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商君书》第7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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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解】

　　说民，即讨论民众。民众是国家的基础，施政的对象，要想使国家强大，直至称王天下，就必须精准深刻地理解民众的性格特征。商鞅认为，民众内心都是希望国家安定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经常导致国家混乱。因此，要想治理民众，就不能对其放任自由，而必须要统一思想、规范行为，使其专心农战，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了统一思想，就必须杜绝“辩慧”、“礼乐”、“慈仁”、“任誉”，以使民众甘心听从法令的制约。为了规范行为，就必须鼓励告发奸邪，就必须对轻罪施以重刑，使得民众不敢不遵守法令。当民众在思想上得到统一，在行为上符合规范时，就能自己在内心和家中判断是非对错，那么政府的施政效率就会大幅提高。政府廉能高效，民众专心农战，则国家必定强大，民众必定富裕。民众富裕后，就会滋生安逸享乐的情绪，妨碍其今后继续专心农战。因此，国家还要在民众富裕后设法减损其财富，以使其始终保持专心农战的状态，则国家也就能始终保持强大，直至称王天下。本文在内容上与《去强》篇有诸多重合之处，故有学者认为本文是商君后学为《去强》篇作的注。对此，姚尧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亦不必然就是如此。《商君书》原本就不是一部精心谋划、结构精巧的论著，而是商君后学对于商鞅生前著作的整理收集。同样的观点，商鞅曾在两篇文章中阐述，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读者在阅读本文时，亦可与《去强》篇互相参详。

　　【原文】辩慧，乱之赞也①；礼乐，淫佚之征也②；慈仁，过之母也③，任誉，奸之鼠也④。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白话】

　　善辩与聪慧，是违法乱纪的助力；礼制与音乐，是安逸享乐的导引；慈爱与仁德，是惹祸犯错的根源；保举与称誉，是藏奸匿邪的巢穴。违法乱纪的事，是因为有了助力才得以流行；安逸享乐的事，是因为有了导引才得以实施；惹祸犯错的事，是因为有了根源才得以产生，藏奸匿邪的事，是因为有了庇护才无法制止。这八样东西有了群众基础，民众就会凌驾于政令之上。国家没有这八样东西，政令就能够将民众制服。民众凌驾政令，则国家就会衰弱。政令制服民众，则兵力就会强大。因此，国家有了这八种东西，君主就无法驱使民众参加防守和攻战，就必定会导致国家被削弱直至灭亡。国家没有这八样东西，君主就有办法驱使民众参加防守与攻战，就必定会使得国家兴盛直至称王天下。

　　【姚注】

　　① 赞：赞助，助力。善辩可以混淆是非，聪慧可以投机取巧，故称其为违法乱纪的助力。

　　② 征：征召，导引。礼制为贵族规定了享乐的特权，音乐为贵族提供了享乐的工具，故称其为安逸享乐的导引。

　　③ 母：母体，本源。慈爱则不忍动用重刑，仁德则容易原谅过失，故称其为惹祸犯错的根源。

　　④ 任誉：《说文》记：“任，保也。誉，称也。”《韩非子·六反》记：“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可知“任誉”之士所为即是包庇盗贼、隐匿奸邪。鼠：当是“竄”字之误。竄是“窜”的繁体字。竄是会意字，从鼠，从穴，意指老鼠躲藏在洞穴之中，故有“隐匿”之意。如《吕氏春秋·审分》记：“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竄（窜）其奸”，意即谄媚阿谀、邪僻巧滑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商君认为，保举和称誉常使奸邪者逃脱法律的制裁，故称其为藏奸匿邪的巢穴。

　　【原文】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①，善也；别而规者②，奸也。章善③，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白话】任用所谓的“善民”，那么民众就只亲近他们的亲人；任用所谓的“奸民”，那么民众就会依从国家的法制。民众亲近结合而互相掩饰，这就是所谓的“善民”；民众疏远分离而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民”。表彰所谓的“善民”，那么民众的过错就会被掩盖；任用所谓的“奸民”，那么民众的罪过就会遭惩处。民众的过错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于法令之上；民众的罪过遭惩处，那么法令就能够制服民众。民众凌驾于法令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令能够制服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治国，国家就会混乱直至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国，国家就能得治直至强大。

　　【姚注】

　　①复：通“覆”，覆盖，掩饰。

　　②规：通“窥”，窥探，监视。

　　③章：通“彰”，彰显，表彰。

　　【姚论】

　　《孟子·离娄上》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意思是说：每个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重自己的长辈，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可见在儒家的主张里，亲亲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法家则针锋相对，认为提倡亲亲会导致国家混乱衰弱。那么，亲亲会有什么问题呢？《论语·子路》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叶公对孔子道：“我们那儿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做儿子的就出来告发。”孔子道：“我们那儿对于正直的标准不是这样。父亲会为儿子隐瞒，儿子会为父亲隐瞒，这才是正直。”由此可知，亲亲必定会导致互相隐瞒，互相隐瞒就必定会导致法令被凌驾，法令一旦被凌驾，就必定会导致混乱，而这些都是法家所决不允许的。因此商鞅认为，必须任用儒家所贬斥的“奸民”，鼓励民众互相告发，才能确保过错不被掩盖，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

