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缓君：海外疫情告急：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lameihua

　　国内的疫情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

　　截止2月24日24时，全国新增确诊病例为508例，其中湖北新增499例，除湖北外新增病例仅为9例，已降至个位数。

　　在治愈率方面，已经连续13天治愈出院超过千人。

　　由此可见，中国强力的防控措施已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我们似乎也已经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然而，局势是在不断变化的。

　　在国内疫情得到遏制的同时，国外的疫情却开始快速升级。

　　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这些国家形势都非常严峻，存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可能。

　　这也导致了昨夜全球股票市场清一色翻绿，道琼斯指数大跌1000多点，市场已出现恐慌情绪。

　　01

　　先来说说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

　　此前，日本的确诊人数在绝对数量上排到世界第二，但因为绝大部分病例（目前是691例）发生在“钻石公主号”邮轮。

　　这艘“死亡邮轮”上的病例能不能算到日本头上，存在争议（安倍拼命想甩掉这个包袱，我个人也更倾向于单独算）。

　　所以日本和韩国到底谁排第二，之前一直说不清楚。

　　但现在已经没有争议了，因为韩国的确诊病例已经冲到893例（就在我写完文章排版的时候，数据上升到了977例，真的太快了！），稳稳地排到了第二，而且增长势头非常恐怖，大家可以看下面的曲线感受一下。

　　韩国的疫情之所以增长如此迅猛，和一名参与邪教活动的大妈有很大的关系。

　　这名61岁的大妈被称为31号病例，居住在韩国的大邱市。

　　2月6号，她因为一场交通事故而住进了医院。

　　住院后第3天，大妈出现了发烧、喉咙痛等症状。

　　医院非常紧张，给她做了新冠肺炎病毒的检测，最初的结果是阴性，但由于发热症状一直没有消退，所以医院又拉着她做了医学影像检查，并被确认为是肺炎。

　　这个时候医院就更紧张了，多次劝说她去定点筛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然而这名大妈有着迷之自信，不肯去做检查，医院也拿她没办法。

　　而且她不仅不去做检查，还于2月9号、16号两次跑出去参加新天地教会的礼拜活动。

　　新天地教会的活动现场大概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图片来自《韩国日本》）

　　封闭空间+人群密集，非常适合病毒传播。

　　期间，她还乘坐了5次出租车，在某酒店的餐厅吃过自助餐（同一时间就餐的人数约50人）。

　　2月18号，因为病情恶化，大妈不得不去接受检查，然后就被确诊为韩国的第31号病例。

　　于是那些和她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就悲剧了。

　　韩国警方开始跟踪、排查那些和大妈一起参与过礼拜活动的上千名教徒。

　　据《韩国时报》21日的报道，已接受调查的近4500名教会成员（包含未和大妈一起参与礼拜的3000多名信徒）中，有544人表示自己出现了症状。

　　还有一些教徒的身份则暂时难以确认。

　　据说新天地教会内部发了通知，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要承认自己是新天地的教徒，如果已经被警方确认身份，那也不要承认自己那两天去做过礼拜。

　　新天地教会（全称新天地耶稣教见证帐幕圣殿）是基督教世界公认的邪教（异端）。

　　教主李万熙自称是“上帝指派的牧师”，有着“金刚不坏之肉身”。

　　然而在2013年，李万熙就因为性侵未成年少女而被人报复打断了腿（这老头当时已经82岁了，还做这种禽兽事）。

　　除此之外，李万熙还因为一己私欲而拆散过他人的婚姻。

　　曾有一名叫做金南熙的信徒被李万熙看中，李万熙就欺骗金南熙，说她是上帝指定给自己的伴侣。

　　但当时金南熙已经结婚生子，非常为难。

　　于是李万熙又恐吓她说，如果不服从上帝的安排，其丈夫和孩子都要下地狱。

　　然后金南熙就选择了离婚，并嫁给了李万熙。

　　但李万熙在得手之后，依然不忘勾搭其他女信徒，且两人因为经济和权力产生矛盾。

　　2017年，李万熙正式将金南熙开除教籍。

　　金南熙也公开予以反击，称李万熙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主，只是一个骗子。

　　然而，信徒们根本就不相信金南熙，他们依然对李万熙顶礼膜拜。

　　李万熙忽悠信徒的说法是：“在最后的审判（即世界末日）来临之时，将会有14.4万人能够灵体合一，登上天堂”。

　　言下之意就是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来我这儿报名吧。

　　报名后要接受教会的培训，课程为期6个月。

　　但光上课还不够，信徒们还必须缴纳300万韩元的“献金”，才能确保自己能够占据一个上天堂的席位。

　　这一听就很扯，但挡不住有大量信徒加入。

　　去年11月10日，新天地教会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毕业典礼”，庆贺103764名信众顺利完成学业。

