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2日，在美国国会剑拔弩张地要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客人愉快地结束了会谈。准备在国会山上热火朝天一番的参众议员们，顿时有一股无的放矢的失落感。
“我们（美国）已经与中国达成了一个相当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没有什么能比我们与中国正在进行的还要大的了。”
特朗普对记者信心满满地说道。
“推特治国”的特朗普与“提案摄政”的参众两院，这次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即使同处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前他还说要立法不承认华为的知识产权，几天前还说要把中国企业“从美国证券市场上除名。”
更不要说，正为了篮球联赛剑拔弩张的其他几位议员，还有国会日程表上，那一份即将引爆更大风波的涉华法案了。
坐在国会山里的议员们可能会感慨，当年雄极一时的参众两院，什么时候开始在总统面前变得如此无力。
一百多年来，权力一点点从国会山上溜走，先是落到了白宫。那个时候，他们还可以自我安慰，总统毕竟只是一个人，除了政党之外，他所需要的专业人才、财团支持、舆论引导很大程度上还需要这些手眼通天的议员们来帮忙，白宫和国会山之间的利益交换还是大有市场的。
但二战后，随着一股新的力量在美国政坛上崛起，权力也一步步滑向首都华盛顿的另一群人那里。美国的知识精英们，也把游说行政和立法机关的“工作小组”，变成了一台高速的战车。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单打独斗，作为政治家们身侧的幕僚，他们组成的团体控制了政治家们的信息来源，左右了商业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政治行为的评价，从而通过美国的民主制度，实实在在控制了美国的权力中枢。
这个知识分子的组织，就是智库（think tank）。
从字面上看，他们可以是一辆有着思想的坦克，也可以是一个藏满了想法的柜子——“think tank”，中文把它译作“智库”，仿佛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中立仓库，但实际上，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这群美国的知识精英，早已经形成一个个有着完备组织架构、强大行动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意识战车。
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充当着金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媒介，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一步步构建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学而优则改变世界”的桥梁，并一步步攫取了解释和影响这个世界的权力。
即使是在竞选阶段一副“素人”模样特朗普，如今在对外政策上，也慢慢地对一些保守派智库“好朋友”的套路驾轻就熟。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我们不妨从一个“愣头青”身上开始讲述。
01
“美国总统威尔逊，他就是个骗子！”
——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中“五四青年”匡互生的台词
1879年，伍德罗·威尔逊23岁，刚刚读完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课程。这位新晋的政治学学士，把作为一个南方白人，对当时南北战争后“激进重建”的怨念全发泄在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上。
美国内战之后，对南方政治的“激进重建”，在给与了黑人选举权的同时，也极大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秩序。曾经在南方经营种植园的白人对此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种冒进的“政治重建”是一项严苛的暴政，是对美国立国精神的践踏。
而读完了政治学本科课程的威尔逊比他的乡党们想得更深一些，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当时美国的政治体制。
在这本名为《内阁制政府》的小册子里，他批评一百年前美国建国者们的理想已经名存实亡：缺乏伟大的政治领袖，使得本来作为“三权分立”中“一权”的国会，僭取了超越行政和司法的大权。由于总统和阁僚无法进入立法机关，与选出他们的选民也处于隔绝状态，立法权和总统以及各部部长脱节，“集权暴政”的国会和“既不负责，也不问责”的联邦政府，共同造成了美国政治空前的信用危机。
同时，对国会本身，威尔逊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因为不能像英国一样灵活地解散重选，它早已经成了议员们为了私利而进行政治交换的场所。
当时，英国人白芝浩（Bagehot's Dictum）的著作对这位年轻的政治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白芝浩的理论，参照英国政治制度，威尔逊把美国政府从头到尾批判得体无完肤。以至于后来的学者读到这位学者的处女作，纷纷觉得这与其说是一部政治学论文，不如说是一本火药味十足的政治评论。
写完这篇稚拙的论文，威尔逊并没有马上决定留在政治学领域。一开始，他想去当一名律师；毕竟，对一个长老会牧师家庭出身的他来说，那是一份伸手够得着的，也比较体面的工作。于是，大学毕业后，威尔逊又去佛吉尼亚大学拿了法律文凭；但当了一年律师以后，他还是决定，把自己对美国政治困局的切身想法写成更完备的一部学术著作。
1882年，威尔逊来到了霍普金斯大学，经过三年的学习，毕业前，他仅仅用了九个月时间，把当年那篇火药味十足的本科毕业论文扩充成了一本完整的博士论文书稿。当威尔逊在1885年公开发表这部题为《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的著作的时候，美国的学术圈向他张开了怀抱。他很快获得了教职，游历了几所高校之后，最终在本科母校普林斯顿“安家落户”。
初入学术圈，威尔逊展示了自己非同寻常的学养和天赋。博士毕业仅仅一年，他就凭着一本《行政学研究》开创了公共行政学这个全新的领域。这之后，他离开了宪制研究领域二十年之久。1908年，52岁的威尔逊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执牛耳长达二十年之后，又凭着一篇《美国宪制政府》重新找回了自己在宪制研究领域的位置。
二十年前，初出茅庐的他在《国会政体》一书中慷慨激昂地写道：
“最好的统治者往往会被授予极大权力，这种委以重任会让他们感觉到，如果以国家为重，秉公用权，他们定会获得荣耀和回报。”
