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商君书》第9集

lameihua

算地第六（下）

　　【原文】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人主之术①，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人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欲臣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②。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白话】

　　君主操持着能给人名利的权柄，而最终得以建立功业和名声，靠的是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在审察清楚权力的状况后再来操持权柄，在审察清楚统治的方法后再来统治民众。统治方法，是君主的法术，治国的关键。因此，万乘之国失去统治方法而不危险，君主失去统治手段却不引起混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的君主，想要开辟土地治理民众却不审查其方法，想要臣子尽力完成其本职工作却不建立其法术，故而国家就会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就会有不听令的臣子。因此圣人在治理国家时，在内使民众归集农耕，对外使得民众筹划作战。 农耕，是民众认为很辛苦的事情；而作战，是民众认为很危险的事情。民众愿做他们自认为是辛苦、自认为是危险的事情，那都是出于计算衡量。民众活的时候要计算自己的利益，死了以后要考虑自己的名声。对于名利的来源，是不能不详加审察的。利益出自于土地，那么民众就会尽力耕种；名声来源于战争，那么民众就会拼死作战。在内使民众尽力耕种，那么土地就不会荒芜；对外使民众拼死作战，那么军队就能战胜敌人。能战胜敌人而土地不荒芜，那么富强的功业就很容易获取了。

　　【姚注】

　　①人主之术：有版本作“臣主之术”，则意思不通。“臣”与“人”古音相近，故经常混用。如《韩非子·存韩》记：“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其中“贵臣”在有些版本里又记作“贵人”。又记：“听奸人之浮说”，其中“奸人”在有些版本里记作“奸臣”。

　　②不令之臣：《韩非子·说疑》记：“若夫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十二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意思是说，“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到利益不动心，遇到危难不害怕的。或者把天下送给他也不要，忍受着屈辱的名声，却不愿接受朝廷的俸禄。见到利益不动心，则君主的赏赐再丰厚，也无法激励他们。遇到危难不害怕，则君主的刑罚再严酷，也无法威慑他们，这些人就是所谓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死于山洞，有的憔悴死于树林，有的饥饿死于山谷，有的淹水死于江河。像这样的人，连古代的圣王都无法令其臣服，处在如今的时代，又如何能用他们呢？”《韩非子·说疑》中所称的“不令之臣”，即是本文所指的“不服之民，不令之臣”，亦呼应了前文所说的“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

　　【原文】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①，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②，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谈说，则身修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③。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④。民资重于身，而徧托势于外⑤。挟重资，归徧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堕世禁⑥。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白话】现在却不是这样。国君们特别重视的，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国君们具备尧帝和舜帝那样的德行，可建立的功业却还赶不上商汤王和周武王，这就是他们在操持权柄时犯下的过错。请让我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时放弃权势而任用空谈，那么自身修养会提高，可是功绩却会减少。因此，任用那些崇尚《诗》、《书》的空谈之士，民众就会游走而轻视君主；任用隐逸之士，民众就会远离而非议君主；任用勇武之士，民众就会好斗而轻视禁令；任用技艺之士，民众就会轻浮而喜欢迁移；商贾之士生活安逸又能赚钱，那么民众就会攀附他们而议论君主。因此，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任用，就会导致田地荒芜而兵力衰弱。空谈之士的资本在于口才；隐逸之士的资本在于心志；勇武之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技艺之士的资本在于巧手；商贾之士的资本在于自身。所以这些人都是以四海为家的，谋生的资本都附着在自己身上。民众将谋生的资本附着在身，到了外面就寻找有权势的地方依托。民众携带谋生的资本，四处寻找托付之所，则即便是尧帝和舜帝也难以将国家治好。所以商汤王和周武王禁止这种情况，才使得功业得以建立而名声得以成就。圣人治理国家，并不是能用世人容易具备的来战胜他们难以具备的，一定是用他们难以具备的来战胜他们容易具备的。所以民众愚昧，就用智慧来战胜他们；世人智慧，那就用强力来战胜他们。臣民愚昧，那么他们就会易于出力而难于机巧。世人机巧，那么他们就会易于用智而难于出力。因此，神农氏教导民众耕种而称王天下，这是要让民众学习他的智慧。商汤王和周武王创造强大的军队而征服诸侯，这是要让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民众多放荡，正是应当效仿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在做神农氏当年做的事，从而毁坏了治理世人的禁令。因此，那些千乘之国会混乱不堪，这都是因为他们特别重视的事情都是错的啊！

　　【姚注】

　　①加：更加，特别

　　②略：获得，取得。

　　③缘：追随，攀附。

　　④圜（huán）：环绕。圜身资，意即“使资圜身”，指这五种人将谋生的资本都环绕在自己身上，故而不在乎去国离乡，反正天下一家，到哪里都能谋生。

　　⑤徧（biàn）：同“遍”，普遍，遍及。有不少版本将“徧”字记作“偏”，进而解释为偏狭、偏私，这是不准确的。

　　⑥堕：毁坏。有不少版本将“堕”字记作“随”，这是不准确的。“堕”字的繁体字为“墮”，“随”字的繁体字为“隨”，故易有此误。

　　【姚论】

　　从“臣请语其过”一句可以推知，本文是商鞅呈递给秦孝公的奏折。在这段文字里，商鞅列举了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这五类人为不能任用之人，而这五类人的共同特点就在于他们的谋生资本都附着于自身，所以对国家不会有忠诚感，随时都有可能去国离乡，投奔更能发挥其自身才能的地方。顺着这条思路，很容易就能推导出，国家最应该任用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谋生的资本在于土地，而土地是不可能随身携带的，这即是下一段所讨论的内容。另外，韩非子在《五蠹》篇中也列举了国家必须清楚的五种蛀虫，分别是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逃脱兵役的人）和商工之民，与本文所列举的“五民”基本相同，可知此类思想在法家的一脉相承。

