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冯小刚新片票房惨败，“第五代导演”山穷水尽了吗？

lameihua

　　冯小刚新片《只有芸知道》上映已半个月了，票房惨不忍睹。

　　多少呢？1.55亿，不到2017年《芳华》（14.1亿）的一个零头。单日票房也跌到几十万。

　　冯小刚和主演黄轩甚至跑到淘宝薇娅的直播间里卖票。

　　豆瓣评分6.5，在同期上映新片里口碑垫底，也是冯小刚职业生涯评分倒数第二的电影（仅高于《私人订制》5.7分，但《私人订制》是2013年内地票房第6名。）。

　　在微博上，冯小刚遥想当年《天下无贼》票房过亿、包火车车厢去路演的风光，感慨“英雄老矣”的迟暮。

　　的确，冯小刚曾经是中国电影市场顶尖的人物，但是最近几年，以前拍一部赚一部的“冯氏电影”，眼见得不是什么票房的金字招牌了。

　　不光是他，他的老朋友张艺谋、陈凯歌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

　　陈凯歌最新的《妖猫传》（2017）票房5.2亿，不到当年冠军《战狼2》（56.8亿）的十分之一，当年排名第33；

　　张艺谋最新的《影》（2018）票房6.2亿，是当年冠军《红海行动》（36.2亿）的五分之一，当年排名第27。

　　要知道在2000-2010年的十年间，这三大导演的作品几乎轮流坐上内地票房前三的宝座，甚至力压《哈利波特》《指环王》等美国大片；

　　那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一年只进一次电影院，看的可能就是这三个人的电影。

　　可到2011年之后的近10年里，这三人跟内地前三甲再无瓜葛（最后一部是张艺谋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

　　他们仨怎么突然不行了呢？

　　有一件事可能会让部分人感到难以置信：

　　直到2016年后，张艺谋、冯小刚才先后加入“10亿导演”的行列（《长城》和《芳华》），而陈凯歌迄今也没有单片跨过10亿的门槛。

　　是他们仨票房号召力不行了？还是他们拍的太烂了？其实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们三人当年的辉煌战绩，和今天集体的淡出、失语，背后都埋伏着同一套逻辑。

　　可能到若干年后，人们会说：他们还固执地留在舞台上，可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落幕了。

　　01

　　冯小刚：一个喜剧导演的悲剧人生

　　在冯小刚登场以前，中国电影产业有多“惨”，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整个90年代，国产电影数量和质量都严重下滑。

　　198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27亿元，观影人次293亿，一个中国人一年要进30次电影院。

　　但到了10年后的1999年，电影票房收入暴跌至8.1亿元，观影人次不足3亿，几乎是10年前的百分之一。

　　1998年在大陆上映的《泰坦尼克号》，卷走了当年25%的大陆票房，那一年大陆只拍出了40部电影。

　　大范围调查显示，“爱看国产电影的人”比例只有9.45%。

　　冯小刚是把中国电影票房从谷底捞上来的中坚力量。

　　然而他的成功，纯粹是一个“得非所愿”的偶然。

　　冯小刚早年父母离婚，跟着妈妈姐姐长大，从小阅尽人间辛酸。

　　他没人脉、没资源，要想成名成事，只能靠自己，往更高的圈子里钻。

　　用好友叶京的话说：

　　“我认识的冯小刚渴望成功，做梦都想出名，为了成功，什么架子都能放下来。”

　　冯小刚入行电影的第一个“贵人”，是后来《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

　　1984年，郑晓龙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北视中心）当副主任，想做精品电视剧，把作家王朔的小说《空中小姐》改成了剧。

