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上尉：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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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12月19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立起了一块牌子，牌子上清楚地写了一段话：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距1997年7月1日925天。

　　在此后的925个日子里，几乎每一个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都要在这块牌子面前合影留念。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是一个注定会让全中国人铭记的日子。

　　国力下降的大英帝国阻止不了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

　　但是，英国人从来不会甘心就这样退场，英国在离开自己的殖民地之前，总会习惯性地给当地埋点雷。

　　比如，英国离开印度之前，把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故意不明确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一手促成了后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

　　香港也不例外。

　　壹

　　1997年7月1号，这是很多中国人都会铭记在心的一天。

　　当天，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一脸苦涩地看着解放军列队进入香港。和查尔斯王子登上军舰后，彭定康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朝香港挥手。

　　彭定康的女儿从小在香港长大，她们在军舰上难受地落下了眼泪。英国人从来就不愿意归还香港。

　　英国人一开始的打算，是能不还就不还。

　　1979年3月，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专程来了一趟北京，见了邓小平一面。

　　他来北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想问问香港能不能续租。

　　邓小平当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得知消息的撒切尔夫人还是不死心。1982年，撒切尔亲自和邓小平谈判，提出只归还租界的新界，九龙和香港岛还归英国人。

　　拒绝。

　　提出“主权换治权”，香港归还，但是治理权归英国，也不许中国驻军。

　　拒绝。

　　刚在马岛战争中打赢阿根廷的战绩让撒切尔夫人信心满满，她暗示要使用武力抗拒香港回归。

　　邓小平：“只要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香港升旗。”

　　在经过了2年，足足22轮的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

　　双方约定1997年7月1日，英国归还香港。同时，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维持50年不变。

　　其中还有一条关键的：在1984-1997这段过渡期里，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予以配合。

　　13年时间，足够英国人做很多事了。

　　1997年7月1日，在和彭定康离开香港时，查尔斯王子笑着问他：“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网球吗？”

　　彭定康回答说：“我在这座城市里交了许多极好的朋友。”

　　但彭定康没说的是，他在临走前，给这些“好朋友”留下了一份英国护照。

　　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草拟了一份5万人的“白名单”，名单上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

　　这些精英，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密码！

　　只要有了这个密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英国使领馆，他们都能凭密码带着全家人入英国国籍。

　　这5万人里，有不少是高官富商，他们中不少人已经移民去了英国，但相当多人还是留在了香港，他们中有2100人的名字、身份，时至今日还严格保密。

　　一批忠于英国的香港人，回归后一直留在香港，除了搞事还能干什么呢？

　　解密后的BNSS计划

　　这样的“雷”，英国人还埋了很多。

　　香港回归前，香港警队中有一个叫“政治部”（Special Brunch）的单位，专门负责特务活动，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

　　按理说，一个特务部门应该很低调才对。可政治部偏不，他们活动非常高调，成天挂着部门的徽章，四处抓反对英国统治的老百姓。

　　当年还没有现在诸多的网络流行语，政治部简称“SB”，警察们但凡听到有人自称SB，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为了帮助英国控制香港政府，每年都组织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来培训，教这些人如何监视手下，让他们定期向自己汇报工作。

　　政治部用来审讯的安全屋“摩星岭4号”

　　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时，香港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已经都在政治部工作过了。

　　比如香港首位华人警务处长李君夏，曾经就是政治部的主要领导。

　　这些人让大陆收回香港后面临了两难处境：在这些留下的官员里，你不知道谁是忠于英国人的？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吧很不现实！但如果全部换掉吧，整个公务员队伍有18万人，换掉也是天方夜谭。

　　这些留任的官员里，就出了不少专门给我们添堵的。

　　比如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任时曾说“香港回归只是换个旗子，其他都没变”，退休后又公开支持港独分子，跑去美国呼吁“关注香港人权问题”。

　　糟心的人给你培养了不少，英国还在回归前修改了一些法律。

　　1967年，港英政府为了制裁左派暴动，制定了一个《香港公关秩序条例》，凡是想游行示威，都得香港警察批准才行。

　　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用这条法律“合法地”镇压了无数次工人罢工。

　　结果，在1996年底，距离回归只剩下7个月了，港英政府却突然改了规矩，以后谁再想暴动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请了，而且想在哪搞就在哪搞。

　　目的何在，不言而喻。

　　还有英国政府的《社团条例》。

　　以前，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组织勾结境外势力，不需要有证据就可以宣布该社团非法。

　　因为这个条例，我们新华社驻香港记者站向领导汇报工作时，有时都得专程开车到深圳这一侧，才敢打电话。

　　结果，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变“开明”了，他们宣布解除社团限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

