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与风险社会

lameihua

　　“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这个概念是贝克在《解毒剂》一书中提出来的，这本书的副题就叫“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解毒剂》这本书，是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两年之后出本的，是他探讨“风险社会”的一个延伸。

　　什么叫“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和“风险社会”是什么关系呢？贝克的解释有点晦涩，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由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形成的联盟，这种联盟制造了当代生活中的种种危险。然后它们又建立起一套话语来推卸这个责任，也就是制造危险的责任。这样一来，它们就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成某种所谓的‘风险’。”

　　我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把它翻译过来。要明白贝克的这个意思，关键是要明白他这里所说的“危险”和“风险”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理解的贝克的意思是说，危险是由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制造出来的，而风险是他们把这个危险通过话语转换成的一种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话语的转换，使他们制造出来的危险成为一种似乎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的，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的一种风险。

　　于是就把关乎危险这样的严重问题，变成了比这程度轻得多的关乎风险的问题。在这同时，他们也就推卸了自己的责任。

　　（第一次发没能通过，为了能发出来，此处删除几百字）

　　而这样的一个话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实际上是和官员与学者的联盟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于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形成机制，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它结构层面的原因。有一种现象是很值得玩味的，即在现实的生活中，制造风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社会不同部分的同心戮力，而在控制和消除风险的时候，你能看到的往往是形单影只。举个例子说，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会成为如此严峻的一个问题？你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环境污染的实际上是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往往只有环境部门或者有关环境的NGO组织在起作用。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我们的制度安排中，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它的制度安排和结构特征非常有利于风险的形成，而不利于风险的控制和消除。

　　为什么呢？这和我们体制中关于责任问题的安排有直接关系。比如现在很多人在关心的债务问题。现在债务问题最突出的在什么地方？最主要是三个地方。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债务，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债务，一个是上市公司的债务。这里特别突出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

　　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规模大。第二，债务的发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处于失控的状态。第三，很多地方政府发了债之后根本没有还债的打算。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和债务制度有关的安排。首先，一个地方政府发债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要不要经过有关程序的批准，比如说人大的批准？是不是领导一拍脑瓜说发了就是发了，发多少是多少？第二，发债得来的资金如何使用，监管的机制是什么？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吗？第三，这个债务发生了问题，究竟谁来负责任，怎么负责任，我们有相关安排吗？

　　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这种安排，体制和结构所提供的反而是一种便利。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在这干了两年、三年，就拍屁股就可以走人。他在任的时候用发债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政绩，走了以后责任和他完全没有关系，最后哪怕是洪水滔天，他都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目前沉重地方债务的形成，和这样一种体制和结构的特征难道没有关系吗？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预算的软约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概括地说，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是造成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样一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实际上又是一系列制度和结构安排的结果。所以要缩小社会的风险，降低社会的风险，需要从社会的制度与结构的安排的层面来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