　　同年，冯小刚离开了部队，在电影厂兼任美工，机缘巧合认识了郑晓龙，经常找他吃饭，靠着能说会道的一张嘴，深得郑的欢心。

　　没多久，郑就把他介绍进了北视中心。

　　1985年，郑晓龙读到王朔的《浮出海面》，笑得乐不可支，一口一个“孙子”，把冯小刚惊着了，他也拿过小说一读，大呼：果然孙子！问：谁写的？

　　郑晓龙说：王朔，我一哥们儿。冯小刚当即央求他带自己结识王朔，还亲自下厨给王朔做酱猪蹄和椒麻鸡丝，三人相谈甚欢。

　　搭上王朔后，冯小刚天天王老师长王老师短，极尽逢迎，视之为人生导师，经常搞得王朔脸红。

　　而声名鹊起的王老师，身边又需要这么一个人。

　　马未都评价说：“他俩人这算是互相利用。”就是你为我办个事，我再为你办个事。

　　1988年，王朔的4部小说被改成电影，史称“王朔年”。

　　1992年，成功策划了爆款电视剧《渴望》的郑晓龙，琢磨着把编辑们的生活攒成个电视剧，找王朔等人拉开架势就写，于是有了《编辑部的故事》。

　　可临开拍前，剧本丢了，王朔急炸了，就在这时，冯小刚又出现了。

　　他毛遂自荐，说可以跟王老师一起创作，保证把本子完成。王朔答应了他。

　　熟读王朔小说的冯小刚，整起那套“夹枪带棒、含沙射影”的京腔，活脱脱一个“小王朔”。

　　没多久，两人出色完成剧本。

　　在《编辑部》千百万的观众里，有一个“铁粉”看得着了迷，在家把饭都给烧糊了，他叫姜文。

　　当时已经做了名演员的姜文找到郑晓龙，说：你们有点意思，我也想试电视剧。

　　郑晓龙说：“巧了，我手上有部剧，差个男主角，你来演最好不过。”

　　这部剧就是《北京人在纽约》。

　　当时已得到编剧署名的冯小刚，又开始活动心思。

　　通过和王朔、郑晓龙的交情，他顺利成为执行导演，正式开始导剧。

　　这部剧大火以后，美工冯小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导演、编剧冯小刚。

　　冯小刚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手执导筒、平步青云了，但现实给了他当头棒喝。

　　1993年，《上海文学》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矛头直指“痞子文学”鼻祖王朔。

　　这直接导致电影只要沾上王朔的名字，拍一个死一个。

　　1997年之前，冯小刚改编制作的三部王朔作品《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接连被总局“枪毙”——“错误价值观导向、丑恶审美趣味”，几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

　　“所有投资人都躲着我，我走投无路了。我知道哪些东西是你扛不过的。”

　　王朔见状，心也碎了，扭身去了美国。

　　临走留一句话给冯小刚：“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冯小刚在北京电影厂里嚎啕大哭，北影厂厂长韩三平于心不忍，对他说：“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捞上岸。”

　　1997年前，成龙的电影《红番区》在春节卷走9500万票房，韩三平为冯小刚找来一个拍喜剧片的机会：北影出100万，你拍个“贺岁片”吧。于是就有了《甲方乙方》。

　　冯小刚背水一战，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了这部影片，他自己不要钱、零片酬，只拿票房分账。

　　这是中国第一部导演不领取报酬、参与电影利润分成的影片，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为特定档期拍摄的电影。

　　内地电影的“贺岁档”从此拉开了大幕。

　　《甲方乙方》收获了3600万票房，占当年全国票房的1/30。冯小刚按协议入账高达117万元，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

　　连续跑电影宣传、疲惫不堪的冯小刚一度有些恍惚，他在成都脱口说出：南京的观众朋友，给你们拜年了。

　　没法想象，如果当年《甲方乙方》垮了，冯小刚后来会在哪飘；

　　但它成了，不仅成功了，也成了困住冯小刚一生的魔咒。

　　就在所有人举杯欢庆的时候，没人知道冯小刚内心的落寞：他当年想拍的反映现实、人性的作品拍不了，他眼前有“贺岁喜剧”这条出路，也只有这一条生路。

　　他选择憋住一口气，抓住它，往前走。

　　1998年的《不见不散》，4300万票房。

　　冯小刚觉得：弄俩了，哥们够意思了，让我拍点想拍的吧。

　　他想把当年因“讲述婚外情”被毙掉的《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捡起来，改编成《一声叹息》报了上去，结果电影局回复：你这贺岁喜剧片应该是“三部曲”啊，再拍一个吧，拍完再拍这个。

