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618，来聊聊电商消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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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值2019年电商“618”大促之际，有关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再次被点燃。

　　从1995年“百城万店无假货”运动开始，中国就开始向假货宣战。不过，随着电商平台的持续发展，假货问题饱受争议。电商怎样才能管住假货、捍卫信誉？消费者何时才能放心消费？一场关于电商知识产权打假的会议，给出了满满的干货。

　　市场

　　6月15日，由人民网主办的“2019电商知识产权峰会”在北京举行。电商知识产权领域监管方人士、研究学者、企业从业人员汇聚一堂，对中国电商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做进行了探讨。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商市场不断扩容。数据显示，我国网络零售额位居世界前列，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全国网上零售额已经达到9万亿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3.9%。

　　统计局的数据也佐证了上述增长势头。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网上零售额38641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0415亿元，增长21.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9%；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28.5%、21.2%和21.2%。

　　在电商销售行情向好的同时，受网络环境全覆盖和网店经营低门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也一度呈现出易发、多发的态势。2018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约28.34万件，同比增长了40.97%。

　　从国际环境看，电子商务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十分敏感，美国等频频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无端的指责。涉及我国电子商务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的责难层出不穷。从2011年开始，美国每年都会发布一些所谓的恶名市场名单，我国被列入恶名市场的电商平台的数量居高不下。

　　挑战

　　假货泛滥的背后，是电商知识产权频繁遭到的冲击。当前，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维权等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都有哪些挑战？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巡视员毛金生认为，在立法方面，市场主体对基于互联网形成的新技术、新模式提出了强烈的保护诉求，但对如何保护，仍旧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则。

　　有了立法，还需要执法。然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大难点是——网络信息容易删除，原始证据容易灭失，对侵权证据的收集和认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除此之外，在社会治理方面，网络环境下侵权行为隐藏性深，侵权人通过虚拟的账号，就可以获得来实施他的侵权行为，而使用、盗用、购买他人的账号、身份时，侵权主体很难确定，追溯、查控也很困难。

　　而在维权方面，消费者需要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查找侵权假冒信息，单靠个体完成，注定工作量庞大、过程漫长。

　　正因上述种种原因，我国电商平台打假可谓道阻且长。不过即便如此，我国面临的问题放到国际上来看是有先行意义的。

　　何以见得？因为我国的电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国际上尚处于无人区。

　　所以这也意味着，如果解决得好，就有条件将中国的方案转化为国际通行的规则，既可以提升我国互联网领域的治理水平，也可能抓住机遇，赢得互联网时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的制高点。

　　打假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将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执法，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杜绝强制技术转让，完善商业秘密保护，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当前，网络空间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中之重，电商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近年来，多家电商平台以品牌打假、职业打假、技术打假、区块链打假等多种方式，从线上线下两个方向同时开启打假路径，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以几家头部电商为例，京东在过去一年更新了《平台知识产权维权规则》和《商家申诉规则》，对侵权风险高的商家进行神秘测买抽检、线下排查、线上线下联合打击。阿里巴巴则协助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打假成效获得国际认可。唯品会则打造买断式自营业务、成立2000个买手团队、直接与品牌方合作、设立购买正品保险。

　　不过，随着电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电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还存在一些新老问题，成为影响产业健康发展的一大瓶颈。

　　电商企业代表、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就表示，当前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出现了四大新难题：

　　一是假货“洼地效应”凸显；二是制售假产业化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三是滥用法律与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恶意投诉现象突出；四是制售假者被制裁少且轻。

　　成绩

　　即便新问题层出不穷，但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已被证明卓有成效。无论是注重对侵权行为的标本兼治、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还是实施电子商务法，成为全球第一个制定和实施电子商务法的国家，中国在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表现都堪称优秀。

　　比如，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做好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之间可能存在的版权纠纷工作，对侵权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

　　执法方面，效果同样显著。据毛金生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持续开展电子商务领域执法维权的专项行动，不断加大执法办案的力度，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办案的数量也从2015年7644件上升到2018年的约3.3万件，增长了三倍多。

　　事实证明，电商不但不是侵权者的乐土，反而有条件比线下实体更加精准地保护合法、打击非法，降低知识产权风险。

　　降低知识产权风险的意义仅在于此吗？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看来，面对保护知识产权，既是改善民生的内在需要，也是进一步对外开放、履行国际义务的时代需要，同时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本质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单纯依靠承接、模仿和复制国外先进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已过去，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让知识产权所有者能够充分享受自主创新、创作带来的收益，从而激励更多有价值的创新。

　　此外，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背景下，以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民生问题的改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例如，在食品、药品、医疗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领域和民生领域，必须依法严厉打击上述制假售假行为，保障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以及各类生活消费安全。同时，推动优质产品生产进入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

　　文/言如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