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形式与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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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主义是有害的。最高端的形式主义是“制度决定论”，以为建立了某种不可更改的制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既定目标。典型代表是近几百年的西方文明，在全世界到处推广他们的制度、模式，其效果并不光鲜。基层也有形式主义，例如某些地方扶贫工作文牍化、表格化、统计数字好看化。然而，形式主义有害并不代表形式没用或不需要形式。例如升国旗、唱国歌等形式，当然应该坚守。我们在反对形式主义、戒除形式主义的工作中，首先要理解和区分形式和形式主义的不同。

　　“不忘初心”要求人们牢记最终目的，但实现目的总是需要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就是必要的形式。所谓形式主义是指过度强调制度性、政策性的外在表现，以至于忽略了真正的目的。两者的差别就好比穿衣服。人总要穿衣服，这是形式。如果将衣服完全变成对一个人地位、成功、身份的评价标准，除了特定职业，那就是形式主义。对待形式和形式主义，我们需要掌握辩证法。古话说“文质彬彬”，意思是说文采和实质、形式和内容要相辅相成，不能偏废。“质胜文”，即强调内容忽视形式，就流于简单粗暴；“文胜质”，即强调形式而忽略内容，则流于虚假浮夸。

　　那么，必要的形式为何会成为形式主义的累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在我看来，关键是制度和人的关系。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既能保障良好目标的实现，又能提高办事效率，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古往今来所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是，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人也具有不确定性，曾经有效的制度可能会失效，这是产生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

　　钱穆先生说：任何制度都是有生命的。意思是说，制度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人为设置的，某个制度从形成到消失，几乎是必然的。或者是因为目的变了，或者是因为制度不能再保障目的的实现。如果目的变了，制度政策还没变，很明显就会出现形式主义。曾经有效的制度也会沦为形式主义恰恰是因为它曾经有效。正因为曾经有效，当新的变化出现，制度就会习惯于修修补补，可能依然有效。然而，随着时间的积累，变化的积累，修修补补的结果就是日益臃肿和复杂，最终远离了目的。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它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任何制度实际上都会有缺陷和漏洞，时间长了，人就会发现这些缺陷，从而找漏洞、钻空子，使得有效的制度变成失去意义的形式主义。二是指，人要有灵活性。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实际上就是指要根据现实情况而采取具体有效措施，而不要被形式捆住手脚，变成形式主义的受害者。所以我们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人既是造成形式主义的原因，也是避免形式主义危害的关键。

　　西方文化由于其强大的宗教影响，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认为有一种属于上帝创设的制度，是最完美的唯一制度，忽视甚至否定人在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制度修正中的作用。从而产生“制度决定论”，经常会导致形式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中国，使得我们在很多时间不相信人的作用而试图单纯依靠制度。上世纪80年代，一本名叫《官场病》的书风靡英国，就是对西方的“制度决定论”导致不良后果的批判。可笑的是，有些人将这本书的“定律”拿来专门对付中国，以证明中国制度的形式主义顽疾，而不愿承认形式主义的危害，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存在。

　　总而言之，形式是需要的，形式主义是有害的。其中关键是现实的变化以及人的作用的复杂性。我们需要辩证、动态地看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