　　冯小刚说：行。于是1999年拍了《没完没了》，3500万票房。

　　直到今天，人们对这部片子的评价都挺好，但冯小刚自己回忆，主创们当时叫苦连天：

　　“我们拍到一半的时候，葛优每天都坐在门口台阶上跟我说：咱能不能不拍了？你说欠多少钱，我给你找一赞助去。”

　　《没完没了》中的葛优和吴倩莲

　　冯小刚一直在忍：“要把观众请回来，靠什么？靠你这片子能让他们进来，喜欢看。”

　　1997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冯小刚拍了6部贺岁片，总票房3.25亿，多数年度票房前三，单片平均票房占比高达5%，最高的《天下无贼》斩获1.2亿。

　　2004年的1.2亿什么概念？全年15个亿，《天下无贼》占了8%，这个比例放到2017年，就是一部《战狼2》。

　　通过这十年的运作，冯小刚和其他导演一道，把市场带热了，观众慢慢回到电影院，也形成了“冯小刚贺岁片”这么一个品牌。

　　在冯小刚看来，这第一个十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想“变个脸”。

　　“一个人不能变成一个盈利的机器，贺岁片、喜剧好，你就没完没了拍这个。”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冯小刚需要妥协的地方变少了，他开始寻找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

　　“2007年，我拍了《集结号》，从那儿开始我的创作就转身了。”

　　《集结号》后的十年里，冯小刚拍了7部电影，乍一看好像成绩还不错。

　　但如果我们换一张表来展示冯氏电影在上映当年的全国票房占比，就变得一目了然：

　　2004年《天下无贼》之后，冯小刚在电影市场的影响力持续走低，即便是他票房最高达14亿的《芳华》，在2017年票房占比也只有2-3%。

　　而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以喜剧见长的冯小刚此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是一部极其沉重的灾难片——《一九四二》。

　　“我拍摄的所有电影，以及由这些娱乐性的电影建立起来的声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帮助我完成拍摄《一九四二》的愿望。”

　　1993年，冯小刚通过王朔认识了《温故一九四二》的作者刘震云，冯小刚激动地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刘震云文绉绉地拒绝了他。

　　冯小刚迂回出击，花8万块买下了刘震云《一地鸡毛》的改编权，拍成了剧，刘震云生平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

　　2000年，刘震云跑到冯小刚家里说：“我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了。我愿意和你共进退。”

　　此后十几年，电影从立项到拍摄几经波折，直到2012年才上映。

　　“我为此赌上之前12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

　　他还打了个比方：拍《一九四二》就像曾经追求一个漂亮姑娘屡遭拒绝，突然有一天，姑娘追到手。

　　但他没想到，得到之后是空虚。

　　首映日票房2600万元，开局不利直接导致华谊两日内市值蒸发13亿。

　　连跟他多次合作的女星舒淇都坦言：我就不想看一个让我看完了会心里堵得慌，难受的。

　　《一九四二》投资超2亿，票房只有3.6亿，片方华谊兄弟票房分账约1/3，亏了至少几千万。

　　而那年同期，投资4000万元的喜剧《泰囧》斩获12.6亿票房。

　　张国立回忆，因为《一九四二》票房惨败，冯小刚甚至掉了眼泪。

　　他没想到此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成了他导演生涯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不留神间青春已逝，大把的光阴和热情精力都被电影掠夺一空。”

　　“不要让我总结电影路，我现在就是一个虚无主义，什么人生目标，我这辈子已经够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酒当歌。”

　　说归说，冯小刚对华谊心里还是过意不去，春节过完立马跟王朔攒剧本，4月初就开拍了《私人订制》，票房7.1亿。

　　“随便拍的电影，一个星期卖4个亿。我认真拍的电影不卖钱，这给我很大的困惑。”

