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历来是成就圣贤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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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1920年10月19日，“盎特莱蓬”号邮轮缓缓在马赛港口靠岸，200多名来自中国的勤工俭学者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天天呆在暗无天日的四等舱，吃着各种难以下咽的食品。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是苍白的，没有血色的。

　　一个小时以后，七八辆卡车将这些年轻人装进自己的车厢，带着他们到达了法国最大的城市—巴黎。这些孩子被分为20人一组，并按组被随机送到一些中学就读。希贤和叔叔绍圣被分在同一个组，他们都被分配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读书。

　　他们的首个挑战，就是语言关。只有他们的法语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开始正常的中学课程。毕竟，你是不能奢望法国人会发善心给你来个中文授课的。在学习语言的阶段中，一部分人会被转到其他学校学习，而另一部分人家境比较贫穷的学生则选择到工厂做工，除了能学到一些工业技能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可以挣点钱，可以为日后的学业提供费用。

　　第二个挑战来的令人有些措不及防，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说经费已经用完，如需继续就学，必须要自己支付学费。引发这个麻烦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华法教育会旗下基本没有盈利机构，大批勤工俭学学生的快速涌入，使得前期的积蓄迅速消耗殆尽；

　　第二，以李石曾为首的倡导者们对目前的这种文化交流模式失去了兴趣，也就失去了继续发动募捐的动力；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李石曾们发现如果按照法国的办学模式在中法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这笔资金法国政府可以在1901年的庚子赔款中调拨。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李石曾相比自己的父亲李鸿藻，少了几分风骨，多了几分生意，充其量也只能是个沽名钓誉的买办。

　　宣布华法教育会这个决定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说，华法教育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无暇继续照顾你们，你们必须自谋生路。

　　这一番话让这些年轻的孩子十分震惊，换位思考，一群刚刚从落后的中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在繁华的巴黎街头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庇佑，身上可能还剩下几块钱法郎，以及几句连法国人都听不太明白的所谓“法语”，迷茫、沮丧、失落、恐惧占据了孩子们的心头，这一切，是不是可以用“我真的太难了”这句网络流行语来概括呢？

　　希贤所在的那个语言班也随着这个决定被撤销了。其实，当时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钱去继续学业，因为他的父亲邓文明一直在按月给他寄钱。但事实上，他并没有选择这么做，而是跟着几十个勤工俭学学生一起来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钢厂做工，这个钢厂位于巴黎和马赛之间，在这群中国学生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有一千多名的中国工人。

　　在施奈德钢厂，希贤的工作岗位是“杂工”，在轧钢车间做一名轧钢工，他的工作是同其他学徒工一起，将沉重而炽热的钢板通过传送带运到车间的另一边。根据记载，他的日薪是6.6法郎，比学徒工的薪酬还低。对应低工资的却是高强度的工作时间，他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在50个小时以上。

　　仅有16岁的希贤在工作三个星期后，无法承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巨大的工作压力，选择失业返回巴黎。是啊，稚嫩的肩膀始终是难以承担生活的重担，但是，也只有生存的压力才能让人心不再稚嫩。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一家生产轮胎和雨鞋的工厂工作过；做过火车的司炉；在餐厅打过工；还在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在这里，他的工作岗位是钳工。依靠工作赚到的钱，希贤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还在塞纳-夏狄戎中学学习了三个月。

　　贰

　　在施奈德钢厂工作的经历，对于希贤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同在钢厂工作的赵世炎，并通过赵世炎与周恩来认识。这两个人是希贤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希贤在1922年成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看出，希贤在留法初期就作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赵世炎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他聪明机智、精力旺盛；而周恩来则更为杰出，在优异的个人素质之外，周恩来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已经有了一套自己比较完整的看法，用现在的话，他已经拥有了独立思维，有自己独特的三观和有效的方法论。

　　这就决定了他能够以理智的态度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问题。相比之下，希贤的个性比较拘谨一些，但从日后的各种表现来看，他和周恩来的个性甚是相似。

