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沙：纳粹暴徒上台之路：从征服街道到控制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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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德国纳粹通过民主程序合法上台，很快终结了魏玛德国。

　　欧洲知识分子后来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哈耶克，奥尔特加、曼海姆、雅斯贝尔斯、还有汉娜·阿伦特等知名学者，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认为这是民主体制的弊端之一。

　　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在欧洲再次出现？答案是铲除任何能够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土壤，手段是教育和法律。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在它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不断煽动各种颜色革命，乌克兰，叙利亚，埃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都品尝过颜色革命的滋味。

　　通过街头暴力破坏秩序，造成社会动荡，再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政权更迭，最终由美国代理人掌权的局面，已经成了固定套路。

　　本文重点并非颜色革命，而是想通过简单剖析纳粹上台过程，让大家了解一下“民主”是如何杀死民主的？

　　民主政治

　　一战之后，德国经历了一年多的国内动荡。1919年7月31日《魏玛宪法》在德国议会通过（262票赞成，75票反对），由总统艾伯特签署后，8月14日正式生效，宣告帝国结束，魏玛共和国成立，德国恢复了稳定，似乎找到了发展的方向。

　　《魏玛宪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蓝本。

　　但它没有触动德国容克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是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掌握德国政权的是魏玛联盟：社民党（组阁），中央党（天主教），德意志民主党。

　　1924-1928这五年是魏玛德国黄金时期，纳粹那时候并不起眼，在议会493个席位中仅占12席，为总数的2.4%。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蔓延到欧洲，德国发展势头受到重挫，与美国资本密切相关的德国资本家，在失业率飚升，民生困顿的情况下，反而觉得结束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魏玛宪法的机会来了。

　　德国资本集团需要寻找到一支政治力量来帮它们实现这个目标。

　　1929年12月，纳粹在资本集团暗中资助下，发起了全国性的“反扬格计划（偿还战争债务方案）”签名运动，“反扬格计划”只是街头运动的一个借口，但能得到大多数人认同，民众相信是国家债务造成了自己的不幸。

　　这场由纳粹主导的签名运动，得到了600多万民众的支持，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一跃成为第二大党，仅次于社会民主党。

　　1931年，纳粹党与钢盔团等暴力团队在哈尔兹堡温泉城开会，建立统一阵线。

　　1932年希特勒与德国大企业老板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会议，双方正式结盟。

　　短短三年时间，纳粹党徒就从10万不到激增到80多万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纳粹一切发展都是合法的。

　　社会民主党在这时，还在保持风度，死死维护魏玛宪法精神，不去动用强力机构，对纳粹进行政治解决。

　　社民党主导的最后一届魏玛政府--米勒政府，在1930年垮台，接着中央党的布吕宁组阁，由少数党执政。布吕宁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代表，奉行反共路线，中央党与纳粹存在政治默契。

　　社民党却在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推出了“忍让政策”，他们在1931年的莱比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

　　一，通过忍让，维持魏玛宪法下的政权的存在。

　　二，通过忍让，让德国民众理解社民党的路线，并支持社民党。

　　三，通过忍让，让纳粹停止对社会的暴力伤害。

　　四，通过忍让，与布吕宁内阁进行合作。

　　简单就，就是社民党认为中央党坏，但纳粹更坏，“两害相权取其轻”。社民党忘了一点，当他们放弃斗争时，纳粹绝不会因此而变得文明。

　　街头与议会

　　德国在1920前后，纳粹以保护本党集会不受攻击为名，在巴伐利亚邦建立了一支半军事化组织，1921年11名改名为“纳粹冲锋队”，成员主要是旧军官。

　　然后再通过他们与巴伐利亚其它秘密团体建立横向联系，如帝国旗帜，自由军团，奥伯伦德等。

　　到1922年，冲锋队在慕尼黑的主力成员也不过700人，还有400多人在巴伐利亚邦各地。

　　但纳粹就是通过这支力量扩大了影响力，它的们不断去打砸抢，在公开场合用铁棍，汽油弹袭击别人，并煽动更多的社会暴力分子加入，而这种行为受到最严重的惩罚也不过是坐几个月的牢，出来个个是“英雄”。