　　冯小刚觉得自己看不懂现在的观众了，于是从那以后，他变得更任性了。

　　“到了我这年龄，我就别装嫩了，挖空心思给年轻人献媚，人家也不见得买你的账。”

　　“我已经快六十岁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我不愿意妥协了，因为时日无多。”

　　他也变得越来越口无遮拦，开始骂影评人、骂观众。

　　拍《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华谊老板带投资人探班，对方不喜欢电影用的圆形画幅，冯小刚跟对方大吵：

　　“我就这么拍，你们不喜欢看别看，没人投资我投，我自己看。”

　　《我不是潘金莲》创造了他20年来的“最差成绩”，但他并没有像当年那样再拍一部《私人订制》来补窟窿，而是转头就投入到前途未卜的《芳华》中。

　　很多人喜欢《芳华》，对冯小刚来说也是“碰巧”，因为他是来给自己“还愿”的，8年部队文工团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女兵情结”：当年他最激动的事就是看女兵洗完澡嘻嘻哈哈往宿舍走。

　　为此他在《芳华》里花3500万重建了一个和记忆里文工团一样的大院。

　　“我一辈子没有出圈，我快60了，老想做一点出圈的事。”

　　“这是我电影拍摄心愿清单的最后一部。”

　　《芳华》虽然是他祭奠个人青春的自嗨之作，但多数观众还是买账的。

　　而最新上映的《只有芸知道》，故事从他的老朋友张述和亡妻的爱情故事改编而来，很多观众却没能被打动。

　　有人说冯小刚正从“全民欣赏”走向“自我陶醉”。

　　“我什么都能拍，拍什么都有票房，这一点上谁能比过我？我特别独孤求败。”当年在《唐山大地震》记者会上他说过的话还言犹在耳。

　　只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时代和金主老板还能给他留下多少“任性”发挥的空间。

　　既然都“虚无”了，心愿都了了，为什么还在拍电影？他说是因为这是目前可见，唯一阻止衰老的方法。

　　可以说冯小刚的电影生涯，是离“电影工业化”背道而驰的一生：

　　想拍的东西拍不了，不想拍的喜剧却做成了“贺岁片”的范式，等为投资人赚够了钱，立马从“喜剧”中抽身而去，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却遭遇“价值破灭”后的虚无，于是已年过花甲的他怀念什么就拍什么、看中什么就拍什么。

　　喜剧才华、个人情怀和时代情绪之间的错位，让这样一位大导演无能继续引领、开拓中国电影工业的新浪潮。

　　而另一位今年已70岁的大导演，依然怀揣着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梦想，奋力地前行着。

　　只是我们不知道，“国师”他老人家的路是不是也走歪了。

　　02

　　张艺谋：《长城》还拍2和3……吗？

　　如果说冯小刚的贺岁喜剧“拯救”了中国国产片票房，那么张艺谋就是让票房“井喷”的那个人。

　　在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之前，张艺谋在咸阳棉纺织厂扛了7年的麻袋。

　　正在拍摄《黄土地》的陈凯歌和张艺谋

　　每天，他把百十斤的原料扛进车间，“嘶啦”一声撕开四层厚的“劳动布”，让女工们纺纱织布。

　　他没钱，但是就喜欢鼓捣摄影，于是合法卖血，换了一台“海鸥”牌相机。

　　张艺谋拍出的相片在工人手中传阅，也不时发表在报刊上。

　　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因为超龄（28岁）差点没上成，学校同意让他“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在学校，他第一次接触到外国电影，看到比基尼和直升机时震惊到说不出话，“城里人”陈凯歌笑他是“刘姥姥来大观园了”。

　　在北影，张艺谋格外用功，买不起摄影书就生抄20万字，学校给他转正，念完了4年书。

　　1982年毕业，他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掌机拍摄《一个和八个》，后来被看作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1986年，张艺谋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他被击中了：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张艺谋说，他要赞颂生命、渲染野性，让大家看看这个民族的活力。

