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伤医事件：分析的三个层面

lameihua

　　【最近比较空闲，因此决定，不时对一些热点问题以短平快的方式发点议论。而这些议论，都想朝向一个目标，即我前年提出的，形成在思维的最小单元进行正常思维的能力。我不是说我的看法就是正常的，就是正确的，但通过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思考问题，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因此，每一篇文章，都不是着眼于具体的结论，而是围绕看问题的角度、思路和方法来进行分析】

　　最近这几天，伤医事件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仅仅是愤怒，仅仅是谴责，是不够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事件在近些年屡屡发生？怎么看待这种事件发生的原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有效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本文不想对其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讨论，而是想谈一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即我们应当从怎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体的层面。从有关的信息看，行凶者就是一个垃圾人。有时我们真的不能不承认，有的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真的与一般人不同。这种不同甚至有生理的因素在里边。有的人生来就比较容易冲动，有的人不太容易冲动；有的人自我控制能力很强，有的人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犯罪人格”的概念。

　　就这起伤医事件而言，一位95岁的老人，而且是癌症晚期，最后付出的可能是两条人命的代价，这是正常的思维和行为逻辑可以解释得通的吗？即便是大环境不好，即便是这当中可能有误会或误解，就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制度的与大环境因素的作用如何重要，都不能推卸个人的责任。因为道理很明确，同样的大环境中，每个人的现实行为都是他自己决策和选择的结果。

　　第二，医患关系的层面。近些年，医患关系的恶化，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可以说，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受到严重损害。这与医疗产业化及有关的制度安排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相关制度安排是起一种恶化医患关系的作用的。

　　实际上，医患关系是很微妙的一种关系。一方面，病人对医生要有一种很强的依赖关系。病人在看病的时候，是把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交给医生的，这就需要一种高度的信任。在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双方纯在利益的矛盾，因为医生的收入最终要来自于病人。

　　有关制度安排的作用是个什么的？就是要尽量将两者的利益隔离开，使直接的利益关系变成间接的利益关系，以防止医患关系被利益所扭曲。医药分离等制度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而现在的一些制度安排，则把医生变成一个直接从病人那里赚钱的创收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医患之间的信任感被消蚀了。一方面，有的医生确实唯利是图，为医闹提供了口实；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医生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但也受到无端的怀疑和指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医患关系的生态恶化了。

　　第三，社会大环境的层面。这当中的问题可能涉及多个方面。首先，是人际关系生态。这些年，社会中人际生态恶化，戾气越来越重，人与人之间敌对意识越来越强。其次，是经济不景气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变化。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人们心气比较顺，社会中的火气就比较小。相反，经济不景气，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增加，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更容易火冒三丈。这是显而易见的。

　　就在本文接近写完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段材料：据和孙某氏一个病房的人回忆，孙文斌和值班大夫拉过家常，说他下过海、挣过大钱、养过猪，也干过兽医，离婚了。孩子上学名额被有钱人顶了，卖过菜，还倒腾过服装。在他的描述中，自己命运悲惨，生活拮据，似乎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如果上面的情况属实，这对他心理的扭曲又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说，这三个层面，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互相抵消。

　　再加一句，如果分清了这不同层面的原因，也可以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明确第一个层面的原因，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伤医事件可以减少，但不可能完全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增强医生及有关部门这方面的知识，提高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就是应当考虑的事情。明确第二层面的原因，会使我们意识到，要在医患关系上有根本性的改变，有赖于相关的制度变革，用制度安排消解其中的张力；同时应当完善化解医患矛盾的法律途径。

　　而明确第三层面的原因，则有赖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善，优化人际关系的生态。就此而言，任重道远。

　　最后再啰嗦一句，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小心呵护社会生态，扶持人们的向善之心，抑制人们的向恶之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再鼓动助长人们互相敌视、仇恨的情绪了。一个社会如果充满敌视仇恨的情绪，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在这样的情绪的驱使下行事。我们需要一个友善的社会，我们需要抑制仇恨的情绪。因为仇恨在吞没所谓的敌人之前，可能首先吞没的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