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哥：嘿，柳传志这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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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柳传志生于上海。很多年后，他发迹了，美国《商业周刊》称其是“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所言不虚。

　　柳传志籍贯是江苏镇江，祖父是钱庄经理，家世良好，使得他父亲柳谷书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后来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谋了一个职位。

　　柳谷书1947年参加革命，1949年后作为金融系统奇缺的专业人才，上调至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备受重用。

　　他母亲出生于镇江一个大户人家，外公为孙传芳掌管财政。

　　从基因看，柳传志迟早要跟钱打交道。

　　他曾专门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文中说：“从爸爸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

　　上初中时，他母亲在中国银行秘书室工作，开始为他借课外书。后来，他母亲调到贸促会图书馆后，有意识地为他挑书，一拿回来就是三十来本。

　　当同龄人都在读《青春之歌》时，柳传志已经广泛阅读了中外历史书及一些文学名著。

　　他母亲更有远见的是从小训练柳传志的演讲能力。也许是因为她在抗日战争时期见识了宣传的力量。1952年前后，她就鼓励儿子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发言，让他觉得讲话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你应该有讲演的能力。”

　　很多年后，柳传志终于体会到，有讲演能力，办公司就能把话讲好，让员工有士气，有利于带好自己的队伍。

　　所以说，有讲话能力非常重要。

　　柳传志始终记得父亲送给他的一句话：“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誉。”

　　1984年，63岁的柳谷书创办了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拿到了002号律师执照的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之后，他又创办柳沈专利事务所，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放眼国际的先行者。

　　柳传志后来创办香港联想，简直是神来之笔，不能不说没有其父的影响。

　　柳谷书2003年去世，有媒体将他称为民智启蒙者与真正的爱国者，超过400位各界名流名前往八宝山为其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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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传志少年时比较冲动，打群架时，曾拿着铁锹与人干仗。

　　高中毕业时，他被选上去当飞行员，全校唯一的入选者。可政审时，被刷下来了，因为他舅舅是“右派”。

　　柳传志很沮丧。第二天，他父亲找了学校，发现西安一所军校还在招兵。

　　就这样，柳传志去了西安。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没有做成飞行员，但遇上了后来的妻子——龚国兴。

　　他就读的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又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其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1958年迁址西安，以“西军电”而闻名于世（是中国最早的2所国防工业重点军校之一，即“哈军工、西军电”）。1988年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龚国兴的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不少同学的倾慕对象。做毕业设计时，柳传志给她写了第一封情书，“别人不行那咱来试试”、“如果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就在胸口别一枚毛主席像章。”

　　第二天，排队打饭时，龚国兴没有戴像章，柳传志当时深受打击。但洗碗时，龚国兴给他塞了一张纸条，是说搞对象这么严肃的事情，别个像章来表示不太合适。

　　没有拒绝，那就是有戏咯。

　　1966年，大学毕业后，他们一道分去了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做实习研究员。

　　1968年，中央下发《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于是，柳传志和龚国兴一同被安排去了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1979年，二人结婚。

　　他们恩爱了一辈子。

　　2015年6月29日，联想控股（联想集团母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敲钟现场，有记者采访了一位女士：

　　问：你是联想员工？

　　答：是的。

　　问：你何时加入的联想？

　　答：1986年。

　　问：你有股份吗？你现在的心情激动吗？

　　答：柳传志是我先生。

　　这个其貌不扬的女士就是龚国兴。

　　从这点讲，柳传志还蛮深情。不像某些大佬，发达后就泡明星、娶女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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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西军电”分成“造反派”与“保皇派”，打得很凶。

　　柳传志起初是“造反派”，后来发现不对劲，醒悟了，就退出，做起“逍遥派”，一门心思搞对象。

　　对于那段经历，他后来如此反思，“个人体会有这么几点，第一点体会就是无政府主义是很可怕的。第二点体会，个人崇拜，外人觉得好笑，当事人是迷在其中的。我们当时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这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第三，人性有善的一面有恶的一面，人与人又有不同。”

　　这三点重塑了他价值观，继而也深深塑造了他创办的联想：讲究忠诚、分而治之、用钱留人。

　　“西军电”的王牌专业是原子弹和导弹。柳传志成分不好，自然没资格入读，只好去学雷达。他积极表现，当上了小组长，但入党时还遇到了麻烦，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他缺少工农感情。