　　等到香港回归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来演讲。

　　原本，英国人统治时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

　　可是，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他突然变成了“不恋权位”的大好人，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分到各大部门。

　　先是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

　　权力一分之后，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难万难了。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贰

　　1997年6月30日的晚上，所有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见证了那个激动的时刻。

　　当天傍晚，驻港部队进入香港威尔士军营，中方代表向英军发了一条极为霸气的声明：“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了”

　　在整场回归仪式上，英军都显得松松垮垮，步伐混乱，而对面的解放军却是脚步坚定有力，整齐划一。

　　23:59分，英军仪仗队准时降下象征英国统治的国旗。

　　1秒钟后，中国国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准时飘扬在了会场上！

　　亿万国人为此彻夜无眠。

　　可是，香港和内地在接下来20年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内地崛起的速度，超过了当初最乐观的预测。

　　中学的政治书上就写过了，我们在1987年对未来的计划是：在21世纪，用30-50年的时间，基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4000美元。

　　但是，在2016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8000美元。

　　相反，香港逐渐失去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随着上海、深圳、广州的发展，国内外的投资不必再一窝蜂涌入香港。

　　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且，内地越发达，香港的地位就越不重要。

　　回归前后的改变让香港人有了心理落差，再加上殖民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从街道名称到公园雕塑到政府部门的人，英国人留下的印记始终都在那里。

　　英国人埋下的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爆。

　　相比直接的政治手段，英国很喜欢用冠冕堂皇的“人权”说事。

　　1991年，英国把联合国发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个名字、叫法，写成了《香港人权法》。这份公约提出了许多人权方面的倡议，比如限制死刑、放宽国籍户籍限制等内容。

　　然而，公约毕竟是个理想化的文件，就连英国自己也没有全盘接收，而是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性地引进了公约的一部分。

　　可是，对香港，英国人却拿出了最高的标准，反复地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香港法律界人士。

　　1999年，一对年轻的中国父母（均非香港籍）在香港逗留期间，生下了一名叫“吴嘉玲”的女童，结果被香港政府依法遣返。

　　女童父母把这事告到法院，因为事涉两地关系重大，全国人大专门出来释法：“要父母一方在1997年前已为香港永久居民者，其在港出生的子女才能够取得居港权”。

　　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但香港一些律师却借“赴港产子”这事，说人大干涉香港内政、破坏人权。

　　其中闹得最凶的是“香港公民党”，他们到处打着联合国《公约》、《香港人权法》的名义，煽动香港百姓上街闹事，要求政府允许吴嘉玲获得香港身份。

　　2001年时，他们又借助另一个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儿童”庄丰源，把给予香港居留权的事搬出来炒作。

　　由于公民党中有许多法律界人士，精通法律程序和条文，还擅长对百姓打“亲情牌”，在他们的操作下，香港法院判决政府败诉，对赴港生子网开一面。

　　结果，一看这么闹完后，在香港出生就能有居留权，许多想给子女拿香港身份的大陆产妇，都疯抢着跑去了香港。

　　一时间，香港各大医院的床位被抢空，当地的福利开支压力剧增。引发了许多香港老百姓的不满，街头抗议纷纷。

　　少数因为资源被抢占而不满的香港居民，把怨气发泄在了大陆人身上，他们给到港大陆人起名“蝗虫”，四处张贴侮辱性言论。

　　这个时候，他们再也不提人权的事了。

　　在讨论港珠澳大桥的修建方案时，公民党怂恿一位目不识丁的叫朱绮华的老太太，以空气污染不利健康为由，申请司法复核。

　　港珠澳大桥造得好好的，就因为这个事情硬生生停了一年。

　　最终，港珠澳大桥成本上升了89亿港币，平均每个香港人都为这点破事多付了1000多港币。

　　虽然做了一圈无用功，但是香港精英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证明他们讲法制。

　　公民党的人说起这事时，嘴上也都是“人权”、“法制”，表示他们很关心朱老太太，呼吁政府应该倾听弱势群体的诉求。

　　可是，等官司败诉，朱老太生病后，记者去采访公民党大佬，问起他们朱老太的病情。结果，这群自称“关心朱老太”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方住院的信息。

　　这些精英们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权、法治问题，他们就是在抬杠。

　　被分走了核心权力的特首、一群不怀好意的政客、一帮被宠坏了的市民、一手遮天的资本家，再加上1000多人的美国驻港领事馆。

　　香港遵循英国人挖下的坑，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困局。

　　叁

　　1999年回归祖国的澳门，就没有这么多事儿。

　　澳门被殖民者侵占的时间，远比香港要长得多，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开始，葡萄牙人对澳门的侵占加起来有四百多年。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澳独”，因为这种人极少极少。

