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在固化，还是在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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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是，社会结构明显在趋于固化。另一种判断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在重新洗牌。前一种观点似乎更为人们所熟知，而且也有不少系统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而后一种，似乎更多地是存在于街谈巷议之中，也更多地是以碎片的表达为主。

　　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其实，很多判断或结论都只能产生于比较当中。

　　多年以前，我就在讲三个基本判断。第一，如果和改革初期、改革中期相比，可以说近几年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固化（定型化）的趋势，这是从纵向的角度来说的。第二，如果横向地和欧美的一些国家来比，我们毕竟处在快速发展、大规模城市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当说这个社会固化的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而那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固化程度其实比我们更高。第三，虽然我们现在社会固化（定型化）的程度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但是这个固化（定型化）所提出的问题的严峻性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西方国家现在社会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固化（定型化），但是它有两个东西与这个趋势对冲。一个是它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是比较通畅的。另一个是当它固化（定型化）的时候，它已经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尽管在近些年，中产阶层也遇到了种种的问题，但基本的社会结构已经是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它是以这样一种结构固化下来的。而我们没有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是在贫富比较大、中产阶层比较弱小的情况下固化下来的。

　　那什么是社会结构的固化？

　　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我提过社会结构固化（定型）的四个标志。第一个就是阶层和阶层之间出现了边界。这种边界既有物理意义上居住空间的边界，也有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区隔。第二个是社会阶层的意识开始逐步发育和形成。这种阶层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认同，是一种“我们”感：“我们是同一个阶层的”、“我们是穷人”、“我们是富人”这样的一种意识。从当时的一些研究来看，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这种分化还没有明显的阶层意识。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研究可以发现：这种阶层意识在逐步地形成。第三个标志是社会流动开始减少。社会流动的减少也就是社会地位上下沉浮的现象开始减少，这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中的门槛是在不断加高的。第四个是经济社会地位开始出现世代间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有“世袭”意味的现象出现了。在90年代中后期，首先出现了“富二代”这个词，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又出现了“贫二代”这个词。最近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官二代”这个词又非常流行。这都表明什么呢？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开始出现了代际间的传承形式。

　　在最近这些年间，这四个标志或者说趋势无疑是越来越明显了。

　　然而，定型化只是这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侧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相反的过程，即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这样的洗牌过程，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框架。从最简单的现象层面来说，本世纪以来的洗牌过程，我们大体可以注意到这样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金融资本的崛起和资本市场的扩张。我们知道在经济中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两块，虚拟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没有虚拟经济、金融这一块，很多事情就做不成。但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得有个大体的均衡。可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这种均衡被打破了。实体经济在不断衰退，金融和虚拟经济在迅速崛起。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由于实体经济处境艰难，一些原本是经营实体经济的企业者也开始把大量的资金腾挪出来，投入到资本市场，投入到金融中。企业界的一些朋友原来是做实业的，现在一问，说是去做投资了。按照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的计算，到现在中国的金融资产已经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呢？大约是200万亿。但是这个金融资本最终还是由实体经济来用的，但不能白用，你得支付利息，按照5%的利息来算，这个200万亿的金融资本获得利息为10万亿。

　　从最直观的角度来说，金融和资本市场对财富转移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接划账。一次成功的资本运作，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的财富就可以转移出去。这和实体经济非常的不一样。特别是由于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还相当的不规范，权力在这中间又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造成了极大的不正当的财富积聚和转移的空间。前一段披露出的安邦吴小晖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传统产业的衰退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本世纪初，中国最有名的富豪主要是集中在房地产和制造业中，但是最近这些年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在急遽地衰退，房地产到现在也走到了尽头。特别是一些房地产企业，债务缠身，处境艰难。其中一些人在富豪榜上的身影消失了，有的被踢到了后边，尤其是传统制造业更是如此。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原来提到“老板”、提到“资本家”这个词，你总会想到西装革履、脑满肠肥、大腹便便这样的词。实际上你看现在制造业的一些小老板，很多是满脸愁容的。

　　与此同时，资源迅速向新兴产业集中，尤其是这些年的新经济。那么新经济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的资源呢？我曾经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新经济资本逻辑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倍数盈利，甚至是无限盈利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前景和高度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这就对资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产业，尤其是新经济中的富豪迅速崛起。新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人们有很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新经济不依赖资本，而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聪明才智，因而有利于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经济的资金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竞争的惨烈程度和垄断的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传统经济。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在短时间内确实有打破社会固化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它可能造成更为固化的局面。

　　第三个是中产阶层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小型食利者群体”。这个“小型食利者群体”可以看作是中产阶层中一部分依靠自己的财产获得小型资本、获得收益的人。在过去这些年中，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不断地扩大，虽然中产阶层实际状况并不乐观，但是从规模上来说，这种不断的扩大是个事实。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除了教育和经济的因素有关之外，还和这些年房地产财富再分配的效应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房地产本身就是大规模的国民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发展模式中，政府和国家拿走的比较多，个人直接得到的发展成果比较少。但是国家和政府拿到的这些，又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当中，于是，这些财富又沉淀在土地和房子里。所以在这些年中，有了第二套、第三套……甚至更多房子的人在这过程中获得了数量不小的财富。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比较独特的因素。所以中国的中产阶层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不能否认，现在通过租金、理财等等方面获得收益的人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这个收益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值得警惕的是，在最近的一两年中，其中的一些人又陷入财富缩水的窘境当中。

　　第四个因素是权力的寻租，这个从最近这些年反腐败、“打老虎”的过程中披露出的案件都可以看出，他们是通过权力这个因素积聚了多少财富，这个情况大家都比较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总体来说，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中国的阶层在固化，另一方面重新洗牌的过程也在同时进行。概括的说，阶层和阶层间主要的趋势是固化，而洗牌更主要是在一个阶层内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