在那本书的结尾，威尔逊用一种时不我待的口吻告诉美国人，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人已经不能“盲目崇拜自己的宪法”，而应该睁开眼睛，“改正错误”，将自己从恐惧和骄傲中解放出来。
▲威尔逊从学者到总统的道路，也是一段“进步主义”的光辉史
二十年后，他重申了自己青年时代坚持的观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一种新的友好的理解，宪制政府的生命力才能不断得到更新。
写完这部“收官之作”，“以学术为业”的威尔逊最终选择了“以政治为业”。就在《美国宪制》出版的当年，他投笔从政，作为民主党人当选新泽西州州长，并于1912年带领民主党赢得了总统大选。
时年56岁的威尔逊步入政坛，与一百多年后的“素人”特朗普一样，他也同样怀着一个“make American again”的伟大梦想。
02
威尔逊在任的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阐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这标志着1832年黑格尔去世开始的十九世纪的正式结束。
二十世纪开始了。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进步主义”思潮席卷美国的10年代，学养超群，视域开阔的威尔逊赢得了选民们的支持，连任两届总统，并领导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孤立主义的美国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9年，曾经是为政治学家的威尔逊把他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构想都写进了一部《巴黎和约》，虽然为了获得欧洲各大战胜国和日本的支持，这部合约肢解了德意志民族，出卖了中国的山东；但是，民族自决、主权平等以及国际联盟等一系列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思想还是通过这部和约，传递到世界各地。
对中国人来说，威尔逊提出的动听的梦想，以及巴黎和会赤裸裸的现实，激起了那一代中国人反抗侵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情。
但是，这部和约传到美国，却被国会否决了——美国也未能加入威尔逊精心设计的国际联盟。
威尔逊终其一生追求的恢复美国政治领袖权威的尝试，在强大的国会面前被击得粉碎，而他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构想，成了这场决斗的牺牲品。
在接下来的1920年总统大选中，宣言坚持威尔逊路线的民主党输得很惨：共和党参议员哈定的竞选纲领几乎处处在和威尔逊作对。在“恢复常态”的口号下，哈定在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眼神中，拿到了五分之四的选举人票和60%的民选得票，以绝对优势坐上了总统宝座。
学者威尔逊黯然离开了白宫，并在三年后黯然离世——不知道这位老总统在临终前会不会慨叹一句：
“当总统救不了美国人。”
站在历史的高峰回望，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不是一个骗子，他只是面对历史大潮，无能为力。
▲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森会堂”，如今威尔逊公共和国际关系学院的所在地
威尔逊卸任那一年，他的党内继任者考克斯选择了前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年轻的侄子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竞选搭档。这个年轻人在1920年与总统宝座失之交臂，却在12年后带领民主党重新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
12年后的美国，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威尔逊当年预言的国会政治的软弱无力暴露得一览无余。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政府拿出了一整套被称为“罗斯福新政”的救济政策，在关键时刻帮助美国度过了大萧条，也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并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摇身一变从美洲大陆“孤立”的地区强国，一跃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支配者。
罗斯福自己也因此连任四届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治奇迹。从罗斯福以后，美国参众两院的政治影响力再也没能超越总统。
这不是美国人听从了威尔逊的“忠告”，而是二十世纪日新月异的政治发展需要，使得古典时代昌盛的议会政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面临政府权力膨胀，立法机关权威减弱的难题。在总统制的美国是如此，哪怕在议会制的英国、日本，首相和内阁的权力也远远盖过了议会的风头。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发展，当年建国者们制度设计中互相制衡的参众两院，所代表的社会力量逐渐重合，它运行也变得僵化迟钝。而政府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独特地位，使得它可以发挥更大更稳定的作用。
这一点，1852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预见过，威尔逊在他的《国会政体》里也批评过，而它真正反映到美国的政治实践中，罗斯福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但是，总统毕竟也只是一个凡人。威尔逊在《国会政体》和《美国宪制》中，也不乏对总统和行政机关的批评。毕竟，总统一经选举，在四年的任期里几乎断绝了和选民的联系，要想维持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赋权给他们的公民之间的政治联系，则需要一个新的表达的机制。
而这个机制，在威尔逊当选总统的1920年代，渐渐崭露头角，扮演这三者之间利益诉求调和者的，是美国日益崛起的知识精英们。
Think tank，也就是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智库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逐渐登上并主导了美国政治的舞台。
03
1952年，二战时的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在总统选举中代表共和党击败了连续执政长达二十年的民主党，以442张选举人票对89张选举人票的绝对优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