　　“1961年我到了军事学院，那时候我17岁，积极要求入党，怎么要求也入不进去。当时有一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因为淘粪淘得很好，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于是我回北京后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星期。当时并不觉得是为了表现，真的也是觉得我是不是工农感情差，在当时还是真的是决心要改造自己的，改造自己的思想，解决缺乏中农感情的问题，这样的话就去掏粪去了。”

　　入党就成为柳传志心中的一根刺。

　　斗转星移三十载。

　　1997年，张贤亮出版了《小说中国》，这是一本讨论三农问题和私有制的书。柳传志看过这本书后，约张贤亮在北京吃过一次饭。后来，柳传志借旅游之机专门去过一次银川，拜访张贤亮。

　　其实他们交情并不深。

　　在张贤亮的印象里，柳传志只跟他讨论过一个重要问题：要不要入党。

　　"当然要入党！"张贤亮说，"只有入党才有话语权，才能做事。"

　　柳传志听从了，入党后，连续当选为九届、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地位扶摇直上。

　　果然熟读古书之人都深谙运势。“我在少年时期就把整套《水浒》和《三国》翻了个遍，基本是烂熟于心，这两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三国志》里令我最伤感的人物是诸葛亮，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却落得个凄凉下场，让人不胜唏嘘。”

　　他拒绝做一个才华横溢却壮志难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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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柳传志夫妇回京，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1974年，柳传志被发配到科学院天津干校劳动，在那他认识了年长他5岁的倪光南。

　　倪光南，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东南大学）无线电系，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

　　他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技术人。1964年，作为外部设备插件组长参与119机研制项目成功，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1968年后，参与了717机显示器及显示组“SK-1光笔图形显示器”的研制。1974年参加748工程会议，提议六室输入组立项开展汉字处理研究。

　　讲实话，柳传志尽管身在科研院所，但造诣相当一般，与倪光南更是有云泥之别。可他们却成了好朋友。

　　柳传志的表达能力让倪光南膜拜，他能把电影《基督山恩仇记》绘声绘色地讲出来，让听众如醉如痴。

　　而倪光南记忆力同样让柳传志钦佩不已。有次，柳传志假装不会一个方程式，倪光南提笔就写了出来。

　　这段缘分日后成就联想，也改变了联想的走向，余波延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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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柳传志夫妇俩都住在中科院集体宿舍。2年后终于有了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

　　那时，柳传志每个月有80元的月工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老了后能买辆三轮子，载着妻子到处去旅游。

　　再后来，计算所造起了一排自行车棚。大家把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改造为一排新宿舍。

　　柳传志和龚国兴生育有一子一女，长子柳林，十分低调，略去不表。小女倒是值得多叙一笔，她就是滴滴总裁柳青。

　　1978年，柳青出生后，柳传志为了在门口违章搭建一个厨房，找同事帮忙，从计算所院里料厂“偷”水泥，还推着板车到外面拉沙子。

　　帮忙的同事有马文豹、李勤，后来成为联想11个元老中的两个。

　　一起偷过东西的兄弟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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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被后世经济史书写者命名为“中国企业元年”。

　　那年，王石用贩卖玉米赚到的第一桶金在深圳创办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李经纬在广东三水创立“东方魔水”健力宝，扬名洛杉矶奥运会；张瑞敏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

　　柳传志已经是中科院人事局领导干部处副处级干部。但他总觉得不得劲。中科院很多专利获奖后，就束之高阁，不能产生一毛钱利润。

　　当时中关村已经有了一溜公司，中科院计算所很多人去做兼职，帮人验收机器，一天收入三四十元，抵得上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

　　这对计算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柳传志坐不住了，得干点事。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对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

　　40岁的柳传志就这样“下海”了。“突然来了这么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1984年11月，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

　　曾茂朝给了20万元作开办经费，并允诺可以使用所里的技术成果，可使用计算所里的办公室、电话以及所有资源等。

　　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鼓励他们，要好好干，争取变成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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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从代理销售IBM、AST、惠普等品牌电脑开始走向市场。小打小闹，积累了一笔资金。

　　1986年7月，柳传志决定在计算机西文汉化的方向上寻找突破，邀请老朋友倪光南加盟。

　　“文革”结束后，倪光南曾去加拿大访学和研究，回国后发明了计算机汉字系统，即后来的汉卡。

　　倪光南提出三点要求：一不当官，二不接受记者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柳传志全部答应，并承诺：“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最早的联想汉卡成本不到2000元，售价是4000多元，其中销量最大的七型汉卡，成本是1260元，售价则是每块2500元。“公司引入汉卡技术后，迅速产生经济效益，上下都很振奋。”