　　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莫言的军艺宿舍，路上脚夹破了，全是血，拎着一只鞋，大喊莫言，莫言出来了。

　　张艺谋说，我要拍你的《红高粱》。心里还打鼓，生怕莫言不给。

　　结果莫言不但给了，改剧本时还说：

　　“你想怎么改怎么改，茅盾、巴金的小说要尊重原著，我的不用。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了，就是让他俩在高粱地搞原子弹，我也非常支持你。”

　　为什么相信张艺谋？

　　莫言说，因为当时他晒得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一看见他，就想到了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特别亲切。

　　为了拍出高粱遮天蔽日的效果，张艺谋还在高密种了一百亩高粱。

　　1988年《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许多人分析这部电影为何成功，其实说到底就俩字：纯粹。

　　“当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

　　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压抑多年的情感喷出来。

　　电影《红高粱》里的“颠轿”

　　正是因为能把艺术作为至高的追求，把自己放得足够低，才能深入人物的生活和内心，演什么像什么。

　　《红高粱》得奖的新闻上了《新闻联播》，《红高粱》一上映，全国人疯了一样排着队去看，票价从3毛一张涨到七八块，卖了400多万。

　　莫言走在街上，到处都能听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电影《红高粱》里的巩俐

　　1991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又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张艺谋拉住著名编剧芦苇（《霸王别姬》《活着》编剧），在酒店彻夜讨论电影的失误，总结出30多条缺点，还能做更好。

　　张艺谋与芦苇

　　获得成功后还能细数长短，芦苇觉得，张艺谋前途无量。

　　2001年，李安的古装武侠大片《卧虎藏龙》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获得4项大奖10项提名。

　　而就在前一年，张艺谋指导的都市片《幸福时光》只收获了可怜的500万票房。有人当时就说：张艺谋你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李安的古装武侠商业大片为张艺谋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动作+古装+明星+华丽的视觉特效（虽然李安电影承载的远不止这些）。

　　2002年，张艺谋用《英雄》证明了这个思路的可行性：国内票房2.5亿，全球票房1.7亿美金（14亿人民币）。

　　要知道，那年中国全年票房只有9亿，《英雄》一片占了三成。

　　调查显示当年《英雄》1100万观众里，有80%的人已经多年没进电影院了。

　　不管电影好坏，能把这些电影院“死粉”激活，《英雄》功不可没。

　　北大艺术学院的王一川教授评价，影片《英雄》“在视觉奇观展现上达到了难以超越的形式美学绝境”。

　　此后的《十面埋伏》（1.5亿）、《满城尽带黄金甲》（2.9亿）复用这一套路，虽然说实话，这两部电影有很多地方为了大场面而大场面，剧情逻辑崩坏，故事讲得稀烂，但赚钱却赚得很多，以至于屡试不爽，成了中国商业电影最有保障的盈利方式。

　　然而，有些变化正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2006年，张艺谋找芦苇探讨《黄金甲》的剧本，讨论了8天，芦苇说剧本问题很大。

　　张艺谋不以为然，说：“就凭张艺谋、巩俐、周润发、周杰伦这四个名字，两亿票房，芦苇你信不信？”

　　芦苇的眼里，那个得了奖还肯玩命挑自己毛病的张艺谋，不见了。

　　有人说，张艺谋的商业电影带有明显的景观化倾向，场面、画面、色彩、身体和服饰被无限地强调，剧本似乎不再重要，景观完全压倒了叙事。

　　张艺谋自己是这么看的：

　　“过两年以后，说你想起哪一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永远记住的，可能就是几秒钟的那个画面。”

　　“过几年以后，跟你说《英雄》，比如说你会记住，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蜻蜓一样的。像这些画面，肯定会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所以这是我觉得自豪的地方。”

