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历史的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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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在蕲县大泽乡起义，天下云集响应。消息传到秦都咸阳，二世胡亥召来众位博士、儒生问道：“楚地戍边的士卒攻下蕲县、进入陈县，诸位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众博士、儒生共三十多人上前道：“为人臣者，不得擅自拥兵聚众，否则就是造反，是不得宽赦的死罪。希望陛下尽快发兵攻打他们。”胡亥大怒，勃然变色。叔孙通上前道：“这些儒生说的都不对。如今天下一家，毁掉郡县的城池，销熔各地的兵器，以向世人昭示不再用兵。更何况，现在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完备的法令，使得人人皆恪尽职守，四方之人竞相归附，哪里会有人敢造反呢！这只不过是一群偷鸡摸狗的盗贼罢了，又何足挂齿！郡守、郡尉正在将其搜捕论罪，又何足忧虑！”胡亥大喜，道：“非常好！”然后逐个询问儒生，儒生们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盗窃。胡亥便将儒生中说是造反的下狱治罪，说是盗窃的免去职务，却独独赐给他布帛二十匹，服装一套，并正式授予其博士职位。

　　正是由于胡亥对叔孙通这番言论的偏听偏信，使得在陈胜起义之初，秦朝的中央政府始终没有采取任何镇压措施，直到周文率领数十万大军攻破函谷关，兵临距离咸阳不到百里的戏地时，胡亥才如梦初醒，赶紧命章邯组织抵抗。也正是由于有叔孙通这样的人存在，所以在中国，要么不出事，一出事就经常是大事。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血泪史，饮鸩止渴者有之，涸泽而渔者有之，欺上瞒下者有之，杀良冒功者亦有之。是他们真的那么蠢，就看不出饮鸩、涸泽、欺瞒、杀良将来会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他们为什么明知会有恶果，还要这么做呢？利令智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心存侥幸，认为即便会有恶果，也不会来得那么快；即便来得快，也不至于由自己承担。就以叔孙通而言，阿谀奉承在为他带来丰厚利禄的同时，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但秦亡的恶果却不用叔孙通来承担，因为他很快就逃离咸阳，投奔项梁、项羽，之后又改投刘邦了。

　　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於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总之，在叔孙通们看来，风险是遥远的，利益是就在眼前的。风险是或有或无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风险是别人承担的，利益是自己独吞的。不吞，仿佛就成了傻瓜。他们总是想着法不责众，既然大家皆是如此，那又何必对自己太过苛责？就算出了差错，还可以诿过于同僚。就算无法诿过，上面总还有人罩着。就算上面的人罩不住，还可以拿下属顶罪。如果上下都没办法，那还可以改换门庭、另投他人，毕竟“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末尾写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为什么中国难以改变？因为中国到处都有叔孙通这样自私的聪明人。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的重分配，而自私的聪明人最懂得如何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只要他们的既得利益完好无损，那么改革不是功亏一篑，就是不了了之。而以中国地域之宽广，人口之众多，更使得牵涉其中的利益往来极其复杂，从而更加剧了改革的难度。

　　既得利益者之所以难以动摇，是因为他们把持着获取利益的游戏规则。因此，自古以来的大改革家，很少只是针对某一两个人、某一两件事，而必定会触及游戏规则本身。譬如，商鞅以奖励农战来取代周制的世卿世禄，遂有秦灭六国。隋唐以科举考试来取代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遂有大唐盛世。今日之中国，在综合国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常会有令人痛心疾首、流泪叹息之事，这又岂是一二贪官墨吏的问题？说到底，根源还是出在获取利益的游戏规则上。

　　当考核官员的标准是唯GDP论时，就会有官员为了政绩而四处建设，反正他过几年就能调任升迁，至于由此导致的重复建设和债台高筑，则由当地百姓和继任领导来承担。当考核学者的标准是唯论文论时，就会有学者为了论文而抄袭造假，反正他自己名利双收就好，至于这些垃圾论文给国家造成重大浪费，对科技创新毫无帮助，责任也不需要他来承担。当考核媒体的标准是唯流量论时，就会有媒体人为了流量而迎合情绪，反正流量可以给他带来粉丝，带来打赏，带来广告，至于由此挑起的社会对立，责任当然也不需要他来承担。

　　与之前的历次重大事件一样，伴随本次事件推进的，也是形形色色的阴谋论。虽然我对于这些阴谋论基本上都不以为然，却也不像某些自视甚高的人那样鄙视厌恶。阴谋论不会凭空产生，其产生和发展必须要有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不可思议”。从这个角度来说，阴谋论和神话传说是同源的。当人们对自然运行的法则感到不可思议时，就衍生了各种神话。当人们对社会事件的演变感到不可思议时，就产生了各种阴谋论。我们与阴谋论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我们习惯于探究事件背后的深层因素，而阴谋论者习惯于臆想事件背后存在某个邪恶势力而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和他讨论深层问题是艰难辛苦的，归咎于某个邪恶势力则要轻松得多。亦如俄国的军政强人亚历山大·列别德所说的：“一个国家只有百分之五的精英，还有百分之五的败类，余下百分之九十都是跟着跑的。不是跟着精英跑，就是跟着败类跑。所以关键不是奢望人类智商增高，而是看时代选择的金字塔尖是精英还是败类。”

　　为什么鲁迅说中国非得要见血，非得要有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才能推动改革？只因惟其如此，那余下的百分之九十才能痛定思痛，才能统一思想，才能死心塌地跟着那百分之五的精英跑。

　　惟愿这次血的代价，能够为中国带来全新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