　　因为汉卡，联想迈入亿元利税大户。

　　柳传志和倪光南这对拍档堪称珠联璧合，可惜历史走到了1994年，然后联想向左，南方的华为向右。

　　柳倪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联想从此面临华为这座大山。

　　柳传志倒是自我定位很清晰：“很多人老拿我跟任正非比，我特别佩服任正非，他敢往上（技术）走，我不行，我做不到；人的性格不同，我真的做不了这样的事。我是走了100米，大家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完了，咱们再看好路，再爬100米。如果损失，最多只能损失1/5，其他部分不能受损失。这种求稳的做法，就是适合我的性格，适合此刻在中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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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仲马写完《茶花女》，很嘚瑟，打电话给大仲马，问：“父亲最近有什么杰作？”

　　大仲马说：“我的杰作就是你。”

　　姜还是老的辣。

　　据说柳传志很喜欢这段逸闻趣事。受其启发，来挑选接班人。

　　创业伊始，柳传志就在联想内部反复强调：“联想从现在开始不仅要大量招聘年轻人，而且要大胆提拔年轻人，提拔错了不是错，但是不提拔、不培养是大错。”

　　于是，1988年到1990年前后，杨元庆、郭为、孙宏斌先后成为了联想的“娃娃官”。

　　时间这个东西真是神奇。

　　当年孙宏斌、郭为、杨元庆穿着蹩脚的西装坐在最后一排，伸着脖子听柳传志做报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转眼间，他们锐利的目光已变得平静，从孩子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少帅”了。

　　按专业和能力看，孙最强，郭次之，杨最弱；而按忠诚度来看，杨最强，郭次之，孙最差。

　　结果是，孙宏斌第一个出局。

　　关于柳传志和孙宏斌的恩怨足够写一本书，只能说这两个都是狠人，一个对别人狠，一个对自己狠。

　　孙宏斌是一个能力超强的家伙。在体制内呆的无聊，加入联想，负责组建企业部，短时间内开了百多家分公司，建设了一个密集的线下网络。

　　柳传志对他自然是青睐有加。

　　孙宏斌是山西人，口音重，柳传志就强令他每天当众讲一个故事，帮其纠正发音。一时间情同父子。

　　但孙宏斌有三种情结，“第一是老大的情结、第二是救世主情结、第三是寻求聚光灯照耀的情结。”

　　他执掌的联想企业部，居然出版《联想企业报》，还制定了企业部的章程。这就是明显的分庭抗礼。

　　1992年，因为一连串事件（主要是孙宏斌遇上了一群猪队友），柳传志对孙宏斌彻底失去信任，当听说孙的部下要转移公司资产时，迅疾报警，孙遂入狱。

　　5年后，孙宏斌出狱，与柳传志把酒言和。“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一个关键时刻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他自称已经放下，“因为你自己想不开，别人早晚能看出来。……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划得开的话，有什么事还能划不开呢？”

　　但孙宏斌到底心结难解，“是他点燃了联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是他促使柳传志改变了联想的管理风格，是他的牺牲成就了联想的权力转移。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给予柳传志的远远超过他从柳传志那里得到的。如果说今天的柳传志是一个巨大光环，那么他就是那个无意中点燃光焰的顽童。”（引自迟宇宙著《联想局》）

　　2003年10月，事隔十三年半后，孙宏斌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改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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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句牛逼闪闪的口号出自郭为。

　　郭为比杨元庆早一年进联想，12年里总共换了11个岗位。

　　孙宏斌出局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赵令欢被称为联想“五大少帅”。但明眼人都知道，实际上是杨元庆PK郭为。

　　“一山不容二虎”，这是个基本的常识。羽翼丰满的杨元庆和郭为难免暗中斗法。

　　原联想集团CFO马雪征（刚去世不久，是柳传志最信赖的女高管，擅长资本运作及国际化，给总设计师做过翻译）曾对媒体说：“到了1999年底2000年初的时候，大家的业务都蓬勃发展，蓬勃之后接壤就多了……”

　　说的很委婉。

　　接壤就会擦枪走火。

　　柳传志最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分拆联想。分拆后的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分别由杨元庆和郭为来掌舵。

　　2000年春天，柳传志把分拆联想的任务交给了朱立南。

　　朱立楠后来回忆说：“其实很早就开始谈，谈的不是分拆，而是如何解决内部业务冲突。冲突当时已经蛮厉害，因为同一个企业，既做自己的产品，又卖代理产品，两个不同的事业部，都有自己的渠道，分销是分销的渠道，代理是代理的渠道，都打着联想的名号抢客户，人员方面也会有一些冲突。”