　　2001年到2011年，张艺谋和冯小刚就像中国大片的AB两面，双方一共9次成为内地影片票房榜冠军，其余两次，一次归了陈凯歌的《无极》，另一次则是《建国大业》。

　　可是在2012-2019年，张艺谋只拍了《归来》《长城》《影》三部作品，年度票房排名滑落到第36、第6和第27。

　　迄今的内地单片票房前十也早已不见他和冯小刚和陈凯歌的身影。

　　中国内地单片票房排名前十（复联4、速激8除外）

　　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前十的电影除科幻和动画以外，全部讲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故事。

　　而从2001-2019，张艺谋涉足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电影只有《归来》和《山楂树之恋》，且故事背景都距今40年以上（70年代初）。

　　张艺谋像一头骆驼，把头埋进历史故事的沙丘下，全然不顾当下中国社会，这一点甚至还不如冯小刚和陈凯歌（《和你在一起》《搜索》）。

　　预计2020年上映的《一秒钟》和《悬崖之上》，又是两个70年代和30年代的故事。

　　早已功成名就的张艺谋不在意票房排名，不在意当代中国，甚至可能都不在意得不得奖了，那他到底在意什么？

　　他在意中国电影如何早日实现“工业化”，于是他从好莱坞手里接下了《长城》，那部投资超10亿、豆瓣4.9分的超级大烂片。

　　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长城》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传奇影业的一部打怪兽套路大片，类似《魔兽》和《诸神之战》，把长城这个背景换掉，故事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传奇影业的老板一次坐飞机看到长城，于是就叫人写个发生在长城脚下的故事，堆砌了四个所谓的中国元素：火药、长城、饕餮和秘密部队。

　　美国人动机如何、剧本质量如何，张艺谋应心知肚明。

　　那他为什么还要接这个大烂片？

　　在他眼里，这是第一部中美合拍的重工业大片，第一块中国电影向好莱坞工业体系探路的敲门砖。

　　“对于电影产业来说，重工业是支柱，《长城》的合拍是一个伟大的实验，一个划时代的实验。”

　　然而在所谓的“工业化”体系里，张艺谋的决策自由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低。

　　导演现场想改一句台词，不行，必须先得到美国制片人的同意；

　　每天拍摄完成的素材必须传回美国审看；

　　好莱坞要求现场中外员工5000人，一周工作5天，每天不超过10小时。

　　“《长城》的每个镜头，第一个说了算的不是他。”

　　他也知道《长城》里的文化符号太肤浅，但他觉得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一步到位的事情，这电影就是个试金石。

　　他说如果《长城》这颗试金石成功了，以后《长2》《长3》《长4》……就长下去了。

　　“一开始我也在犹豫，后来我的经纪公司说，《长城》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有可能在全世界5000家影院上映。”《英雄》时代的“全球梦”，他还没有做完。

　　这一次，他想用《长城》为年轻导演探探路。“如果成功了，我们内地的电影人会有更多机会和海外，尤其是好莱坞的资本和技术对接合作。”

　　张艺谋想做中国的《星战》《异形》《变形金刚》，但显然他冲击失败了——《长城》亏损可能高达5亿，且至今也不见什么《长城2》立项。

　　张艺谋犯了一个错误，作品得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我们一味地去迎合人家的价值观，创作他们满意的故事，而是把我们对自己文化理解最好的故事拍到登峰造极，拍到全世界人都佩服，自然会有人主动去了解这个精彩故事背后的中国文化。

　　全世界人都记得2008年那场奥运会开幕式，恰恰是因为它足够具有中国特色，而不是把外国东西硬塞进来做一个四不像。

　　而与张艺谋同为北影同学的陈凯歌可不在乎什么中国故事“工业化”，他一直慢慢拍，两三年才出一部，因为他又当爹又当妈，导演编剧两手抓。

　　要是他不抓还好，可能还能拍出下一部《霸王别姬》；可这一抓，就抓瞎了。

　　03

　　陈凯歌：谁能比我写得好？

　　1988年，《红高粱》得奖的那年，36岁的陈凯歌带着《孩子王》出征戛纳电影节，铩羽而归。

　　席间一个叫徐枫的女人找到他说：“我手里有个剧本，希望由你来拍。”

