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暴徒竟赢得选票，年轻人是如何被洗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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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在魏玛共和国的宪政框架下，希特勒成功当选德国总理，从此德国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这一事件经常被后人作为民主制度的“污点”，以论证民主制度的缺陷。

　　但民主制度毕竟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人民的意志”恰是民主制度合理性的来源。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纳粹党政变夺权受挫。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给希特勒带来了另一个机会。在此之前，他就决定改变策略，要以选民授权的方式，也就是符合国家宪法规定的方式夺权上台。

　　在之后的几年中，纳粹党想尽办法调动社会组织力量，蓄意制造针对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同性恋等人群的社会矛盾，扶持拥趸，打击其他政党，试图把自己塑造为德国未来的“救世主”。

　　为了打击异己，希特勒将纳粹党的护卫组织冲锋队（S.A.）改造成拥有几十万队员的武装团队，让他们充当政治打手，冲击其他政党和“敌人”，以武力“控制街道”，驱赶反对者。

　　1932年大选前，纳粹党徒的势力扩张与暴力破坏，已经影响到了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面对纳粹淫威，这些默默忍受的普通人只好选择“沉默”。

　　以“人民意志”的简单观念来审视，似乎希特勒的选举策略很不高明，“沉默”的多数群众怎么会投票给法西斯暴徒呢？然而希特勒顺利胜选掌权。将民主的失败全部归因于制度逻辑，是非常粗暴的“制度决定论”。至少我们还要问，为何遭受暴力政治戕害的人民，依然要投票给法西斯？

　　01“沉默”的德国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魏玛共和国的岁月，在很多德国人的记忆中被解构成不同的历史潮流。自德国一战战败以来，德国人和德国家庭都卷入到国家危机和政治势力的大风大浪中，哪怕他们尽可能地保持着政治上的缄默。

　　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家庭就是如此。他是后来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和第三帝国后勤部部长。

　　▲阿尔贝特·施佩尔与希特勒

　　这段时间正好是施佩尔的青年时代。在德国的社会金字塔中，施佩尔的家庭低调地悬浮在中上部分。从幼年开始，施佩尔的家庭一直以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来教育他，除了他少年时的“民主派”德语老师，学校和家庭在言论的表层从不谈及政治。

　　众多家庭与施佩尔一家一样，纵使德国爆发了魏玛共和国革命，帝制走入历史，共和国成为现实，每个人都活在不可避免的政治浪潮中，但他们选择在日常中“去政治化”。这使得他们成为了政治上的“沉默者”。

　　施佩尔的父亲从一战前就是个自由派，在不谈政治的家庭中，他每天都迫不及待地阅读着自由派的报纸和刊物，并且一直持有一个具有一定共识性的主张：必须在一个强大的德国内部进行社会改革。

　　青年施佩尔对政治的感受与父亲类似。他不谈政治，但他倾慕于社会批判作家，他也同情底层人民，会对国家产生强烈的情愫，但他不想承担任何政治义务。哪怕是1923年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区，施佩尔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他依旧不想承担政治义务。

　　尽管施佩尔不是怀着远大理想的人，但是他的毕业作文写成了年级最佳。校长一如既往以远大的人生理想和国家荣誉教育毕业生，而施佩尔表示怀疑和沉默。

　　进入大学，施佩尔选择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学习建筑设计。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正是他们一家不谈的“政治”造成了德国严重的通货膨胀。

　　▲“挥金如土”，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便钞票如废纸，即便如此，德国人依旧保持着严谨的精神，德国马克印刷精美，防伪标识一应俱全，以至于单张德国马克的平均造价比面值都高。

　　1924年到1930年之间，魏玛共和国借入了大概70亿美元的外债。德国政府借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偿还沉重的战争赔款，并重建社会服务体系。大部分外债源自美国，美国人并不关心德国是否具有偿还的能力，高额的利息就足以让他们去冒险。而德国人借钱已经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

　　但如果不去借钱，德国的情况也许会更糟。大学第一学期，施佩尔不得不让家人每周寄钱过来，而到了周末，数目庞大的生活费便化为乌有。施佩尔去黑森林旅行，住宿费要四十万马克，这在当时很便宜。在这场汹涌的通货膨胀终止前，餐馆里的一顿正餐要花费一百亿到两百亿马克。

　　这场持续到1924年的通货膨胀，摧毁了施佩尔家的商号和工厂。但出售工厂换来的美国国库债券和美元，反而让施佩尔的生活舒适起来。

　　▲发生于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即纳粹党搞事的“杰作”。

　　1924年，施佩尔转到慕尼黑读书，并且一直在那里呆到1925年。此时，希特勒刚被监狱释放。早在1920年，希特勒及其党羽就扎根慕尼黑，大批为希特勒折服的人士汇集慕尼黑，希特勒则借机强化自己的群众组织，并想策动巴伐利亚政变。