　　【原文】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白话】国家通过困难方式进攻，动用一分的力量就可以获得十分的成果。国家通过容易方式进攻，动用十分的力量就会丧失百倍的利益。国家注重实力，就叫作通过困难的方式进攻；国家喜好空谈，就叫作通过容易的方式进攻。民众以空谈为容易，以出力为困难。国家用法律促使民众习惯于出力的难事，那么作战时民众就会觉得容易，就会用实力攻击敌人，结果动用一分的力量就可以获得十分的成果。国家用法律促使民众习惯于空谈的易事，那么作战时民众就会觉得困难，就想用空谈来对付敌人，结果动用十分的力量就会丧失百倍的利益。

　　【姚论】

　　《说文》记：“作，起也。”故“作民”即兴起鼓励、倡导促成之意。民众的本性是以出力为难，那么国家就要用法律促使民众在平常习惯于难事，故称“国法作民之所难”。一旦平常习惯于难事，难事也就逐渐成了易事。待到用兵之时，就能让民众用已觉容易的出力去攻击敌人，故能“起一得十”。《南史·陈暄传》记：“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盖兵一日不备，就会随其本性而耽于空谈易事，待到用兵之时令其出力就会觉得困难，就会总想着用空谈来对付敌人，故将“出十亡百”。

　　【原文】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邢繁，则刑省。民不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白话】加重刑罚，爵位就显得尊贵；减轻赏赐，刑罚就显得威严。爵位尊贵，才能体现君主对民众的爱护。刑罚威严，才能激励民众为君主效命。因此，兴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能为君主所用；使用赏赐，民众就能对君主敬重。法令详细，则刑罚就会繁多。刑罚繁多，那么受刑的人就会减少。民众不治理就会混乱，待其混乱后再来治理，就会更乱。因此，在国家安定时去治理，就能治好；在国家混乱时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内心都希望国家安定，可是他们的行为却经常导致国家混乱。因此在使用刑罚时，要对轻罪施以重刑，那么轻罪就不会发生。轻罪都不会发生，重罪就更不会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在国家安定时治理。在适用刑法时，如果只是对重罪施以重刑，对轻罪施以轻刑，那么轻罪就不会停止。轻罪不会停止，那么重罪就也不会停止，这就是说所谓的在国家混乱时治理。因此，对轻罪施以重刑，就可以免于用刑，就能够把事情办好，使国家强大。对重罪施以重刑，对轻罪施以轻刑，则刑罚一直在使用，而事件一直在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姚论】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倾向于对重罪施以重刑，对轻罪施以轻刑，这才叫量刑得当。可是在商鞅看来，如果对轻罪只施以轻刑，那么就无法令民众感到恐惧。民众不对刑罚感到恐惧，就很容易选择犯罪。民众习惯于犯轻罪，就迟早会犯重罪，致使社会动乱，罪犯丛生。等到社会已经动乱，再想来治理民众，就相当困难了。因此商鞅认为，要想真正令民众免于刑罚，就得让民众一开始就连轻罪都不敢犯。要想让民众连轻罪都不敢犯，就必须对轻罪施以重刑，以达到恐吓的效果。那么，如果对轻罪施以重刑，那该如何对待重罪呢？在商鞅看来，连轻罪都不敢犯的民众是不会触犯重刑的，这就是法家的理想社会。

　　【原文】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①。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白话】民众勇敢，那么就用他们想要的东西来激励他们的勇敢；民众胆怯，那么就用他们憎恶的东西来破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怯的民众施加刑罚，就能使他们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就能令他们拼死效命。胆怯的民众变得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命，那么国家就将所向无敌，必能称王天下。

　　【姚注】

　　① 杀：消除。

　　【姚论】

　　《商君书·错法》记：“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故本段所指的“所欲”，当是指爵禄，所指的“所恶”，当是指刑罚。

　　【原文】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①。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白话】

　　民众贫穷，则国家衰弱；民众富裕，则放纵游荡。放纵游荡就会有虱害，有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因此，对于贫穷的人，要用刑罚来迫使他们创富，这样他们就能致富。对于富裕的人，要用奖赏来激励他们捐财，这样他们就会变穷。治理国家的举措，关键在于要能令贫穷的人致富，令富裕的人变穷。贫穷的人致富，那么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人变穷，那么农民、商人和官员就不会有虱害。国家长期强大而有没有虱害，就必定能称王天下。