　　60年之后，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他曾说道，他把周恩来视为兄长。在中国的语境中，这蕴含着对周恩来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在1923年2月的一次临时代表大会上，会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这次改名在一定程度表明了当时的领导者的立场，这只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在这次会议上，希贤当选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

　　从此，他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油印博士”这个称号是在希贤的职业革命生涯开始不久就得名的，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在蜡板上刻写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从很多保存到现在的书稿上，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迹如同希贤的个性特点一般，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办公设设在周恩来租住的一件廉价旅馆的房间里，位置在巴黎市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这间房间只有五平方米，床和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所以这个房间最多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

　　当共青团执委要开会或者或者聚会时，只能到附近的餐馆。在餐馆里，周恩来和其他与会者一般会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而希贤的最爱却是羊角面包。甚至在1974年他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还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希贤他们在餐馆开会的经历不禁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大概在1998年或者1999年的某一天，在杭州富阳的一个农家乐，一群中年人正在为自己公司的新董事长上任而祝贺，这是一家以轮胎驰名中外的企业，酒足饭饱之后，这群中年人走到院子里喝茶，院子里有个简易的棚子，十几个年轻人带着浑身的酒味且歌且舞。同样的杭州口音很快拉近了两伙人的距离，细聊之下，这是一群刚吃完散伙饭的年轻人。

　　“创业路上从来不乏炮灰”，这是那位董事长当时心里的最真实想法。二十年过去了，这位董事长退休了，他的轮胎企业至今还在原有的江湖地位上苦苦挣扎，而那群年轻人中的某个人却在散伙饭后，创立了一家叫xx爸爸的超大型电商企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年轻人才是最可宝贵的。

　　当时，在巴黎，还有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政治组织，叫做“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主要发起人有曾琦、李璜、李鲁之、李不韪、张子柱、胡国伟、何鲁之等人。

　　1924年3月1日在巴黎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发起人均被推选为中央委员，还推选曾琦为委员长，何鲁之、李璜、张子柱、李不韪、胡国伟、段震环分掌内务、外务、宣传、组织、训练、总务各部。在1924年的一整年中，中国青年党都在与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党或站在自己的一边。

　　《赤光》半月刊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共有包括希贤在内的两名编辑，主要任务是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者，抨击中国青年党。从现在还能查阅到发表在《赤光》上的三篇文章来看，并没有太多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还停留在我说对就是对，你不同意就拿出证据来反驳的初级阶段。

　　1924年下半年，希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上级组织，领导共青团的所有工作，当时只有几十名成员。

　　到1993年的时候，希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69年，这或许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是当时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1925年初，党组织派希贤从巴黎去了里昂，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当时，希贤只有20岁。

　　六个月以后，在党组织的召唤下，他重新回到巴黎，根据之后法国警方解密的资料看，他这次重返巴黎肩负着两项任务。第一，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机构；第二，设法恢复和坚持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

　　这时，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合作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组织数以千计的旅法华人在6月14日和6月21日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示威的主题是对“五卅惨案”受害者的声援以及获取中国驻法公使对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支持，这群年轻人冲进了公使馆，并迫使公使在一份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的文件上签字。

　　法国警方事先并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忙赶到，对示威人群进行了驱散。后来在法国新闻媒体以及舆论的压力下，警察突击搜查了一些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60来名示威者，对其中的4人进行了拘留审讯，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

　　1925年圣诞节，希贤通知他的雇主雷诺汽车厂，说他决定返回中国。1926年1月3日，希贤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牒。1月8日清晨，巴黎警察闯入了希贤在巴黎的住处，但里面空无一人，警察在房间里也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

　　此时的希贤，却在前一天，离开了巴黎，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

　　这段时光，对希贤的国际观形成非常重要。与那些未曾在国外生活过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中国的观念不同，希贤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都抱有极大的兴趣。

　　他一直强调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叁

　　希贤在法国的五年，是中国政治状态发生很大变化的五年。整个中国被大大小小数百个军阀割据；

　　北洋政府虽然管辖不到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却因为政治合法性和外国政府的承认，成为各大军阀都想把控的最大政治资本；

