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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君:鼓励讲真话的时代才是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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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4 19:2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个领导人曾经说过的话,应该把所有人都死死拴住吗?这是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划时代”的文章,也知道由它在1978年所引起的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文章的作者叫胡福明,当年他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师。
  当中国人不易,连写篇文章内心都要经过生死挣扎。1977年9月初,当胡福明把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后,他曾对关心他安危的朋友姚诚说:“此生不得安宁了。”

  胡福明的中国式担忧很快得到验证。1978年5月11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支持的好说,反对的却让人不寒而栗,有人给文章定性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

  胡福明见识过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担心,这是自己坐班房啃窝头就咸菜的前奏。他对妻子说:“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胡福明并非不怕坐牢,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有冒坐牢的险,才能让更多的人免于将来坐牢。

  胡福明写作这篇重磅文章的直接原因,是因为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刊登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在结尾部分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凡是”。

  当时全国正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是,亲“四人帮”的势力还在,更准确地说,“凡是派”还拒绝面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

  看到社论后,胡福明感到很震惊,在他看来,这篇社论“等于回到了‘文革’老路子上去”。

  直接批两报一刊社论?那无疑打着灯笼拾粪。因为“两个凡是”说的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批“两个凡是”就等于批毛泽东,这是胡福明这个小人物所无法承受的。

  可是默不作声,又非胡福明所愿。最后他决定采用迂回战术,干脆直奔主题:什么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7年盛夏,胡福明借着在医院照看生病妻子的时间,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文章寄出后,胡福明心里一直在打鼓。直到四个月后,他才收到《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来信及随信寄去的文章小样。

  后来几个月里,文章经过多次修改,最后标题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字非同小可,因为,如果毛主席的指示是标准,实践也是标准,当实践和毛主席发生冲突时,该听谁的呢?加上唯一,那就等于说,发生冲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得听实践的。

  这说明,有人更不怕去坐班房啃窝头就咸菜。

  文章发表后的反响之大超出胡福明的预料,文章“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引发了席卷中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声,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文章认为,只能依靠社会实践检验真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恩列斯毛诸位革命导师都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多年后,胡福明回忆说:“因为这篇文章顺应了民心,讲了老百姓想说没说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文章的影响面是全国性的,但是,最大的压力承受者却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随之而起的全国性真理标准大讨论,最终动摇了华的权力基础。随着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以及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逐渐取代华国锋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当年,文章引起的“凡是派”巨大反弹,不是胡福明这个作者所能扛得住的,所以他才想到了坐牢的可能。但是,文章得到邓小平的全力支持,这才使真理标准大讨论得以深入展开,胡福明本人也有惊无险了。

  不过,有人认为,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支持“两个凡是”很自然,但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就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一些具体工作,华国锋等人已经开始有步骤地解决文革遗留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被“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住。

  但是,“两个凡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思想招牌,必须要给出个结论,这就是邓小平力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因。道理很简单,如果毛的指示不可触碰,那邓的改革实践还怎么铺开呢?所以,“凡是”和“实践”总要做个了断,就像世界杯决赛的点球大战一样。

  于是,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明确支持,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在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受到高度评价,邓小平更指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问题来了: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鼎力支持,是否意味着这篇文章是由邓小平授意完成的?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对于政治来说,采取动作之前先进行理论铺垫完全符合逻辑。

  事实上,在《光明日报》发表胡福明文章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就刊登了这篇文章,而在《光明日报》见报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数日之内,文章传遍全国。

  这几家“大号”偶然遇到好文章了吗?好像动作过于谐调了,这样的谐调似乎只有良好的协调才能达成。

  不过,《光明日报》原副总编兼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临终前曾发表文章《必得澄清的一桩重大史实》,否认此文是由邓小平授意完成的作品。

  不管文章是如何出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功绩在于打破了禁锢,解放了思想,这对于当时处于历史拐点上的中国至关重要。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胡福明荣获改革先锋称号。他获得这项荣誉,就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对于自己对改革开放的这一独特贡献,胡福明十年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而文章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那么,文学理论教师懂不懂?其他专业的教师懂不懂?工程师,医生,解放军干部,他们懂不懂?这是个细思极恐的问题。都懂,都不说,其实是不敢说。所以,胡福明不仅是改革先锋,更像是模仿秀的先锋,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子。

  1978年,胡福明抱着坐牢的思想准备写了一篇讲真话的文章,40年后,他因为这篇文章获得了改革先锋的荣誉。如果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不是心存顾虑,担心坐班房啃窝头就咸菜,害怕被踏上一万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如果他们都拿起笔写写这类文章,后来的改革先锋奖章会不会不够用了?

  鼓励讲真话的时代才是伟大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幸福的,为争取这样的时代而奋斗的人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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