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工：从“周旋合作”到“彻底决裂”再到“百色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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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的四个多月，是希贤自回国至之后四年多时间里，最安全的一段时光。当时，他除了兼任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处长和政治教官这两个明面上的职务以外，还是中共在该校的地下党组织的书记。

　　他公开职务的工作，主要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着重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他秘密职务所需要开展的工作是发现和结交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并主持中山军事学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日常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几个月之间，就有数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这些加入了党组织的学生在希贤的安排下，被分配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于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的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成为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红军主力部队的落脚点。

　　希贤在西安工作期间，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而日益加剧，并最终分裂成两派，军队中大多数来自于地主家庭的军官坚决反对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采取不利于外国势力及其利益的行动，他们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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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27年3月开始，蒋介石就在自己所控制的省份展开一连串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以及国民党左翼组织都遭到整肃，范围波及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长江以南的所有省份。

　　3月，在赣南，蒋介石的部下倪弼派手下军官胡启儒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绑架。倪弼限令陈赞贤签字解散赣州总工会，停止工农运动，陈赞贤拒绝了倪弼的要求，胡启儒、陆剑鸣等人向陈赞贤开枪，陈赞贤身中18弹后牺牲，年仅31岁；

　　4月，国民党军队串通地方黑帮，伪装成工人，在上海肆意破坏，意图通过暴力恐怖来毁坏产业工人在民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在此期间，很多共产党员牺牲，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诱骗至青帮头目杜月笙家用餐，餐后被杜月笙指使打手活埋于上海城西枫林桥；希贤的革命领路人，时任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代理省委书记的赵世炎在这次风暴中也未能幸免，被捕后于1927年7月19日英勇就义。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方，对于蒋介石的暴行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行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的工头被公开处决；在长沙，很多串通外国势力的商人买办被砍头；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把控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武汉国民政府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而蒋介石却以在南京另立政府来作为反击。4月底，国民党左右两派彻底决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彻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国民党左翼合作，以便将来伺机争取和控制他们？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领导人认为，革命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而包括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在内的一批人却倾向于妥协；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正忙于批判托洛茨基，因此在1927年5月下旬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他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而不是与之分裂，会议还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国民党左翼直接合作。

　　但在接下来的6月份，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无意中将一封斯大林发给陈独秀的电报中的内容，泄露给当时的国民党左翼领袖汪精卫。在这封电报里，斯大林要求陈独秀和他的同事们要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这彻底激怒了汪精卫和国民党中一些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7月，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同月，冯玉祥也在一次会议上表态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

　　越来越严峻的局势下，共产国际指使中共党员退出武汉政府，但仍要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从基层”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

　　但这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都要从对方的组织中退出。几天后，武汉政府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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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希贤在6月离开西安到了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在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希贤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这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最后恢复原名不同，在他之后的一生中，他仍然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通过4个文件，但没有选举出新的总书记。

　　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领导的“机会主义”；其他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邓小平以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实施新战略的全过程。

　　在“八七会议”之前的8月1号，在江西首府南昌已经举行过中共策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驻扎在南昌附近的两个兵团发起，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从策略考虑，使用了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这次起义的直接结果就是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一万五千人的军队。

　　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太久，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途跋涉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以致最后到了无法整编的地步。

　　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或上海。发动和领导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坚持，最后率领着仅存的600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

　　在随后的9月份，中共发动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口头盟友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湖南秋收起义的组织者毛泽东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等组成的四个“团”，按照中央的命令去攻占长沙，经过接二连三的几次败仗，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发生了内讧。

　　在意识到根本无法完成上级任务的时候，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文家市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经过几个星期的跋涉，当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整个队伍只剩下几百人。当时在山上割据的是王佐和袁文才的队伍，毛泽东与他们的首领结成同盟，并在山上驻扎下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负责人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也在9月底10月初到了上海，与他同行的是当时刚提拔到政治局工作的李维汉。此时，距上一次从上海前往法国，邓小平又回到了阔别7年的上海。

　　到上海以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属于非法组织，共产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至少要一至二人缺席，以防被国民党特务或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至于全体被捕。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里，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的很好。

　　1927年底，邓小平与共产党员张锡瑷结婚，按照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16日的口述“张锡瑷，1906年生，河北良乡人。其父是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瑷在北京上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由中央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秋回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27年底，张锡瑷同志与小平同志结婚，1929年冬在上海病逝。”张锡瑷因难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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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出于安全的考虑，这次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但邓小平和李维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

　　经过整个6月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和“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六大召开的半年后，也就是1929年的年中，中央政治局免去邓小平的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职务，派他去广西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主要工作包括：一是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建立联系，这两个蒋介石任命的官员，在前期已经表达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意愿；二是接管和主持广西省的共产党党务工作；三是准备武装起义。