　　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悄然兴起，虽然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但新的政党正在参与到这次革命运动中来，这里面就包括了在1921年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在孙中山的请求下，苏联在1923年向中国派来了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他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改组了国民党。

　　因此，在1924年以后，这场新的革命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来领导。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虽然有利有弊，但在当时，这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一种做法。

　　1924年，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加伦将军的帮助下， 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了一所军事院校，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黄埔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海的黄浦江，所以在现今的中国，把黄埔军校的地址认定为上海的人不在少数，或许，这还跟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经纪人的履历有些莫名其妙的关系），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此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与加伦的合作非常顺畅，他还在1925年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送往莫斯科学习。

　　自从与苏联合作以来，国共两党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和发展空间，同时也感受到了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才的严重不足，于是各自派遣人员到苏联接受训练和学习。希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共选派从法国前往莫斯科接受训练的。

　　在莫斯科，希贤一共待了11个月，一开始是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方法；几个星期后，转到中山大学学习，这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而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

　　这所大学的经费有两个来源，一是效仿法国政府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二是国民党说服了一些中国富商定期向该校汇款。充足的经费来源使得所有的学生享受到免费的衣食住行，还有每个月都能领取到的津贴。

　　中山大学的校长卡尔 .罗德是波兰人，是一个知名的学者，他通晓多国语言，学识渊博。这位罗德校长深受学生的爱戴。而他的副手帕维尔。米夫却不太受学生们的待见。这个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成员，在中山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够认同并接受他的观点，聪明且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又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

　　在米夫的努力下，一个叫做“中国留学生”或者又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又或者是“斯大林的中国小组”的秘密组织成立。这个组织的最主要成员是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

　　希贤初入中山大学之时，该校的学生有二三百人，到1926年底，学生人数就翻了番，其中有一半的学生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或者兼具两种身份。

　　这些人里，除了十几个来自西欧的同学，别的人几乎都是中国人，除半数的共产党员之外，其他学生基本都是国民党员，他们中有少数几个还是国民党领袖的子女。希贤的同学里就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一个是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

　　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破裂后，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一些人要求回国；一些人被强制遣返，少数人被逮捕，受审后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就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往西伯利亚金矿劳动，只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获准离开苏联返回中国。在西伯利亚十年的寒冷以及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可能是日后蒋经国对共产主义无比憎恨的原因之一。

　　当时希贤需要学习的课程有七门，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虽然这些课业对于希贤来说，负担还是很重的，但在他运用独有的方法学习之下，还是学有所成的。

　　希贤的学习观可以从他1992年的一段讲话中来感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肆

　　就在希贤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决裂，悍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而当时已离开广东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却墨守莫斯科的教条，害怕破坏统一战线，对“中山舰”事件态度暧昧。

　　1927年，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北伐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这看起来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是孙中山的革命的第二次高潮；但事实上，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他的政治地位要比离开广东时更坚实、更稳固。

　　希贤从莫斯科返回中国，源于冯玉祥的促成。这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西北军阀，不顾苏联人的反对，经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在1926年5月到达莫斯科。

　　冯玉祥在莫斯科待了整整三个月，会晤了除斯大林之外大部分的苏联领导人，他在访问中山大学的时候，向学生们发表了充满革命豪情的演讲，受到了学生们的热流欢迎。苏联人给冯玉祥提供了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培训军官。

　　作为交换，冯玉祥允许共产国际派遣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到他的部队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的领导人是刘伯坚，他在1927年春出任冯玉祥部队的政治处副处长，他还帮助冯玉祥在西安创办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在共产国际的选派和刘伯坚的诚邀下，希贤于1926年底乘火车从西伯利亚到乌兰库德，再换乘汽车到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坐车经黄河上游的银川、兰州，最后在1927年2月抵达西安。

　　“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

　　董其昌谈画，认为只有多读书、多游历，才能胸中有丘壑，作品成气韵。而多阅读以增才学，多游历以长见识，也历来是圣贤成就功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