　　在这次疫情中，新天地可谓“损失惨重”。

　　在韩国政府后续的排查中，有9336名新天地信徒接受了问询，其中1261人表示自己出现不适，比例高达13.5%。

　　其触角也已经延伸到了韩国的卫生系统。

　　另有消息称，韩国军队的感染也和新天地有关。

　　据悉一名新天地的女性信徒，去军队看望了自己的男友，然后就把病毒带到了军队。

　　新天地在韩国的口碑本来就不好，早在2014年，就已经被韩国基督教监理会认定是异端（邪教），而这次疫情在韩国的蔓延又大多和新天地有关，导致“新天地”在推特上被骂上了热搜。

　　对此，教主李万熙则回应称，“这次疾病是魔鬼为阻止新天地迅速成长而挑起的”，并敦促大家这段时间要在家里通过视频方式做礼拜。

　　前脚新天地的事还没了结，后脚正统的基督教也来搞事了。

　　2月22号，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牧师全光勋，在首尔组织了大型集会。

　　其实就在前一天，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已经宣布，为了保护易感老年人，禁止在市中心举行大型集会。

　　然而这些韩国老百姓根本不听政府的。

　　在集会现场，全光勋牧师拿着话筒大喊：

　　“在室外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哈利路亚！”

　　无奈之下，市长朴元淳亲赴现场，劝告集会者赶紧回家，反而遭到了抗议和辱骂。

　　全光勋则号召大家：“明天要有更多人来哦”“比地铁安全1000倍呢”。

　　现场有记者采访了集会者，问他们为什么要冒着危险来参加集会，结果回答是这样的：

　　“新冠肺炎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可害怕的？反正我们是抱着死的决心出来的。”

　　“这样死那样死反正都一样是死，我自己尽量小心，剩下的就交给上帝了。”

　　他们现在已经计划好了，本周末将继续办集会。

　　面对这样的民众，韩国政府估计也已经很绝望了。

　　而我现在很担心的一件事是，会不会有他们的信徒在这个节骨眼上跑到中国来传教。

　　这些人连自己政府的话都听不进去，来了估计会很让人头疼。

　　02

　　韩国是政府着急，民众不急；日本则是反过来，民众着急，政府却表现得很淡定。

　　首先是钻石公主号邮轮。

　　1月20号，该邮轮载着2666名乘客和1045名工作人员从日本横滨港出发，原计划的行程是16天。

　　1月25日，邮轮抵达香港，部分乘客下船。

　　1月30日，一名从邮轮下船的80岁香港男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受此影响，邮轮于2月3日提前返回横滨，但不允许邮轮靠岸。

　　邮轮外沿的客舱是有阳台的，但内部是一个封闭系统，主要靠中央空调实现通风换气，这就相当于一个焖罐了，非常适合病毒传播。

　　在海上漂着的十几天里，钻石公主号的确诊病例从2月5号的10例，一路攀升到691例。

　　之所以漂了那么久，是因为美英日三国在相互扯皮。

　　邮轮的母港在日本横滨，船籍注册在百慕大（英国），但又归属于美国公司旗下（美国嘉年华邮轮集团），没有明确的归属。

　　尤其是安倍，心心念念7月份要办的东京奥运会，一再强调钻石公主号上的确诊病例，不应该算到日本头上。

　　偏偏这个时候，包括伦敦市长候选人贝利在内的多位英国政界人士公开喊话称，东京办不了可以让伦敦来（代办奥运会）。

　　对此，日本媒体反击称，这件事英国要负最大的责任。

　　因为邮轮船籍在英国，按照国际法，不适用日本的法律与行政权，日本也没有权限和义务来避免船上疫情扩大。

　　也有日本网友喊话说，邮轮的事你们不出力，说到奥运会就抢着要，真是太差劲了，还是先把你们自己的邮轮弄回去吧。

　　又由于邮轮属于美国公司旗下，且船上有400多名美国人，所以也有人提议应该美国把邮轮接过去。

　　（船上有一对美国夫妇录视频喊话：“特朗普，救救我们！”）

　　但无论英国还是美国，把邮轮接过去都不现实。

　　因为疫情一直在发酵，漂洋过海，谁知道路上会出现什么状况。

　　所以最终，钻石公主号还是停靠到了日本的横滨港。

　　自从决定要接收这个烫手山芋之后，日本政府一改此前的审慎态度，规定只要检测结果为阴性，大家下船后可以自由乘坐公共交通离开。

　　但根据中国的经验，这个病毒只测一次、两次的话，不一定能检测出来，有的甚至到第6次检测才被确诊为阳性。

　　果然，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有一名2月19号下船的女性游客，21号出现了发烧症状，22号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此外，还有23人未经检测就下船了。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称，漏检是工作失误，他们将对其进行补测。