　　广西当时远离有共产党军队活动的任何地区，对俞作柏和李明瑞前期的邀请，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

　　但中共中央经过权衡之后，还是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几位干部从上海走海路经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然后由陆路进入广西省省会南宁。与邓小平同行的，就有曾经在苏联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

　　邓小平在见到俞作柏后，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专门培训初级军官。很快，俞作柏和其表弟李明瑞如约起兵反蒋（俞作柏的父亲是李明瑞的舅舅）。

　　他们一出发，邓小平和张云逸就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的西北山区待命，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出可靠的部队占领了省军械库，库里有5000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

　　俞作柏和李明瑞踌躇满志的反蒋运动，仅仅进行了四天就失败了，手下三个师中的两个师长杨腾辉、吕焕炎在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利诱下宣布反俞，剩下的一个师，虽然师长是自己的表弟李明瑞，但所属的旅长黄权、团长封赫鲁也先后反俞，在这种形势下，俞作柏和李明瑞很快就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蒋介石的部队打的溃不成军，最后只得和李明瑞等人跟随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警备军退守龙州和百色。

　　到了龙州之后，俞作柏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失败是迟早的事情，就以前往香港筹集军费为由，自己闪人跑到日本“考察”去了。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和张云逸带领广西警备军到达百色后，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旗号，由张云逸任军长，邓斌（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并在右江下游的平马，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大会，选举出了工农苏维埃政府。

　　1930年2月1日，在临近印度支那边境的龙州，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此后，在经过与李明瑞、许卓的商议后，邓小平秘密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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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亟需党中央的指令来解决。那就是关于李明瑞的安排问题。有别于俞作柏的临阵脱逃，李明瑞在随邓小平到达龙州后，一直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也表现出想在新建军队中担任某项职务的愿望。

　　邓小平在上海待了两个月，于1930年4月回到广西。他带回了党中央的决定，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

　　这时，邓小平发现，广西的形势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此时已经回到广西，并正在出兵进攻红八军。红八军在战争中减员至不到2000人，红七军赶往南宁驰援红八军的过程中，也被李宗仁的桂系部队击败，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的偏僻山区。

　　1930年6月，在韦拔群和李明瑞的协助下，邓小平带领红七军开展革命活动并建立根据地。他在百色附近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他开始积极着手部队的训练工作、政治和行政工作，帮助创建了几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到夏末，百色根据地已经扩大到约20个县，总人口超过100万。

　　如果能够按照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的想法来施行的话，百色根据地存活下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然而，他们三人和所有其他在前线战斗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最后都成了所谓的“立三路线”的受害者，当时党中央的工作并不由总书记向忠发负责，而是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掌管。所以李立三推行的“共产党在一省或几省首先夺取政权”的大胆计划就成了自上而下忠实执行的行动纲领。

　　8月，中共代表邓岗带着李立三的命令来到广西。按照李立三的军事行动计划，红七军的任务是占领广西东北部的两个大城市柳州和桂林，进而在广东建立根据地，最终占领广州。

　　1930年9月底，在收编了红八军的残余部队以后，红七军离开了根据地。当时红七军共有三个师，其中韦拔群任二十一师的师长，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的时候，韦拔群把二十一师的绝大部分兵力、武器补充给北上的部队，仅带领警卫员和一个二十一师的番号返回右江地区，在他的发动下，很快重新组建起红七军二十一师。

　　新组建的二十一师在韦拔群的领导下，在1931年先后两次粉碎了桂系军阀对根据地的两次“围剿”，1932年10月19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遭叛徒暗害，不幸牺牲。

　　邓小平和张云逸在李立三的指示下，率部向柳州进军，但白崇禧已经抢先一步在柳州布置了强大兵力，于是只有放弃了攻占柳州的计划，在撤退的路上，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残酷的现实使得邓小平与张云逸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一决定，也造成了他们与李立三的代表邓岗的决裂。

　　在那一年的秋末冬初，他们的队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里转战了几个星期，最初的一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经过重新整编后，邓小平和张云逸决定率领红七军到井冈山与中央红军会合。

　　1931年2月，红七军幸存下来的两三千人在广东北部山区乐昌渡河时，又遇到敌人袭击。当时，红七军的大部分队伍已经乘船先行到达了对岸，还有一小部分人渡河时受到炮火攻击，无法过河。红七军因此被分为两部分，几个月后，部队才重新会合。

　　邓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队中，他和李明瑞率领这部分部队进入江西，在井冈山附近征战几个月后，终于在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并被编入中央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