　　刚获释的希特勒再次制造了一场骚乱，这让他成了慕尼黑人的麻烦制造者。但施佩尔全然没有注意到希特勒，此时他正和未婚妻热烈探讨结婚的事情。

　　对于政治，施佩尔依旧保持着不承担义务的选择。比起关注每况愈下的社会环境，施佩尔更喜欢去观赏戏剧，追寻那些令他着迷的演员。资产阶级浮华而精致的文艺格调似乎与遭遇严重贫困和失业问题的德国格格不入。

　　但施佩尔并非与外界绝缘。阅读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施佩尔更加确信，他们德国人，甚至西方，正生活在一个类似于罗马帝国末期的衰亡阶段，通货膨胀、道德败坏和国家的软弱无力，都是某种文明的“宿命”。

　　02动员

　　1927年，毕业后的施佩尔到另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担任教师。学校并不是一个远离政治的地方，施佩尔的学校，恰好是纳粹党徒在当地的一个活动中心。

　　纳粹党学生聚集在一个叫特森诺夫的教授周围，此君最擅长在学校中绘声绘色地表达艺术的政治主张，其中的大部分与希特勒的观念一致。

　　▲纳粹对教育的渗透

　　希特勒善于领会时代思想意识中的思潮，哪怕处于混乱的社会现实，这些思潮难以把握，但希特勒就有一种才能，可以把它们表达出来，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纳粹党的学生们会利用各种时机把无关的人卷入政治讨论，从极端的思想中寻找理想信念。施佩尔同样遭受波及，他并不关心政治，因而只能提出一些无力的反对意见，反而被驳得体无完肤。

　　动员青年一直是纳粹党的群众策略之一。在1928年的选举中，纳粹党只获得了3100万选民中的81万张选票，491个国会席位只拿到了12个。而其成员于当年也就十万出头。希特勒不过是个与社会主流相左的野心家而已。但希特勒和纳粹党并不气馁于此。相反，他们搞出了诸多面向不同人群的宣传手段。

　　▲比如煽动对共产主义的仇恨。

　　比如，希特勒青年团专门网罗15到18岁的青少年，政治宣传深入学校和青年文化。10到15岁的少年则被囊括进少年队，还有面向女性的德意志妇女联盟。学生、老师、公职人员、医生、律师、法官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甚至还有一个纳粹文化联盟专门用来吸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训练青少年

　　为了制造更多的舆论流量，煽动社会仇恨是希特勒一贯的策略。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同性恋、酗酒者等等都能成为希特勒的抨击对象。在当时的德国文化中，弥散着与施佩尔类似的悲观情绪，这正是希特勒制造舆论和“救世主”神话的良机。

　　▲阴谋论是制造恐惧的最佳武器

　　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给希特勒创造了更大的机会。建立在美国贷款和国际贸易上的镀金经济繁荣遭受重创。德国的金融系统崩溃，已无力偿还美国的贷款。数以百万人事业，众多小企业倒闭。

　　经济萧条背后，是无数沉默的德国家庭。他们与施佩尔一家一样，起初是不关心政治的。可是他们逐渐关心起了希特勒。希特勒的纳粹党很好迎合了资产阶级精致的悲观情绪，攫取了年轻一代极端的理想主义，更为默默忍受的“沉默群体”编造了“英雄神话”。

　　当希特勒出现时，这些并不关心政治的大多数反而选了去围观。施佩尔自己也曾到场，那是在柏林的一家简陋的酒吧，几乎所有的柏林大学生都想见到希特勒，而希特勒很快用一种神奇的“热情”掌握了所有人，尽管他们还未来得及了解希特勒的纲领，甚至弄清真相。

　　▲希特勒每次发表演说，会场都人满为患。

　　在这一热情的感染下，施佩尔于1931年决定加入纳粹党，而他之前一直还是个不想承担政治义务的人。在家庭中，施佩尔此举并不能算离经叛道，因为施佩尔的母亲在他入党的几个月后，同样选择了加入纳粹党。

　　母亲没有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她只是在大街上看到了冲锋队的示威游行。冲锋队表现出的高度纪律性博得了母亲的好感，让她忽略了冲锋队的暴力倾向，反而在毫无希望的氛围中给予她朝气蓬勃之感。