　　剔除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691个病例，日本本土的确诊病例目前为162例。

　　但这个数字很可能是被低估的，因为日本政府把检测门槛定得很高。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要么你和确诊者有过密切接触，且出现了发烧或者咳嗽症状；要么你连续4天发烧，体温超过37.5度，且有咳嗽症状，否则不予安排检测。

　　以至于这两天有不少日本网友在网上发帖称，自己想做检测，却被医院拒绝。

　　此外，日本本土的病例分布，也值得关注。

　　北海道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30例，而东京都也才32例，要知道整个东京都市圈有着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东京的人口密度要远远大于北海道，东京只比北海道多2个病例，这个数据不太正常。

　　日本本土病例数据少，很可能是因为大量潜在的感染者没有被检测。

　　再加上此前日本东京都记者会的发言人表示，他们认为无症状确诊者“基本上”不会传染人，所以接触过无症状感染者的不算密切接触者。

　　日本的一系列操作，被认为过于淡定。

　　但其实日本也是迫于无奈。

　　昨天上午，日本召集了本国12名顶级传染病专家开了一次专家委员会。

　　专家们表示，未来1-2周是决定日本命运的关键时期：

　　如果疫情的发展像蓝色曲线那样，那么日本的医疗体系将直接崩溃，医护人员感染风险增加，社会混乱加剧，奥运会也将开不成了；如果疫情如红色曲线那样缓慢发展，那么日本就能够顺利度过危机。

　　之所以不开展大规模检测，是受制于医疗资源的限制。

　　日本目前的传染病治疗医院，总共只有364家，合计1861个床位。

　　如果开展大规模的检测，测出来了也没地方去收治病人，日本现在只能优先保证对重症病人的救治。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正在努力增设救治中心，期望能把定点治疗医院增加到800家，床位增加到3000个。

　　“救治重症者，减少死亡者，防止医疗体系崩溃”，这就是日本当前的行动指南，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至于症状较轻的患者和疑似患者，现阶段日本政府只能呼吁他们在家休息，原则上不要擅闯医院，以避免感染扩大。

　　希望日本能顺利度过难关。

　　03

　　中东最让人担心的是伊朗。

　　伊朗的确诊病例看似不算很多，为95例，但其死亡病例达到16例。

　　死亡率接近17%！

　　这个数据明显不太正常，更大的可能是那些被感染的人还没有被查出来，实际感染人数很可能远多于当前的数据。

　　而且考虑到伊朗长期被美国制裁，医疗条件落后，搞不好会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还会引发疫情向周边国家扩散。

　　此前，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伊朗分两批向中国捐赠了300万个口罩（第一批100万只，第二批200万只），考虑到他们的医疗条件和物资储备，很可能连家底都已经掏空了。

　　相信我们的政府会投桃报李，也希望伊朗能够顺利度过难关。

　　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意大利，他们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283例（昨天显示还是219）。

　　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此次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意大利第一时间取消了往返中国的所有航班，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但对于从中国撤回的侨民，意大利政府最初并没有采取隔离和医学观察措施。

　　就这样一直到2月21日，一天之内突然新增了20多名确诊病人。

　　22号，确诊病人上升到了79名。

　　这个时候意大利政府急了，要求归侨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并接受隔离。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意大利的确诊病例还在急速上升。

