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我们对全球市场体系既不是革命态度，也不是完全融入，而是重塑和引领

lameihua

　　头30年我们是革命态度，就像孙猴子一样。

　　金猴奋起千斤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是要打破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到了1979年开始，我们选择的是融入。打不过它，发现自己凭自己一己之力，还无法夺取全球革命，无法掀起全球红色革命的高潮。

　　所以到79年之后，这个革命者开始换一个策略，加入它。

　　加入之后，在这个体系里边不断地吸取体系的能量，吸取体系的知识，体系的营养，不断成长。成长之后的结果是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大国）。

　　看你怎么算，如果用GDP算，那么我们的GDP目前还是美国的67%左右。七成不到（差）一点，2018年的数据。

　　其实GDP这里边有很大问题，GDP是把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当一块算。可贸易品符合一价定理，不可贸易品不符合一价定理。

　　最简单的，你想想在北京理发是多少钱？在你老家五线小镇理发是多少钱？在美国理发是多少钱？

　　同样的劳动，甚至在你家乡，那位老大爷理发的水平比美国那位大姐水平高多了，但是他收取的劳动报酬是那边的1/10甚至1/20。

　　一模一样的劳动，为什么可以计算出完全不同的价格？就是因为那部分是不可贸易品，不可贸易品不具有一价定理，价格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美国，在全球，我们计算GDP的时候，是把不可贸易品都算在里边。

　　所以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我们应该比中国的可贸易部门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这两部分的财富增加值。

　　每年财富增加值到底谁大谁小，我可以相当负责任地说，如果你要比较可贸易部门，我们早就超过美国。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全球市场体系既不是革命态度，也不是完全的融入态度，而是重塑和引领。

　　执政合法性表述，我们的政权，执政合法性。

　　首先它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打下来的江山。

　　但是进行合法性表述的时候，第一个30年它的核心逻辑是只有中国GCD才能救中国。

　　关键就在这个“救”，潜台词是：离开了我，你很危险。

　　所以在大国争霸的时代，在冷战背景之下，在革命时代，“救”字的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外部强敌环视。

　　可是到了1970年代，你再用“救中国”这个逻辑，恐怕就说的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

　　到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核心大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你已经是五大国之一了，还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外部环境强敌环视，中华民族危矣”。你再讲这个故事，说服力没那么强了，所以这个时候要讲新的故事。

　　这个新故事是什么呢？

　　中国人当时还比较穷，所以只有中国GCD才能发展中国。

　　但是到了2012年前后，这个发展，潜台词是名字叫发展，但实际上核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后在实际政策执行的时候就简化成以GDP为中心。

　　谁能够把GDP快速拉上去，谁的成绩就比较突出。

　　但是到了2012年前后，这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并不再穷了。但中国人的诉求已经非常多元化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诉求是不一样。

　　城市里边，已经富起来的人，他们诉求绿水青山，抱怨雾霾太严重。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抱怨社会不公，还有一部分人抱怨贪腐严重。

　　捎带说一句，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高度腐败的。

　　腐败跟工业化是一个高度紧密相关的过程，有抱怨贪腐的，有抱怨污染的，有抱怨什么贫富分化的，还有好多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痛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提出与时俱进，提出新的这样一个论述，叫中国梦，只有中国GCD才能实现中国人的中国梦。

　　在我看来中国梦这个概念相当于是一个大筐。

　　因为整个社会多元化了，诉求不一样，所以把多元化的诉求全装到这个筐里边，大家自己挑。

　　那么倚重的阶层，在第一个30年，我们倚重的是工农阶级；到了第二个30年，倚重的主要是国际化经营。

　　像我这种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人，就非常占便宜。

　　为什么我被他们捧成所谓名家，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没有那么有名。

　　只不过是因为我经常在外边用英文去忽悠老外，所以就出场机会多了一些。其实我的同事中间有水平比我高得多的人，但是他们英语不够好，就没他们出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