在艾森豪威尔就职的1953年，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完成了他的新作《经济、政治与福利》。达尔在这部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元民主”的概念。他否定了之前西方社会对“民主”的定义，他认为，这个社会其实不存在“多数”的意见，无数“少数派”之间的利益勾连，才是所谓“民主社会”的本来面目。
不同的政治经济诉求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每个利益集团都会形成自己的意见领袖，通过各种方式对立法和行政机构产生影响。
事实上，当达尔发现这个规律的时候，这一套“多元民主”运作体系已经默默影响了美国政治半个世纪之久了。财团、公民组织、行业公会、工会等各种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向国会和总统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用金钱为武器，以理论为枪弹，活跃的公民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粮饷，使各个利益集团的勾连与斗争渐渐趋于白热化。
而为他们提供弹药的美国知识精英们，也形成了一个一个的组织严密的团体，开始有组织地影响国家的政策。
一个单打独斗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成为学术史上值得永久铭记的大师级存在；但是，在现代社会，只有那些成组织的，有着经济支持，并且拥有各种渠道发挥自己知识来影响世界的知识分子是有“战斗力”的。
而欧美社会的有钱人也需要这股顽强的“战斗力”。
1910年，在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正在积极准备参加下一届美国大选的时候，在苏格兰出生的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75岁生日这一天拿出了1千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创立了卡内基基金会。
与威尔逊一样，这位初代移民富豪也是一位坚定的“进步主义”信徒。他们相信，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需要强有力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当时，不仅是列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预见到了帝国主义的泛滥即将引发世界大战，资本家们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伊始，就致力于阻止即将到来的战争。老卡内基将帝国主义视为“人类文明的毒瘤”。而当实现了和平之后，这位老年富豪认为，基金会里的知识分子将成为新的理想社会的设计师。
“当和平的目标实现了，（基金会的）收益必须用于禁止另一场更堕落的罪恶，主要指对人类进步、幸福、提高形成最大阻碍的罪恶。”
卡内基在基金会成立的声明中如此说道。
时任美国总统塔夫脱被卡内基提名为基金会的荣誉总裁，包括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爱罗特在内的28名美国政商精英被选为基金会的董事。国际法学界、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被聘请到基金会，从事制止战争和推进国际秩序的研究活动中。
▲“实业致富”的卡内基，也有一个“商而优则拯救世界”的梦想
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卡内基基金会资助了海牙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院的成立，并促成了1928年《非战协定》的签订。
卡内基基金会可以说为后来美国的智库提供了一个“模板”，从那一刻开始，这种由财团或政府出资，由基金会为组织形式，聘请政商名流担任董事，招募各领域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进行自由或专项研究的“智库”正式在美国诞生了。
04
达尔提出“多元民主”的概念是在1953年，而他正式将自己的这一理论完善，形成《多元政治：参与和妥协》这部著作的时候，则是在1971年。
这一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即将访问中国。这位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在任期间，被人称为“帝王般的总统”。那时候，联邦政府有着庞大的机构规模，权力触及社会的各个层级。从罗斯福总统以来嚣张跋扈，把全美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联邦调查局（FBI）在尼克松总统手下也成了联邦政府的一把尖刀。
1974年，参众两院、最高法院以及各种介入美国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力量在“水门事件”中合力把这位“皇帝”来下了马。
与其说，这是民主制度的胜利，不如说，这是多头主义的胜利。
1953年到1974年，在美国总统权力急剧膨胀的二十年里，美国的智库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虽然不乏一些影响力巨大的智库，他们与美国政府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包括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霍普金斯研究所在美国国内乃至国际舞台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胡佛研究所的创始人赫伯特·胡佛甚至一度担任美国总统，而霍普金斯研究所的前身之一，就叫政府研究所。
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之后的三十年里，一方面是美国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是美国总统权力对立法、司法权力的“侵蚀”，联邦政府权力的膨胀，使得参众两院、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1954年，联邦政府的税制改革为智库的空前活跃打开了大门。智库在美国的税收压力要远远小于其他行业。从1954年到1986年，每十年就有上百家新的智库注册成立，1960年成立的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1962年成立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73年成立的传统基金会和1977年成立的加图研究所都是这一时期成立的，至今还在影响美国公共决策的重要智库。