　　▲整齐划一

　　这只是一个具有自由派传统又不问政治的普通德国家庭，但却诞生了两个纳粹党员。施佩尔和母亲都瞒着父亲，甚至互不知情，他们依然是众多“沉默者”的一份子。

　　03选举与投靠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引发了德国有限君主立宪政体的崩溃。德国的自由主义力量意图将德国改造为代议制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就诞生于帝国的废墟上。

　　因为新共和国的宪法拟定于小城魏玛，这个地名也成了共和国的代号。在20世纪上半叶，《魏玛宪法》掀起了一场激进的民主化实验。共和国的政体杂糅了美国的总统制与英国的议会制，宪法为德国设计了美式强权总统，以替代之前的皇帝，并且按照美国宪政的原则，充分保障个人自由。

　　▲魏玛宪法

　　另一方面，为了保障民主制的有效运转，宪法又融入了英式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占据宪法的核心位置。在总统之下，还有一个需要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内阁由总理领导。

　　选举制度也因两套政体的融合而变得复杂。总统由全民普选产生，但受制于国会。国会议员同样由普选产生，议会多数党的党首自动成为内阁总理并组阁，只是名义上需要总统任命。

　　按照美式总统制的逻辑，国会与总统之间会形成权力平衡。但在魏玛共和国杂糅英国议会制的政体下，国会选举的多数党组阁模式，不仅很难形成美国两党制的稳定结构，还直接影响到总统的行政。

　　这意味着党派间的斗争将加剧政治的不稳定，并且难以产生长期政府和连贯的政策。而且如果有一党可以控制国会，就可以架空总统，并实际掌权。

　　《魏玛宪法》为何要塑造这种非驴非马的英美混合政体？其实在宪法制定期间，德国人有意模仿英国的议会制度，但由于害怕社会主义政党长期控制议会，便杂糅进了强力总统制，试图以此压制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势力。而宪法中也明确赋予了总统国家紧急状态，但毫无疑问这最初也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

　　▲仇恨共产主义并不是希特勒的专利

　　但讽刺的是，成功“逆风操作”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制度的设计缺陷给了纳粹党可乘之机，不过要成功掌权，纳粹党需要赢得一次国会选举。

　　为了赢得广大中产阶级的选票，希特勒在合法手段与暴力威吓之间实现了很好的平衡。表面上以符合宪法规定的方式运作选举，背地里则发动自己的打手吓唬民众，打击异己。

　　▲暴力是纳粹打击异己的主要手段。

　　在1932年大选的前夕，纳粹的街头政治暴力和仇恨宣传都达到了机制，已经严重威胁到德国的社会稳定。但是绝望的情绪在底层民众间弥散已久，他们心中期待希特勒能结束这一切。而“去政治化”的中产阶级，正如施佩尔一家那样，在对政治不闻不问的“沉默”中已经站队到纳粹一边了。至于剩下不愿意被笼络的政治精英和资本家，那就只能留给冲锋队的暴徒以武力解决了。

　　▲控制街道

　　本来德国政府在选举之前完全可以按照宪法规定，实行总统紧急情况处置权，取缔纳粹党，但那条规定的初衷指向的是共产党，政府里的诸多要员依旧害怕共产党势力做大，而对眼前泛滥的纳粹暴行视而不见。

　　▲啤酒馆暴动的失败原因之一，也在于当地政府反应及时。

　　最终，纳粹党以37.3%的绝对多数赢得了1932年的国会大选，拿到了230个国会议席。到了1933年，连前朝的皇太子和皇帝威廉二世都站到了希特勒一边，甚至真金白银地提供援助。

　　与底层和中产的“沉默”相“辉映”，投靠纳粹党的德国社会精英也不在少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

　　1933年，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大声赞扬了纳粹党和希特勒的领导，并在媒体中不断发声，公开支持纳粹。

　　当然海德格尔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年发生的事情，2月，“国会纵火案”让共产党遭到取缔。3月，国会授权希特勒永久的“经济权力”。4月，全国性的反犹太人活动爆发。5月，德国贸易联盟被清除。6月，其他政党被取缔，更多种族主义政策实施。

　　▲海德格尔

　　尽管海德格尔在1934年就辞去了校长一职，并停止了支持纳粹的发声，但和众多投靠纳粹的精英一样，以“教育整个国家”的姿态，投身希特勒掀起的“革命”。甚至把自己想象成整个“教育事业”的精神领袖。

　　整个民主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绝望的底层、沉默的中产、倒向纳粹的精英、与纳粹暗通款曲的前朝统治者联手摧毁了民主选举。整个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漂浮在不切实际的构想中，谁又能想象这一构想的初衷，竟然只是为了与过去一脉相承的政治精英分割利益，他们的头号敌人根本不是纳粹，而是要砸碎“旧世界”的苏维埃革命。