　　2001年6月1日，神州数码在香港上市，郭为出任总裁。

　　神州数码的官网曾这样描述那段往事：“2000年4月，原联想集团进行战略拆分，神州数码正式成立，由原联想科技、联想集成和联想网络整合而成，媒体对此评价‘柳传志将联想的未来交给了郭为领导的神州数码’。”

　　可是，2005年5月1日，杨元庆正式接替柳传志担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从此，联想只有一位“储君”。

　　2016年年底，亚布力论坛，郭广昌追问郭为，请他正面回应联想分家事件。

　　郭广昌：你们两个人都被柳总选中了，各负责一块，你觉得当时柳总这样分家公平吗？你们之间是相互怎么学习、怎么竞争的？

　　郭为：我是1988年进到班子的，柳总离我年龄最近，比我大19岁，所以我们一进公司，柳总就把培养年轻人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会出现孙宏斌事件，就是因为太着急了。那时候我记得海尔张瑞敏讲过一句话，跑马不相马。确实作为联想事业接班人，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郭广昌：你是今天这么想的，还是以前就这么想的？

　　郭为：2001年拆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拆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拆之前还想过跟杨元庆PK一下，当时柳总问我，杨元庆做总经理，你做副总经理是否同意，我说，第一，必须同意，第二，为什么不是我。

　　郭广昌：如果当初选你会做的好，还是会做的差？

　　郭为：这个是假命题，就像生了两个孩子，是不可以调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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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联想史上有两个最大的假设：一是假如当初联想选择了倪光南，二是假如当初柳传志选择了郭为。

　　这两个假设也是笼罩在联想头上的魔咒。

　　2016年春节刚过，资深媒体人迟宇宙炮轰杨元庆，认为其难堪大用，对联想深陷泥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领取亿元薪酬。

　　随后，联想官方回击。

　　双方展开了几个来回的论战。

　　移动互联网时代，联想就这样上了头条。

　　说来唏嘘，作为PC时代的霸主以及中国IT产业的旗帜，2010年后，联想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先后错过一个又一个风口。以致于2009年退休的柳传志不得不复出，紧急救火。

　　假如柳传志当年选了孙宏斌，今日之联想会是怎么样的光景？

　　孙宏斌，两度从零开始，创建顺驰和融创；郭为，把神州数码连续五年带入世界500强；而杨元庆最喜欢干一件事，就是架构调整。从2000年以来，联想集团进行了十次组织架构变更。

　　可假设永远只能是假设。

　　1994年，柳传志曾给杨元庆写了一封信：“我心目中的年轻领导核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一要有德。这个德包括了几部分内容：首先是要忠诚于联想的事业，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联想的利益。公开地讲，主要就是这一条。不公开地讲，还有一条就是能实心实意地对待前任的开拓者们——我认为这也应该属于‘德’的内容之一。在纯粹的商品社会，企业的创业者们把事业做大以后，交下班去应该得到一份从物质到精神的回报;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机制的不同则不一定能保证这一点。这就使得老一辈的人把权力抓得牢牢的，宁可耽误了事情也不愿意交班……”

　　在柳传志心中，天平从一开始就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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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联想成立20周年时，联想品牌部邀请迟宇宙（时任《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和凌志军（人民日报社记者）写两本书，分别是《联想局》与《联想风云》。

　　然而，倾注了迟宇宙太多心血的《联想局》并没有得到柳传志的认可。柳传志认为文字很好，但是缺乏中心思想。主张“以观点带史实”，而迟宇宙则坚持“以史实带观点”。

　　无法达成共识。

　　联想试图出一笔钱买断《联想局》，使其永远不要出版，这激怒了迟宇宙，他给柳传志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

　　柳传志回信表示理解，并同意《联想局》使用联想档案，在凌志军《联想风云》出版之后出版。

　　在《联想风云》的结尾，凌志军浪漫地写道：“2008年的联想一定比今天更美好”，联想“将把英语作为‘新联想’的官方语言”。

　　而在《联想局》的结尾，迟宇宙忧患地写下：“在一个伟大而残酷的联想局中，柳传志、李勤及其联想，用一种附生于中国文化之上的智慧赢得了20年的尊重。在这20年里，他们一次次布局，一次次破局，一次次结局，又一次次重新走回局中……他们曾拼命演习国外最优秀的管理智慧，但他们最终发现，在中国这片泥土上，只有中国智慧可以真正引领他们走向通往跨国公司的道路……因为联想是中国企业。这是他们的选择。”

