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104]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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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

　　谈这个问题有两个着眼点，一个是林毅夫和杨小凯之间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第二个着眼点是和前面这个争论连在一起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后发优势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利用完了，现在后发的劣势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从后发劣势的角度，对我们认识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当中的问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借鉴。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涉猎、涉及是比较早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写过若干篇文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称之为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为了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相对应，又提出一个概念，叫“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概括地说，就是把西方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早发的、内生的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现代化时间上开始较早，而且这些现代化的因素都是从内部萌生的。而后来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不一样了，从时间来说，开始的要更晚，而且现代化的因素不是它本身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外部的刺激做出反映，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一种外在的现代性的因素植入到他的社会当中，所以我把它叫做后发外生型现代化。

　　这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如果要和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相比的话，它就有一系列独特的特征都是跟前者不一样的。比如说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现代性的发育往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在民间自然的发展起来的，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从外面有意来引进的，也就是说在它的社会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引进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人为的因素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了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特征，但是这里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并不是凭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的观点，曾经对我可以说有很大的启发，这个学者就叫亚历山大·哥申克隆。这个学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好像一生著述都不太多，也不是特别有名，我查了一下，也没查到他的简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俄裔的学者，后来他是在什么地方来搞研究的，我就不太知道了，而且我查了一下他的著作，好像也没什么太像样的，只有一本论文集，那本论文集呢，我大体翻了一下，好像其他的文章，也并不是很有影响。就当中的第一篇文章，他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落后的问题，就这篇文章在后世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催生了一个领域的研究，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所谓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问题，应当说和哥申克隆这个开创性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哥申克隆大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别的都不说，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国情都不说，就是一个国家发展开始的早晚，前面有没有比你更早的国家发展起来，他这个发展就会不一样。假如就以当时欧洲的情况来看，英国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算发展的第一拨，那么德国就要晚一些了，应该算做是第二拨，就是他前面已经有英国发展起来了，然后俄国要更晚，只能算第三拨了，也就是说当俄国开始发展的时候，他前面已经有两拨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那就从发展的时点来说，靠前还是靠后的，就会非常不一样。比如说，政府在这当中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越早的可能说是自发的，越晚的可能政府在这当中起的作用就越大；再比如说，金融在当中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英国，作为最早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开始发展的时候，最主要是基于民间的力量，以一个渐进的方式来进行的，它当时需要的资金最主要是它的工业部门自己不断积累的，那时候银行在当中起的作用、金融在当中所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主要靠自身的资本的积累。但是稍微晚一点的，像法国、德国、俄国，就不一样，金融在这当中起了很重要作用，尤其对于它的工业化当中，筹集资金进行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需要长远投资的项目，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哥申克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这就是早发或者是后发的问题。在哥申克隆之后呢，也有一些学者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比如说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MJ列维，是帕森斯的学生，学过社会学的朋友都可能知道这样一个人。他是集中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他就提出一对概念，叫现代化的先到者和后来者。也就是说，先到的和后来的他面临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上面我们是把这样一个脉络的研究做了一个大体的梳理。

　　后来，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就逐渐的演变成一种争论，这个争论的核心就是作为后发的国家、落后的国家，他是更有优势呢，还是面对着更为不利的条件呢？这也就是所谓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于是也就有了林毅夫和杨小凯之间那场著名的争论，以及在这场争论当中所提出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其实本来这一讲我就想直接来讲他们两个之间的争论，但是看时间是不允许了，那我就先把这个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从面上来讲一讲，这样可能有助于我们下面对他们二位所争论的那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我想，关于后发优势的问题，这一点应当是比较明确的，后发优势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当你开始发展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人给你做出了榜样、做出了范例，你可以模仿、可以学习。这对于落后的国家、后起的国家来说，也就可以省去了一个重新进行探索的过程，在这个情况下，会节约很多的时间和成本，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这一点就技术的层面来说，这是最为明显的。而且更进一步说，在当今的世界里，一个落后国家发展的时候，往往可以得到这些先发展的国家的很多帮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其实会面对着一系列的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问题。比如说，发展的时候引进的很多的东西不是你这个社会内在就有的，是从外部引进过来的，那么它和你这个社会本身的那些东西能不能够和谐的相处，这个矛盾究竟有多大，这就是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引进的这些东西如果要进一步的发展，要求你对原来的那些部分要做出改变，那么一个社会有没有条件做出这样的改变、做出这样的改变对于它自己来说又会意味着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后进的，或说后发的国家，开始发展的时候，总有一种要追赶甚至是赶超的劲头，那为了实现这种追赶、实现这种赶超，政府就往往要在当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初期，都能看到这样一个特点，但是越往后走，越需要民间的力量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么有时候政府就得需要有一个退出的过程。但是政府一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会不会退出，这又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中间其实需要有一个转换、转型的过程，开始时成为它发展的条件的，说不定后来就会成为它发展的阻力和障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处理。也就是说，这当中可能涉及的问题，就是优势和劣势的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我们在下一讲当中，特别是结合林毅夫教授和杨小凯教授的那场争论，我们再来谈。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