　　【原文】民之生①：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②，任力以穷诈③。两者徧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徧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④。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白话】人的本性是：度量后选取更长的，称重后选取更重的，权衡后选择更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若能慎重考察这三种情况，那么国家的治理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也就能得到利用了。国家能够要求民众的办法很少，而民众能够躲避要求的办法却很多。在内要使民众归集于农业，对外要使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多设禁令以防止民众逃避，任用实力以杜绝民众欺诈。这两个方法若能普遍推广，则国内的民众就能专心农战。民众专心农战，性格就会朴实。性格朴实，就会安于居所而厌恶。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会让民众谋生的资本蕴藏于土地，到了外面就只能处处寄身于危险。谋生的资本蕴藏于土地，则民众就会朴实。到了外面就只能寄身于危险，则民众就会疑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对出国疑惑，所以他们就会在农耕时勤勉而在作战时积极。民众在农耕时勤勉，则资产就会变得厚重；作战时积极，则邻国就会变得危险。资产厚重就无法携带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前往投靠。毕竟要放弃国内的资产，前往危险的外国寄居，这是疯子也不会干的事。所以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观察风俗订立法规就能治好，弄清国情从事本业就能得宜。不观察时代的风俗，不弄清国家的实情，则即便订立法规，民众也会混乱；即便政务繁忙，功绩也会很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错啊！

　　【姚注】

　　①生（xìng）：通“性”，天性，本性。

　　②能：能力，此处意指农战以外的谋生能力。

　　③穷：杜绝。

　　④戢（jí）：通“疾”，积极从事。

　　【姚论】

　　在商鞅看来，“五民”对于国家而言基本上都是无用之人，不但无用，甚至还会产生虱害。对于国家来说，真正有用的就只有一种人，那就是从事农战之人，所以说国家可以要求民众为国家做贡献的办法很少，只有农战而已。民众能够逃避国家对其要求的办法却很多，凭借空谈、隐逸、勇武、技艺和商贾谋生之人，皆可逃避农战而不为国家做贡献。因此商鞅说，必须多设禁令，以制止民众发展农战以外的能力，使其不敢逃避农战。要任用实力，使得民众无法像“五民”那样通过投机取巧来获利。只要将这两个方法普遍推广，那么民众就能够专心农战了。

　　【原文】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刑人复漏①，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倖于上以利求②。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③，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④。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⑤。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⑥。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⑦。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白话】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工具；而赏赐，是用来辅助禁止奸邪的工具。羞耻、屈辱、劳累、痛苦，这些是民众所厌恶的；显贵、荣耀、安逸、快乐，这些是民众所追求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刑罚不令人惧怕，而其爵禄又不值得追求，这就是亡国的征兆了。如果犯人的刑罚可以掩盖逃脱，那么小人就会邪僻放纵而不畏惧刑罚，就会对君主抱持侥幸心理而去追求私利。显贵荣耀的门路不止一个，那么君子就会投靠权势以沽名钓誉。小人不回避国家的禁令，故而刑罚就会繁杂。君子不宣扬国家的法令，故而刑罚就会执行。刑罚繁杂而又会被执行，是因为国内的奸邪很多。这样一来，富人就不能守住他们的财产，穷人就无法从事他们的职业，田地荒芜而国家贫穷。田地荒芜，则民众就会滋生欺诈行为；国家贫穷，则君主就会缺少财物赏赐。所以圣人治理国家时，受过刑的人不能享有爵位，犯过罪的人不能担任官职。如果受过刑的人也能位列朝班，那么君子就会轻视爵位的价值。如果犯过罪的人也能锦衣玉食，那么小人就会觊觎官职的利禄。君子轻视爵位，就会羞于立功；小人觊觎利禄，就会卖弄奸巧。因此，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而官爵是用来鼓励立功的。现在国家设立了爵位，而民众羞于争取；设置了刑罚，而民众乐于触犯，这就是在法度实施上的弊病。因此，君主操持权力、统一政策而确定治国的法术，设立官爵以授予臣民，评论功劳以任用臣民，这样上下就都会平衡。上下平衡，则臣民就能为国尽力，君主就能独揽大权。

　　【姚注】

　　①复：通“覆”，覆盖，掩藏。漏：漏网，逃脱。

　　②徼倖：即侥幸。利求，即求利。

　　③设：陈设，宣扬。《说文》记：“设，施陈也。”《韩非子·难三》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所谓法，是编著成图书，陈设于官府，而颁布于百姓的。《韩非子·定法》记：“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意思是说：所谓法，就是法令由官府明文规定，使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奖赏那些谨慎守法的，惩罚那些触犯禁令的。盖法家虽然高度强调刑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刑罚从来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令民众最终都不敢触犯刑罚。因此，法家强调官府必须将法令对民众做充分宣导，商鞅所称的“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意思就是说如果君子（官府）不将法令对民众做充分宣导，那么就不能使赏罚制度深入民心，民众就会很容易触犯法令，导致刑罚会被执行。

　　④烦：通“繁”，繁多，繁杂。《商君书·去强》记：“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商鞅的本意是要以刑止住刑，如果搞到刑罚繁杂而又频繁执行的地步，则必将导致奸邪丛生而国家被削弱。

　　⑤戮人：罪人。《太平御览》六百四十五引《慎子》曰：“斩人肢体，凿其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

　　⑥冀：希望，觊觎。

　　⑦伐：夸耀，卖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