　　这个时候，寄希望于人民和选票能够阻止纳粹，无异于水月镜花。

　　04反思

　　当德国的文化精英们望着欧洲的废墟瓦砾，回过头来反思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时，施佩尔已经被送进了盟军的监狱。

　　在监狱中，施佩尔依旧保持着“家传”一般的“沉默”习惯，他不是纳粹政权的狂热支持者，并不想承担政治义务，这使得他在监狱里的良好表现如同他为希特勒辛勤服务一般，为他赢得了审判者的好感。“敬业”与“诚实”的美德，让他提前出狱了。

　　▲“大日耳曼尼亚”，施佩尔给希特勒设计的战后柏林市规划。

　　如果说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只是一小撮暴徒和法西斯分子，那么这些和施佩尔一样的德国人又是谁呢？他们为何要充当纳粹暴力机器的螺丝钉和燃料呢？这是战后许多知识精英都在反思的事情。

　　著名的反思者包括海德格尔的得意门生汉娜·阿伦特，以及现代性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哈贝马斯。

　　▲汉娜·阿伦特，犹太人和海德格尔情人的双重身份令她也成为了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

　　两人都观察到那种“沉默”的资产阶级文化中孕育的恶果。施佩尔的家庭只是千千万万德国中产家庭的缩影。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摧毁了古典时代的公共领域，将个体推倒极端个人主义的“孤岛”上。表面上看，他们自私自利，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实际上他们的“去政治化”正是资本侵占社会公共领域的恶果。

　　还能负担充足个人活动空间的资产阶级，往往会用精致的文化来掩盖这一现实，他们可以选择富于“道德”和“正义感”的艺术表达，来彰显自己对社会命运的“关切”，但他们并不想承担任何政治义务，又极度缺乏归属感。

　　而那些根本不足以承担个人活动空间的人群，无论是底层劳动者还是疲于奔命的中产，他们俨然成了资本逻辑下的“剩余”人口，个人权益空间被资本不断蚕食，最终瑟缩在“牢房”一般的狭小空间里。他们不仅极度缺乏归属感，还时刻都渴望着“平等”，因个体的存在意义被全部剥夺而绝望。

　　▲基于类似现实的赛博朋克“贫民窟”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制度转变为金融投机制度，用佣金利润代替生产利润。让权力输出卑顺地跟在资本输出的后面。帝国主义时代，权力哲学已经变成了精英们的哲学。

　　国家更像是平民的精神想象，民众希望有人能够承担全民族和全国家的责任，但众多政治集团，只愿意承认自己是某一集团的利益代表。少数掌握权力哲学的统治精英，无论是建立在金融帝国主义之上的资本精英，还是历史残余的贵族精英，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民族的代表，而是和民族分开的统治阶级。

　　失望至极的民众只想通过反叛来彰显自己的归属和力量。纯粹的政治运动正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在狂热的浪潮之中，每个人都不用思考，每个人都变得一样。过去和现在的“沉默”让他们既可以逃避政治义务，又可以投身到政治之中，因为希特勒和纳粹这“一小撮”暴徒替他们承担了全部的历史责任。

　　当这一狂潮投射到街道上时，暴民政治冉冉升起。许多人如施佩尔的母亲一般，误以为那就是“秩序”和“希望”。即便在制度规范下，这一狂热同样可以将程序正义扭曲成罪恶，而且它直击了民主政治的要害：“人民意志”的正义与否与制度逻辑合理性产生了根本矛盾。

　　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的现实，希特勒的胜利并非仅仅是民主制度的失灵。被资本主义异质化的“人民”成为暴民政治的燃料，而倒向纳粹的精英为暴民与资本的联盟创造了条件。

　　革命抽走了过去依靠君权和贵族的国家秩序，但是光靠资产阶级和复制过来的宪法规范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家秩序的重塑。更何况畏惧于共产主义的资本精英宁可在政治权力上自缚手脚，也不愿意让新的秩序力量参与国家建设，甚至坐视法西斯暴徒的打砸抢烧。

　　在德国历史的危机关头，并不是没有力量能阻止希特勒的崛起，但那可能会引来一场苏维埃革命。资产阶级文化宁可选择希特勒也不会赞同苏维埃革命，而纳粹党的暴力“炸街”反而解救了困于“牢房”中的底层民众，使他们不会最终投向苏维埃而摧毁资产阶级文化。

　　▲德国十一月革命

　　对于1932年投票给法西斯的德国民众而言，这一切再好不过，也许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但他们依然相信布尔什维克是一群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