　　之所以澳独极少，是因为回归之后的澳门，远比回归之前要好。

　　1997年7月29日凌晨，澳门新世纪酒店依旧是灯火通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有钱人汇聚于此，享受着纸迷金醉的生活。

　　突然，一声尖锐的枪响划破夜空，撕破了澳门夜晚的宁静。

　　两辆面包车上走下来十几名手持AK-47的杀手，对着酒店大厅的玻璃幕墙“哒哒哒”扫射，现场一时大乱。

　　电影《濠江风云》片段

　　等澳门警察赶到时候，现场已经一片狼藉，多名外籍游客和酒店保安受重伤。

　　由于有很多外国游客受伤，这起枪击案在国际场合引起巨大反响，澳门被不少国家拉进了旅游黑名单。

　　对于内地人来说，这种黑帮当面火并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对于回归前的澳门人来说，他们对这种场面早就习以为常。

　　上世纪90年代，澳门的博彩业、旅游业被黑帮把持。

　　澳门本地的报纸头版头条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血淋淋的照片：街头火并，杀人越货，打砸抢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和英国人不同的是，葡萄牙人殖民澳门之后，没有系统推行殖民化教育，对澳门的治安、经济也很少投入。

　　一直到90年代，澳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大清时候的律法。

　　葡萄牙人对澳门的治理极其失败，才会让黑帮崛起代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

　　1887年中葡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回归前的澳门，名义上还是葡萄牙管辖，然而，在澳门说话管事的，不是葡萄牙总督，而是手握10万小弟的澳门黑帮教父尹国驹。

　　右边那位就是尹国驹

　　尹国驹还是马仔的时候，就敢带着手下马仔跟澳门警察火并，还击毙过一名警官。

　　他当上澳门本地帮派14K的老大以后，行事更是肆无忌惮，文章开头新世纪酒店那些拿AK突突的人，就是尹国驹的小弟。

　　1998年，他甚至专门斥巨资1400万请了任达华、蔡少芬等一线港星，拍了一部名叫《濠江风云》的电影，用自传的形式吹嘘自己的“黑道经历”。

　　电影的出品人就是他自己

　　黑社会老大拍涉黑电影给自己洗白，可以说是嚣张到一定境界了。

　　澳门警方注意到了这位黑道大佬，开始搜集他的黑材料。

　　但是，此举惹恼了尹国驹，1998年5月1日，警察局门口一辆公务车突然爆炸，那是澳门警察司司长白德安的座驾。

　　因为警长并不在汽车上，躲过了一劫。随后，警察根据蛛丝马迹锁定了尹国驹，把他抓了起来，想要彻底铲除他。

　　没想到，胆大包天的黑帮直接跟警察叫板，开始到处搞破坏。

　　一时间，澳门街头浓烟滚滚，从5月8日凌晨1时15分开始，一天内发生了26起爆炸案，53宗纵火案。就连澳门警察总署和总督府，都被武装分子投掷了炸弹。

　　葡萄牙人根本管不住无法无天的黑帮。

　　因此，澳门人迫切地希望能够回归祖国，让解放军收拾这些人。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后，解放军正式进驻澳门，强势震慑宵小，宣判了澳门黑帮的死刑。

　　短短4年后的2003年，公安部对澳门社会治安考察后认为，澳门已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而且，和香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不同，澳门的经济有90%都来自博彩旅游业，大陆越发达，澳门经济就越好。

　　回归前后生活没有落差，反而越来越好，自然就不会有澳门人怀念殖民者，更不用提什么“澳独”了。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一首歌，叫做《七子之歌·澳门》。这是一首旋律很简单的歌，歌词也非常直白，每次还都是一群孩子们唱的。

　　但是，这首歌似乎有一种魔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歌声响起，它总能让听到的中国人，情不自禁地为之潸然泪下。

　　七子之歌-澳门
　　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 - 发烧童声合唱2
　　你可知“mu-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啊~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我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
　　母亲！母~亲~！

　　其实，七子之歌的歌词是闻一多先生的诗句，在这“七子”里面，不止有澳门，还有香港，还有台湾。

　　只是，从来没有人有机会把香港和台湾的诗句谱成歌曲。

　　香港现在的问题和殖民者脱不了干系，只有消除殖民者留下的印记，才能放开手脚解决香港人民的困境。

　　1984年，中英香港谈判焦灼时，春晚舞台上有一个叫张明敏的不知名香港歌手，操着并不流利的国语，唱起了他唯一的作品——《我的中国心》。

　　那一代的香港人，对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

　　可是，到了这一代香港年轻人中，这种感情早已淡漠了。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处理香港的问题，再过10年、20年，香港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里，还有多少人，能由衷地唱出这首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