保守派也在这个时期加入了成立智库的行列里。在二战前，智库是信奉“进步主义”的知识分子们的大本营；二战后，保守派知识分子也组织了起来。他们宣扬传统的价值，利用伯克和施特劳斯的思想资源，高扬新教伦理来为美国政府谋划未来世界的蓝图。
1974年，尼克松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退场”，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膨胀。联邦政府和参众两院的力量对比又回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之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智库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开始浓厚了起来。
▲水门事件让美国最具权势的总统尼克松黯然下台，也开启了智库的新时代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智库，更乐意向政治家提供意识形态鲜明，甚至极端的政策建议。而这其中，右翼力量表现得更为活跃：
在过去30年智库大量涌现，尤其是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数量在激增。对保守主义者而言，所有研究都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不存在不带有一丝意识形态色彩或完全公正的专家。
杜鲁门奖学金基金会的执行秘书安德鲁·里奇用了二十年的研究，在他2016年出版的《专业知识与意识形态政治》一书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七十年代咄咄逼人的苏联，以及美国内部立法行政机关一轮权力消长的结束，让极化的声音更容易被政治家和公众听到。而依附于政党组织存在的智库，更需要利用尖锐的声音，引起选民的注意。
美国的智库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各类社科人才，他们利用自己对本国社会的了解，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打开了一扇了解其他国家政治文化的窗户。
05
1985年，上海人李成在华东师范大学拿到了英美文学的学士学位，远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工作的姐姐帮他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洲学录取名额。因为伯克利分校当时不允许学生在第一年转专业，李成只好放弃了自己本专业的文学研究，去做了亚洲政治经济专业的研究生。
在伯克利，李成遇到了当时美国东亚研究的泰斗、政治学家施伯乐。这位年轻的研究员从“五四运动”与“中国技术官僚的兴起”这两个出发点着手，在写作硕士论文时就开始建立“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凭借着这份不断完善的数据库，李成先后拿到了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博士学位。
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那时还不到50岁的李成就任这个新的中心的第一任主任。李成对中国政治精英阶层升迁关系和行政作为的分析，不仅影响了美国对华研究和政策制定，对中国本土政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意义。
喜欢聊中国地方政坛的人不能不读冯军旗教授那本博士论文改编的《中县干部》这本书，而细读冯教授的论文，不难发现，其研究框架也明显受到来自李成观点的影响。2017年大火的那部《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书记对“政治资源”的那一番“高论”以及达康书记的“政绩观”，实际上在很久以前李成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过，当年，这位美国智库的分析家也分析过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
李成写作和主编的很多书，现在可能只有《中产中国》这一本分析中国中产阶级的书在市面上还能买到。这也是一本非常有探讨意义的著作，有机会我们可以聊聊这部十年前的报告，对现在的“中产阶级焦虑”有什么指导意义。
不光是布鲁金斯学会，像兰德这样的大型智库，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也一直是关注颇多。很多挂在他们官网上的分析，比我们能看到的最新的学术论文、分析报告还要快三五年。
不过，现在的美国智库里，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温和地坐下来聊聊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实体的制度的。新保守主义的泛滥之下，很多保守派智库还是希望特朗普政府统治下的美国去推销那一套“传统价值”的。
美国最著名的保守派智库之一，遗产委员会在特朗普还未就任的时候就介入了交接委员会的工作；而2018年9月特朗普在联大的演讲和当年十月副总统彭斯的涉华演讲，则出自哈德逊研究所的手笔。
当初，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幻想，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可能会改变新保守主义的积极政策，转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但是，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四分之三个世纪了，从启蒙时代“传统”下来的保守主义早没了市场，即使特朗普是一个勇斗风车的唐吉坷德，但他的阁僚、幕僚团队、以及白宫和国会山背后依仗的大大小小的财团，对于智库里的专业精英的信任，也肯定远远多于信任这位素人总统。
当年学中国政治史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皇帝制度永远大于皇帝。”同样，美国总统的权力从来就受到整个政治体系的制约，哪怕当年权力最大的尼克松也未能逃脱这条魔咒。
在此，我厂希望通过跟进即将到来的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通过对政府成员、候选人、驴象两党、参众两院的种种表演，来剖析美国对外政策的种种来龙去脉，并扼要介绍一个时期内各大智库的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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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6 14: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