　　【姚注】

　　①三官：即《去强》篇所指的“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

　　【姚论】

　　在法家看来，民众之所以会贫穷，都是因为安逸享乐、空谈懒惰所致，要想让民众致富，就得用刑罚迫使他们勤于农战。只要民众勤于农战，就必定会变得富裕，而一旦民众变得富裕，就又会开始安逸享乐、空谈懒惰。因此，为了让民众始终保持勤于农战的状态，国家还要设法在民众富裕后减损其财产，使其始终保持对于积累财富的渴望。可如果直接掠夺和没收民众的财产，必将招致其激烈抵抗，所以商鞅提出要用奖赏的方法，激励民众自愿捐出其财产。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商鞅在《商君书·靳令》上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在《商君书·壹言》上说：“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可见商鞅所谓的“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就是要让民众用余粮来换取官爵。下文提到“家不积粟，上藏也”亦是此故。

　　【原文】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①，恶有四难②。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③。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白话】刑罚衍生出实力，实力衍生出强大，强大衍生出威势，威势衍生出衍恩德，恩德都是从刑罚中来。因此，刑罚种类多，奖赏就显得厚重。奖赏不滥用，刑罚就显得庄重。民众有自己喜欢的事，也有自己讨厌的事，喜欢的事包括六淫，讨厌的事包括四难。放任六淫，国家就会被削弱；推行四难，兵力就能变强大。因此，称王天下的国家，刑罚会被运用在许多方面，而奖赏就只出自一条途径。刑罚运用在多个方面，则六淫就会禁止。奖赏出自一条途径，则四难就能推行。六淫禁止，则国家没有奸邪；四难推行，则军队没有敌手。

　　【姚注】

　　①六淫：指《去强》篇中所谓的“六虱”：岁虱、食虱、美虱、好虱、志虱和行虱。

　　②四难：当是指出力、捐财、重罚、告奸这四件难事。

　　③九：虚数，意指很多。一：唯一，即农战。《农战》篇记：“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

　　【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恶，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白话】民众想要的欲望成千上万，可是获得的途径只有一条。民众不经由这条途径，就不能获得其想要的欲望，所以只能专心从事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战，则力量就能凝聚。力量凝聚，国家就能强大。国家强大而又对外进攻，就是强上加强。因此，能够积聚实力，又能消耗实力的国家，叫作攻击敌人的国家，必定会强大。堵塞谋求私利的邪路，以断绝民众的妄想；开启唯一获利的门路，以满足民众的欲望，使民众必须先做他们所讨厌的事，然后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欲望，这样就能使国力强大。国力强大却不使用，则民众的愿望就会落空；愿望落空，就会产生私心；产生私心，则国家就会衰弱。因此，能够积聚实力，却不能消耗实力的国家，叫作攻击自己的国家，必定会被削弱。所以说：凡称王天下者，国家不储藏实力，家庭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藏粮食，是因为可以调动民众的力量。家庭不囤积粮食，是因为粮食被收藏在国库中。

　　【原文】国治：断家王①，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②，赏不可倍也③。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白话】治理国家可以分为三等：在民众家中就能决断是非的国家能称王天下，由官吏来决断是非的国家强大，由君主来决断是非的国家衰弱。对轻罪施以重刑，就可将刑罚免去。按照法规来任用官吏，国家就能够得治。要减省刑罚，就得在民众中建立约束担保制度，答应给告发者的奖赏不能失信。一旦发现奸邪就主动告发，这就是在民众心中就能决断是非。君主发布命令后，民众就知道该如何响应。器物在家中做成后，就能在官府中通行，这就是在民众家中决断是非。因此，对于能称王天下的国家，刑罚和奖赏在民众心中就能决断，器物和用具在民众家中就能够决断。政治清明，则民众的是非判断就与君主相同。政治黑暗，则民众的是非判断就与君主各异。是非判断相同，政令就能推行。是非判断各异，政令就不能推行。政令能够推行的国家就得治，政令不能推行的国家就混乱。得治的国家，民众在家中就能决断是非。混乱的国家，就必须等到君主来决断是非。治理国家的关键，就是要能在下层作出决断。因此，在十里内才能决断的国家衰弱，在五里内就能决断的国家强大。在民众家中就能决断是非的，官府的办公时间就充足，所以说：在白天就能把当天的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如果事情都要等到官吏来决断，那么官吏的办公时间就会不足。所以说：在夜里才能把当天的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强大。如果事情都要交由君主来处理，那就会忙乱不堪，所以说：留到隔天才能把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被削弱。因此，凡是治理得当的国家，官吏处理政事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姚注】

　　① 断家王：断于家者王。后文的“断官强，断君弱”亦是此意。

　　② 要（yāo）：要约，约束。保：连保，连坐。此句意指令民众互相约束担保，使民众因彼此间互相监督而不敢犯法，故刑罚得以减省。

　　③ 倍：通“背”，违背，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