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120]举国体制的新变化

lameihua

　　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讲自由主义的问题。

　　在第117讲当中，我最主要是讲了，自由主义要面对现在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当然是指新自由主义了。在那一讲当中，我甚至讲，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自由主义所批评、批判的对象，本身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但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好像没有能够跟上这些进展。所以现在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新的挑战。

　　这当中至少涉及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认识论基础。我们原来曾经讲过，自由主义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的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面对像经济现象这样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也是这样。应当说，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态度，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可以说也是一种比较明智的态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自由主义反对干预主义，反对计划经济。

　　但是现在我们要说另一个方面，就是，虽然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有限的范围看作是一个静态的东西。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讲，这就需要我们特别要注意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近代以来这种知识的爆炸性的增长，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这种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就更是明显。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知识的总量大约是每5年翻一番，到现在大约是每73天就增长一倍，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这个知识增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无论是对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的现象的认识，都在不断地、迅速地进展，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什么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领域的知识的进展，都在迅速推进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在不断地增强我们对周围世界进行干预和影响的能力。

　　所以几年前的马云就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说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他当时就说，未来的30年，计划经济将会超越市场经济，原因就在于数据的获取。马云说正因为有了大数据，所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他举例子说，在没有X光机和CT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所以就靠中医的号脉，靠中医的望闻问切，但是X光机出来之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现在它的数据时代就像我们有了一个世界经济的X光机和CT机一样，所以30年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

　　对于马云的这种说法，吴敬琏先生和张维迎教授都进行了回应。吴敬琏先生的回应主要是说这样的一种意思：人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信息数据能够把它装到数据库里去吗？张维迎教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他说市场也好，企业家精神也好，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创新。那么这些数据或者大数据能够解决创新的问题吗？这里要说明一点，无论是马云讲的这个观点，还是吴敬琏先生、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我这个概括可能比较简单化一点，看他们的原意还得去找原文，但是我想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知识的进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我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

　　当然马云他后来他也强调，他讲的这个计划经济，不是苏联的时候那种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时候那种计划经济，而是说这个大数据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所以有人又把马云的这个计划经济叫做计划经济2.0版。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想强调的是，知识的进步増加了人们认识和影响经济现象的能力。这个讲的是一个总的背景，知识的变化这样一个总的背景。

　　第二点需要我们意识到的是，更具体地说，在苏东剧变之后，世界上还存在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有关计划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这个总结当中，人们都共同的认识到一点，原来那个计划经济本身确实是有问题、有缺陷的。因此这些国家采取的一个共同的做法，都是引进市场经济的因素，进行市场取向的变革，甚至包括像朝鲜其实也在逐步往这个方向走。但就是尽管如此，权力对于经济的掌控这一点没有变化。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假如权力是如来佛的掌心，那么经济仍然是跳不出这个掌心的，权力仍然是在牢牢的掌控着经济。但是它掌控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关键的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的因素结合在了一起，权力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支配市场，甚至权力是通过市场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种手段来发挥作用。在这当中有很多东西和原来那个版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原来那个版本的权力对于经济的控制都是很不一样。比如说生产要素确实是在市场化，但是国家它可以通过国有企业、通过法律政策环境、通过金融的工具等等来掌控这个市场，甚至对于看起来好像是完全自由的民营企业、私有企业，也可以通过种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手段来施加影响或者进行控制。所以这个时候权力和经济的关系、权力对于经济的掌控，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更为精妙的、更为技术化的、更富有弹性的方式。

　　最近我就在看孔丹的关于“举国体制3.0版”的这个说法，我觉得3.0版可能不是特别确切，如果说2.0版可能更好理解一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那种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的权力对经济的控制，那个可以叫做1.0版，那个1.0版现在看起来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简陋的、粗俗的、僵硬的这样一种形态，这样一种计划经济形态的举国体制，在上一次冷战时期的两种体制的竞争当中，应当说基本上是失败了。而这个非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样的一种体制的重生，它是在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当中，借鉴了很多市场经济的因素之后，获得的一种重生。我觉得从最近这些年的实践可以看到，重生后的这样的一种体制，它拥有并且展示出过去所没有过的一种能力和力量。那么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政治家可能比学者要更为敏感，比如说，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就特别地强调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而美国，从贸易战可以看得出来，它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也就是这个东西，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的威胁。所以美国一再讲说中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它针对的也是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好像对这一点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前些年好像曾经有过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但是这个讨论也没有能够在学理的层面深入进去。

　　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样的一种非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至少在这样的三个方面表现出它的优势或者是生命力。第一个是在应对某种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在09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作为后发国家，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追赶的时候，在这两种情况下，它的优势应当说是明显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在运用举国体制进行创新的时候。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可能我们还要进行观察，但是这一点在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敏感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端倪。

　　上面所说的这还仅仅是在经济的方面。我也看到一些学者最近在讨论通过信用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就是把社会信用的治理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工程，这个应当说比原来还要精致得多。这个问题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进行讨论了，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学术界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应当正面来面对这些进展，然后在面对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解释。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