　　其中有一名“一号病人”，他在发病前跑了3场马拉松，踢了1场足球赛，和多位好友聚餐，波及面达到了5万民众。

　　当然，他自己也很冤，他是本地人（居住在Codogno），和中国也没有接触史，不知道怎么就感染上了。

　　意大利医疗机构认为，可能是因为他在2月初的时候，和一位归侨吃了一顿饭。

　　而且当地最初确诊的39名感染者，都和这名归侨有关。

　　但很奇怪的是，这名归侨自己的检测结果却是阴性。

　　到底源头是不是来自他，已经无法确认。

　　坊间猜测，可能他曾经是病毒的携带者，但现在已经自愈，所以已经检测不出。

　　除此之外，意大利还有另外2条感染路径，但3条路径都找不到最初的“零号病人”。

　　现在意大利已经紧急封锁了11座城市，未来会怎样还不好说，反正欧洲很慌。

　　意大利的“沦陷”，可能是引发昨夜欧美股市暴跌的直接原因。

　　总之，此次疫情已覆盖至少30个国家，海外确诊病例已超过2500例。

　　这回全世界人民真的是变成了命运共同体，要共渡时艰了。

　　04

　　但我也发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新加坡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我在之前的文章分析过，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新加坡模式（采用“动态防御”策略，详见《透过疫情，看国家发展的上限》一文）能否闯关成功，对我们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那篇文章是2月16日发的，当时新加坡的确诊病例是72例。

　　9天过去了，新加坡的确诊病例仅上升到90例，而且治愈病例为53例，治愈率高达59%。

　　这说明新加坡的动态防御策略是有效的，这个病毒还是怕高温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和国民素质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但新加坡并不是个例，差不多纬度的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疫情都控制得比较好）。

　　那意味着随着气温的升高，疫情将会渐渐消退。

　　其实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多地已下调防控等级（但也要谨防麻痹大意和返工潮导致的疫情反扑），在温度回升前，我们应该就已经能恢复生产秩序。

　　但对于那些疫情正处于扩张阶段的国家而言，温度回升可能会成为他们控制住疫情的关键因素。

　　考虑到在最坏的情况下，新冠肺炎会成为一种季节性流行病，那么只要我们抓紧研发出疫苗，其实也并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必因为疫情在海外的蔓延而感到担心，我们都会有办法解决的。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通过封城和大规模的隔离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延缓了病毒向海外蔓延的速度。

　　而且因为正好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今年的经济数据将直接决定GDP（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依然选择了采用大规模的隔离和延迟复工去对抗疫情。

　　由此可见，这届政府真的是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我的另一个感悟是关于社会治理模式。

　　过去十年，学界和民间，都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应该向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学习，觉得那才是更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

　　但在这次疫情的防控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国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其组织动员能力，真的是远远领先于西方模式。

　　而且中国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早就镌刻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基因里。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大禹治水”的故事。

　　大禹在舜的命令下，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做斗争，耗费13年，最终获得了成功。

　　这个故事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在中华文明中，执政者永远是抗击灾害的第一责任人。

　　而中华民族中最勇敢的那些人，将会挑起重担，去把灾难挡在门外。

　　这种思想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

　　这种思想一代代传承下来，就成了我们的民族记忆，成为了每个时代炎黄子孙的一种共识。

　　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民族记忆，有这样的共识，认为执政者是抗击灾害的第一责任人，那中国就必然要走“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模式，否则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具备相应的组织动员能力。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中国模式下的受益者。

　　只不过我们一直都当做理所当然：抗灾来了，当然应该是政府想办法去处理了，觉得这太正常了，根本不值得拿来说事。

　　然后一些人一边享受着中国模式的保护，一边又期待能有西方模式的优势。

　　这太贪心了。

　　“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其优势在于对个人权益的充分保障和对公权力的约束，但这种模式对公民自治能力的要求也很高，很多事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很多公共服务需要你自己掏钱解决，且价格不菲（比如叫消防车）。

　　这样的社会对有钱人来说会更加友好，而在面对重大外部灾难的时候，“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组织动员能力也是远远比不上中国模式的。

　　是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模式的优缺点了。

　　中国“大政府-小社会”治理模式并不像一些公知们说得那么糟糕。

　　事实是，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在享受着这种模式的庇护。

　　按照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的说法：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那些人保护得很好。”

　　我们应该正视中国模式的优势。

　　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通过改良，帮助这种模式变得更好。

　　比如通过法治去约束公权力，比如通过网络去监督公权力。

　　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兴起，这大大增加了老百姓表达的空间，改变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

　　我们国家也一直在往好的方向不断成长，不断进化。

　　相信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模式将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一种完全不输给西方的发展模式。

　　而中国模式一旦获得成功，那么文化上同源的东北亚国家，那些走西方模式走不通的非洲和拉美国家，都可以借鉴中国的模式，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去帮助他们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届时，亚非拉大地上将传唱起中国的故事。

　　想起伟人的一句诗：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