　　1923年纳粹在慕尼黑制造了“啤酒馆暴动”，其实是一场针对魏玛共和国的政变，但只被当成一起刑事案来处置，希特勒被判五年。

　　“啤酒馆暴动”让纳粹和希特勒名声大噪，他们的暴力行为赢得了许多民众的理解，嘴里不说，心里却相信纳粹暴徒是在为他们争取利益。

　　1929年“反扬格签名运动”能得到600多人的支持，就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应。

　　社民党在做什么？天真地相信法律和选票能解决纳粹问题，直到1933年纳粹掌权时，他们还是在坚持这种立场。

　　1932年6日1日，布吕宁内阁垮台，由冯.巴本接任德国总理，冯.巴本是天主教贵族和大资本家，属于中央党极右翼，一上来就与纳粹公开勾结。

　　7月20日冯.巴本发动政变，摧毁了魏玛共和国大本营--社民党的普鲁士政府，一夜之间普鲁士变天，社民党堡垒被攻破。

　　在共和国生死存亡关头，社民党执委会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决不放弃法律基础。

　　坚持法治是对的，但纳粹在街头打砸抢，占领普鲁士警察局，这些还是刑事案件吗？法律条文还有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是政治问题，当魏玛共和国丢失政权后，魏玛法律靠什么来保障？

　　然而，无论社民党基层党员如何呼吁与纳粹展开对等的街头斗争，社民党仍不为所动。

　　当时社民党的力量：

　　除了党员之外，工人钢铁联盟有300万人，旗下“保卫团”有40万拥有武器的工人，另外，普鲁士警察部队有9万人。

　　就在大家等社民党执委会一声令下时，7月20日上午，执委会却发布了一道声明：

　　一，保持冷静，德国局势还没有最后定局，要相信德国法院。

　　二，保持纪律，不要受到共产党煽动。德国共产党1931年就向社民党提议联手对付纳粹党，开展群众斗争，在议会之外解决纳粹。

　　三，集中一切力量，准备选举（7月31日国会大选），用选票来结束德国的混乱。

　　纳粹最最担心的情况--社民党与共产党联手在街头反击纳粹，并没发生。

　　当天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赤色分子错过了最关键时刻，而这一时刻，再也不会出现。

　　社民党的软弱和纳粹的果断形成了鲜明对比，谁胜谁负？已没有任何悬念。

　　当柏林警察局局长克谢辛斯基催促采取武力手段对付纳粹暴徒时，内政部长泽韦林的答复是：绝不能让流血事件发生。

　　普鲁士变天，为纳粹掌权铺平了道路，11月17日冯.巴本辞职，由冯.施来彻尔担任总理。

　　1933年1月30日，拒绝出任副总理的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这时还不等于纳粹上台，是一个联合政府，11个内阁职位，纳粹只占三席：总理和两个部长。

　　2月27日，国会纵火案爆发，德国共产党被取缔。

　　3月22日，社民党主席韦尔斯在议会大厦受到纳粹刺刀威胁。他这时还相信民主和法律能改变这一切，纳粹掌权只是暂时的，民众会重新把票投给社民党。

　　4月，社民党绝大多数报刊被关闭，失去了宣传能力。

　　5月2日，工会大厦被占领。

　　6月21，冲锋队在街头公开杀害社民党骨干。

　　6月22日，内政部长弗立克签署命令，取缔社民党。

　　纳粹完成了全面掌权。法律由他们来制定，法官非常配合。

　　拥有几十年历史，100万多名党员和600多万名外围成员的社民党，短短几个月就混成了非法组织。

　　领导人的归宿要不逃亡欧洲，要不集中营，更多的是投降。

　　7月14日，魏玛宪法中止，魏玛共和国以悲剧告终，民主制度付诸东流。

　　今天许多人也相信“民主和法律”，这没有错，但从不去想靠什么去保障民主和法律？

　　德国社民党一直在用民主来掩盖他们的软弱，一不敢得罪资本家，二不敢展开斗争，反而对共产党各种嫌弃，不愿紧密合作共御强敌。

　　忍让政策只以为高明，包容，其实就是想逃避责任。

　　用“民主”终结民主，这种法西斯手段，美国正在全世界复制粘贴，纳粹都干不出指定街头总统这种事。

　　将来，有力量捍卫全球民主的，恐怕只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