　　5年后，陈凯歌再次杀回戛纳，捧回金棕榈。

　　那就是《霸王别姬》的由来。

　　被徐枫说服后，陈凯歌找来编剧芦苇商量剧本，陈凯歌觉得李碧华的原著就是个三流小说，格局不大。

　　陈凯歌与芦苇

　　芦苇说：我可以改，你可以提意见，有问题咱商量着修改，但剧本你一个字也不许碰。

　　陈凯歌爽快答应，说：“那太好了，我省事了。”

　　改好的剧本相比原著有了质的飞跃，然而因为涉及同性恋等诸多敏感内容，怕剧本过不了审查，于是芦苇花5天写了个假剧本送上去，过审了。

　　芦苇与张国荣

　　审查人员纳闷，问陈凯歌这么无聊的故事有什么好拍的。

　　陈凯歌打马虎眼说：我就想拍这个。

　　从2020年回望1993年的《霸王别姬》，那可能是陈凯歌导演生涯中唯一一次，把故事和人物都刻画得极为饱满的一次。

　　原因之一是，他没碰剧本，找到了合适的编剧。

　　但影片大获成功之后，在老伙计的眼里，陈凯歌像是变了一个人。

　　导演很OK，于是觉得自己什么都OK。

　　芦苇说《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开始自满：“他的创作状态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说话的那个口气、语境，他以大师自居的这种姿态，一下就把和人们的距离又拉开了。”

　　《霸王别姬》之后，1996年，陈凯歌邀请芦苇做电影《风月》的编剧。

　　芦苇查了资料，发现故事只是源于坊间只言片语，没有真实历史做依托，陈凯歌不信，两人不欢而散。

　　从这里开始，陈凯歌的喜好一步步走向了魔幻题材。

　　在那之后的几乎每一部导演作品，他都要染指编剧。

　　1998年，陈凯歌写《荆轲刺秦王》时没有联系芦苇，但芦苇喜欢这个题材，兴冲冲找来，说不放心剧本的话我帮你写，咱们再合作。

　　陈凯歌回了一句：“我放心得很，我自己写的。”

　　2005年，陈凯歌加入大片队伍，写了《无极》的剧本。

　　剧本完成后，他非常自信，坚定地说这是个好剧本。

　　结果电影上映没几天，口碑扑街，所有风头都被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走了。

　　一向文雅的陈凯歌失了风度，破口大骂：“做人不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

　　无论如何，《无极》都不能算是一个讲得好看的故事，陈凯歌所谓的“五年之内没有人能看懂《无极》”的狠话，只是伴随着“艳照门”的爆发，让《无极》被重新挖出来，里面几个主角的台词成了网友们最喜欢的笑话之一，能玩好几年。

　　陈凯歌个人对故事的审美也一再让人感到困惑：那个拍出了《霸王别姬》的人哪儿去了？

　　直到去年，陈凯歌上了一档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这个谜团有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在节目里，他被称作是“中国最会调教演员的导演”，讲戏讲得入木三分，和郭敬明整天故意抖术语显得自己对电影很专业不一样，陈凯歌的指点能不用术语就不用术语，都是大白话，却能让演员们听完都微微颔首，都知道自己刚才哪里有问题。

　　但他后来那么多片子，都很难称得上“精彩”二字，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心里的戏太多了。

　　他对剧中人物的理解，比他用电影呈现给你看的那部分，要多得多。

　　可能一个角色出场也就15分钟，但要让陈凯歌把这单单一个角色的故事全拍出来，可能100分钟都不止。

　　而陈凯歌不知道把哪些情节有机编织起来，是最能凸显人物、最精彩、最富悬念、最好看的安排。

　　用歇后语来说就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他适合揣摩分析人物，适合导戏讲戏，但不适合编剧。

