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石：深圳的变革将在哪里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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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也留下了一个悬念：以哪个城市为龙头？这个悬念近期揭晓了，深圳被中央定性为“先行示范区”。

　　深圳应该在哪里“先行”？首先是制度创新！回首以往，深圳的第一次“先行”是蛇口，当年招商局董事长袁庚临危受命，大胆创新，创造了极具影响力的蛇口模式。此后，蛇口工业区并入深圳，制度创新的基因就融入了深圳的血液。深圳的第二次“先行”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一句“深圳大有希望”的评语至今依然激励着所有深圳人。从老市长梁湘开始，历任深圳政府的领导人几乎都留下了制度变革的足迹。今天的深圳则又一次站在了制度变革的风口浪尖。

　　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被定义为社会选择的一套游戏规则。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有好几位，如荣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金融学家明斯基等。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致力于研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量”，把制度和“主义”分开，从而让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超越了意识形态之辩。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革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然而在社会选择的过程中，一些政策失效了，一些政策修正了，若干政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兼容性”最后被固化为法规或法律，这就是标准化的制度创新流程。

　　其次是金融创新。深圳经济发展第二次“先行”的政策实验之一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启动，深圳先行，上海随后，如今A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培育了3700多家上市公司。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比，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启动了交易所内的“板”，先有中小板，又有创业板，深圳的金融创新走在了前面。最近上海率先实行了股票发行注册制的试点，深圳不会也不应该视而不见，股票市场的注册制改革迫不及待，势在必行。

　　第三是产业创新。如果说制度创新是深圳的血液，金融创新是深圳的骨髓，产业创新就是深圳的灵魂！毋庸置疑，民营经济是中国产业创新的践行者，创新成长的源动力是产业创新，而在民营创新企业中，深圳不仅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城市，而且在全球化市场的产业创新排名中也名列前茅。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版图中，深圳从一个滨海渔村起步，如今超越百年老城广州，靠的就是创新。相比之下，广州依然停留在贸易型城市的阶段，而深圳则具备可持续的产业创新潜能。过去一步一个脚印，未来一跳一次腾飞，产业创新的示范效应才是真正的“先行”。

　　制度——金融——产业三大创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深圳第三次先行示范的三大基石。中国经济的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人口增长的拐点将在2022～2025年间到来，人口流动的主流已不再是“村里人进城”，而是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在这个阶段，人口外流的城市，经济会衰落，人口加速外流；人口流入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人口加速流入。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