是兴旺了些年头。

　　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不管政策上怎么推动均衡发展，也不管国家对中小城市乃至乡镇抱有多大的期望，但最终，中国的各种资源，依然是坚定不移的涌向大城市。

　　这是很正常的。工业文明条件下，只有资金、人口、产业、信息的大规模集中，才能形成更好的聚合效应，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中国近年来开始推行的所谓的重点发展大城市的战略，本质上只是对经济和社会规律的遵循，以及对现实逻辑的承认而已。属于对客观大势的顺应而为，而非主观层面的意志导向。

　　当然，虽然集中发展大城市，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但也确实增加了瘟疫蔓延的风险。这个也无可否认。武汉的这次疫情，就是典型的大城市病的体现。

　　那么，对于这个矛盾点，咱们又该怎么看呢？

　　在云石君看来，武汉疫情，恰恰说明中国的大城市数量太少，质量太低。

　　这次武汉疫情之所以会闹得这么大，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正赶上春运，而武汉又是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封城前数百万人出城，以及千万级的旅客经汉中转，在短时期内迅速扩散到湖北乃至全国。

　　这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化建设尚在半途的阶段性特征。工业文明的发展，催生了城市化的必需，但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却仍在半途；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几乎全国的青壮劳动力驱使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有限资源和财富，却尚不足以为全部在城市工作的人，提供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和配套资源保障。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年头尚短，所以即便有些人在工作所在地定居，但还不足以抹去故乡的羁绊。这两点因素，就推动了春运的汹涌刚需——这种数以亿计的返乡潮，使得诸如武汉、北京、广州等交通枢纽和外来人口大市，在短期内集中了大量流动人口。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爆发一场瘟疫，结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此外，中国的大城市太少，尤其是中西部内地，由于发展落后，本地大城市规模有限，集中度不够，导致就业机会有限，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不得不大范围、长距离的背井离乡，前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所以一到春节这个特殊节点，大家自然要跋山涉水千里返乡，再途径武汉这个正好位于传统中国地域中心节点的交通枢纽，奔向四面八方，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病毒扩散到全国。

　　从上述逻辑来看，这次新冠疫情的全国性扩散，恰恰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尚在半途，大城市数量和规模不足的特征。如果城市化进程结束，大城市数量足够多，能够为本土或者区域范围内的民众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那么春运的人潮就会大打折扣，民众的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也会在相当程度上，被区域范围内流动所取代。就算会有旅游潮增长出现，但这种改善型的需求，与春节返乡这种刚性需求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中国的春节假期出行呈现出这种后城市化时代的结构，那么即便武汉春节假日爆发疫情，但所祸害的，也只是一地或者一省，不至于在短时间内祸及全国，影响和祸害的范围和程度，就会小的多。

　　当然，即便没有全国性扩散，但大城市人口集中带来的疫情本地化泛滥，同样是非常恐怖的——武汉这次的严重疫情就是一个典型。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高教中心、战略枢纽，武汉的城市发展水平虽然比不上北上广深杭，但在中国也算是相对不错的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在全国排的上号的城市，结果在这次疫情中却表现的如此狼狈，这其实反映的还是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整体水平不足。这种水平和层次欠缺，一方面是政府部门治理水平的有限——这一次武汉乃至湖北当局已经是负面教材，无需多言；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中国城市居民公民素质的普遍欠缺。

　　这后一点，其实是很多人所忽视的。但实际上，也是导致此次疫情播延日久的一个关键。早期乱吃野味的家伙就不说了；在武汉封城，乃至全国性封禁令下达之后，如果大家民众能够严格遵守禁令，杜绝外出，及时上报，那至少武汉以外，经过14日的隔离，基本上就足以把绝大部分隐藏病例挖掘出来，非重点疫区的本地传染基本上就能断绝。如此一来，非疫区的生产生活就可以恢复，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就要小的多，病毒祸害的人口也要少的多。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段时间，不管是在媒体报道中，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发现各种各样不守规矩的人——要么非要无事乱窜，聚会，甚至不戴口罩；要么从疫区返回隐瞒不报，不自我隔离；甚至对于防控人员的劝阻置若罔闻甚至破口大骂。

　　正是这种种不守规矩的人和行为的普遍存在，使得疫情防控时间被明显拖长，大家不得不在14天后，再反复经历一个又一个隔离周期，非疫区的社会秩序也因为这些低素质人群的破坏，而无法及时恢复。

　　这就是典型的公民素质问题。缺乏敬畏，缺乏自我约束力，缺乏社会责任心，我行我素。虽然我们国家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国，经济层面的工业化进程也已近半，但在人文素养方面，依然有大量的国民，依然停留在愚昧落后的农耕时代，现代公民意识极度欠缺。这些低素质的思想和行为，平时可能最多也就是束缚他本人的发展，最多祸及家人和近邻。但在瘟疫爆发期，他们就会因着高传染性的病菌，将这种危害扩散到全域，给国家、社会，以及那些具备公民意识的人，造成危险和损失。这也反映出，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物质方面已经颇有成效，但在精神层面，绝大部分地区，即便是城市居民，在精神文明方面，依然有不少人跟现代公民的要求相距甚远。

　　总而言之，凡事都有两面性，集中发展大城市，固然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但防疫方面的风险，也确实是随之加大的。我们固然不能忽视风险，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可能出现的偶发性瘟疫；而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两相权衡之下，最合适的发展路径，还是应该一方面加速推动大城市建设，造就更多的大城市区域中心，以分散人流，压缩人口短时间内全国性流动的规模，以降低瘟疫快速扩散的风险；另一方面，还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城市乃至农村居民的整体文明水平，培养公民意识。这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阻遏瘟疫的发生，但至少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其之危害和影响。武汉这种悲剧，真的不能重演了——中国承受不起，武汉，更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