　　在他的很多作品里，比如《道士下山》，主要人物单薄得像个纸片一样，而陈凯歌对每个角色的理解可能是一座座尘封的冰山。

　　再比如2017年的《妖猫传》，故事开头还充满悬念，妖猫在长安城兴风作浪，男一男二白居易和日本僧人空海一同探寻杨贵妃之死的秘密。

　　白居易和空海共同寻找当年的真相

　　结果到了故事后半程，马嵬坡兵变后节奏就变得疲软，男主角变成了一对白鹤少年，守着杨贵妃的尸体不离不弃，仅跟贵妃有一面之缘，却花了30年为贵妃寻仇。

　　白居易和空海到故事后半程成了两个看客，而白鹤少年为什么强烈地要为贵妃“复仇”，动机交代又不清楚。

　　没有一个人物刻画得鲜明、饱满，故事也从悬念迭出变成了拖沓乏味。

　　这部电影的首席编剧是为李安写过《卧虎藏龙》的王蕙玲，但只要陈凯歌插一杠子，谁当首席都一样。

　　中国电影想要实现“工业化”，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就包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你适合编剧就编剧，适合导演就导演。

　　因为心比天高，于是就大包大揽，最后的结果就是后来的作品都“命比纸薄”。

　　从这个角度说，《霸王别姬》在世俗荣誉上过早的摘金夺银，可能反而害了一个原本能跟一流编剧默契配合的大导演。

　　尾声

　　在中国，有“第五代导演”的说法，说的是8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其中代表人物有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等人。

　　严格来说，冯小刚不算“第五代”，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但很多时候为了叙述方便，也把冯小刚给算进去了。

　　可以说这一代导演的优劣势几乎同样明显：

　　代表中国电影首获国际大奖的是他们；

　　开创中国商业大片的鼻祖是他们；

　　激活沉睡的观影人群、开启21世纪中国电影大发展的是他们；

　　首度尝试国际合作、推进电影工业化的是他们；

　　如果100年后，有人写一部《中国电影史》，第五代也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代。

　　但对剧本和故事的轻视、做不到商业和艺术的平衡、与时代社会的严重脱节、过度的自我陶醉和自我表达，同样是他们在2010年代后迅速走向衰落、被市场边缘化的症结所在。

　　整个201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化新面貌：

　　有郭敬明这样跨界的新人导演，走纯商业化路线，要钱不要质量，靠烂片《小时代》狂赚十几亿；

　　有持续关注内地题材的香港导演，比如拍出《智取威虎山》的徐克、拍出《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的林超贤、拍出《亲爱的》（走失儿童题材）《中国合伙人》《中国女排》的陈可辛；

　　还有持续深耕喜剧的徐峥、黄渤和开心麻花；

　　……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一群70后、80后的年轻导演正迅速崛起，从中低成本的制作冒头，不断精进，朝着驾驭类型更丰富、体量更宏大电影作品的目标持续迈进。

　　而他们取得成功的每一个侧面，都反映着如今“第五代导演”不肯做、也不愿做的一个领域。

　　第五代导演真正的危机还不止于此。从《甲方乙方》《霸王别姬》《红高粱》开始，直到现在的《芳华》《妖猫传》《影》，冯/陈/张三大导演的多数故事高度依赖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包括莫言、余华、严歌苓、王朔、刘震云等。

　　而当这一代中国作家多数不再是中国文学主流、过度沉湎特定时代、不聚焦当代社会、陷入低产和半退休状态后，第五代导演们接下来的“好故事”要从何而来，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芸知道》暴露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一个导演再大牌，如果他没法用好故事跟当下观众产生链接，那他也终将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

　　就像20世纪末，中国人期待着《红高粱》，期待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期待着《我的父亲母亲》，留恋着一个农业社会末期，平凡人精彩的阡陌生活、喜怒哀乐。

　　今天的中国人依然乐观地期待着，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中，中国导演能讲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故事。

　　无论哪一代导演和编剧，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去展现它、不逃避，才是对当代观众最大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