　　如今看来，孰对孰错，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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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想内部，柳传志提倡“发动机文化”，强调最高管理层是大发动机，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同步运转的小发动机。

　　可是马上就有年轻一代出来反驳，不想做发动机，要做U盘，把自己装满，想插哪儿就插哪儿。

　　这就是代沟。

　　内部吵得一团糟，最后柳传志亲自出来回应，称年轻人有当U盘的自由，但别忘了这种自由正是建立在前辈当发动机的基础之上的。

　　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

　　华为的内部社区每每吵翻后，任正非就发一封总裁办邮件，云淡风轻地予以盖棺论定。

　　所以王石说任正非是“北非之狐”，手腕堪比隆美尔。平素不接受媒体采访（今年例外），但是不经意间就流出一份总裁办邮件截图，比任何公关手段都高明。

　　他们这辈人还是有浓浓的父权做派。

　　2011年11月2日，柳传志第二次退休，杨元庆再次出任董事局主席，并兼任CEO。

　　柳传志一门心思放在联想控股上。

　　2012年6月18日，柳传志辞去联想控股总裁职务，当年“五大少帅”之一的朱立南接任总裁。

　　作为最早一批加入联想的年轻干部，朱立南与杨元庆同于1989年进入联想。2000年联想分拆一役的成功，让朱立南脱颖而出。

　　“朱立南是参谋长，杨元庆和郭为是大军区司令，在前边作战，朱在后方运筹帷幄。”柳传志如此点评他手下的三员爱将。

　　朱立南的做事风格比杨元庆温和，比郭为硬朗。

　　联想控股采用母子公司的组织结构，业务布局包括核心资产运营、资产管理和“联想之星”孵化器投资三大板块，且三者之间将形成良性互动。

　　对于推动联想控股这个大盘子的战略执行，自然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人来推进。

　　可2019年12月18日，联想控股宣布，柳传志卸任公司董事长，朱立南卸任总裁，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宁旻接任董事长。

　　既不是杨元庆，也不是朱立南，而是柳传志大秘出身的宁旻。

　　这步棋颇值得玩味。

　　也许，2018年5月的那场风波让柳传志内心的太平再次倾斜。他绝不会想到，联想会被安上一顶“卖国帽”。这源于2年前的5G信道编码标准方案的投票。

　　第一时间，柳传志与杨元庆和朱立南联合发了内部信。在1500余字的内部信中，出现了14次惊叹号，“有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过来，这不仅是要了我们全体联想人的饭碗，还要我们终身蒙羞受辱！”

　　柳传志痛心疾首：“几万名员工，都不能让正气自保，我们就是一群窝囊废！”最后，他呼吁“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

　　尽管诸多大佬纷纷站台，但最后却以群嘲收场。

　　柳传志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执念不对。他说选接班人就像选太太，一要漂亮，二要爱我。

　　酸腐。都2019年了哟。

　　13

　　即将进入2020年，联想也要迈入第三个本命年。

　　值此节骨眼，75岁的柳传志再次退休。不管如何褒贬，他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商业史上最具典型的一个符号人物。

　　与同时代企业家相比，他无疑是幸福的：李经纬含恨离世，健力宝早已今非昔比；张瑞敏虽是风光，但海尔改制问题悬而未解；王石痴迷“红烧肉”，万科大战“野蛮人”……

　　柳传志的愿景初步得以实现，他曾说：“我的目的是要办一个长久的公司，在我卸任以后依然能发展得很好，这就是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让这个事业基业长青，就像一个家族企业的血脉传承一样。”

　　家，才是他最倚重的。

　　柳传志一共4个兄弟姐妹，除了一个出国，其他3个家庭都住在一个小区。每个月，大家族都会到柳传志家中聚会，在外滴酒不沾的柳传志，在家宴上会小酌几杯，然后笑眯眯，一脸满足地看着亲人。

　　当儿子柳林终于结婚后，他说：“三十多年前有一个电视剧叫阿信，电视剧的开头就是在日本的高速列车上，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带她的孙子看她创造的产业帝国。我正殷切地盼望着这一天！”

　　几年前，有这么一番问答。

　　问：您会在意后人对您的评价吗？

　　柳传志：不在意。

　　问：您会更加希望后人怎么来评价您呢？

　　柳传志：将来历史会证明我们都是凡人，所以不在乎别人评价什么，我很在乎我们柳家子孙后代怎么评价我。

　　问：那您希望您的子孙后代怎么评价你呢？

　　柳传志：这老头儿不错。

　　嘿，这才是“教父”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