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博：楼市，有一个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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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在4月29日下午，公布了“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告诉我们以下几个重要事实：

　　1、“农民工增量”出现了近年来最大的跌幅；

　　2、农民工正在不可抗拒地“变老”，50岁以上人数占比持续上升，平均年龄首次突破40岁，达到40.2岁；

　　3、愿意出省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减少，比2017年减少了81万。

　　报告称，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

　　也就是说，农民工总人数仍然是增长的，只是增速已经非常慢了。下面是2012年以来每年的增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2年   +983万人
　　2013年   +627万人
　　2014年   +501万人
　　2015年   +352万人
　　2016年   +424万人
　　2017年   +481万人
　　2018年   +184万人

　　可以看出，2018年农民工的增量比2017年大幅减少了297万人。跟2012年更是没有办法比，6年来增量大幅减少了81%。

　　国家统计局还告诉我们，在2.88亿农民工里，在“本乡”就业的达到了1.157亿人。到外乡就业的为1.73亿人；“外出进城”的农民工为1.35亿人，比上年减少了204万人。

　　至于跨省工作的农民工，则从2015年的7745万人减少到了2018年的7594万人。

　　农民工也在迅速变老：

　　上图是2015年国家统计局报告里的农民工年龄分布：

　　上图2018年的。

　　通过两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以来农民工年龄构成的变化。

　　16到20岁的最年轻农民工占比，从6.3%减少到了2.4%。而50岁以上农民工的占比，从14.3%增加到了22.4%。

　　2008年的时候，中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只有34岁；但到了2018年的时候，平均年龄上升到了40.2岁。农民工正全面从“青壮年”变成“中年人”。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重要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红利期正在终结。

　　想想看：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的时候，中国小学生招生人数为3315万人，那时候小学普及率还没有达到100%。

　　但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小学招生人数不断降低，到1996年只剩下2524万人。2014年跌至最低，只有1658万人。

　　最近几年略有反弹，2018年为1867万人。未来或许能短暂重返2000万人以上，但很难站稳。

　　2014年“历史最低点”入学的小学生，初中毕业是2023年。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工的增长，可能在2023年前后“最差”，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这对中低端行业、特别是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农民工增长乏力的第二个原因，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愿意打工，特别是进厂当普工。他们的“游荡期”可能会拉长，换工作的频率会提高，对打工的条件、收入要求会提高。

　　农民工最近几年呈现的新趋势，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第一，推动中低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向东南亚、非洲转移。不转移、不升级的企业，只能等死。

　　为什么越来越多农民工不离省打工，因为工厂在内迁。工厂内迁，是要降低成本。每个农民工心里都有一笔账，在沿海城市工资可能稍高一些，但生活成本、交通成本高，还不如在家乡拿低一些，支出也大幅降低。

　　不迁移、不转型的企业，会发现工人越来越难招，除非大幅加薪。而加薪则意味着可能亏损。

　　第二，纯港口城市，未来发展机遇不断减少。

　　全球10大港口，中国占了7个。还可能继续提高吗？显然不可能了。因为人口红利的结束、生产成本的上升，让很多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了东南亚、南亚和非洲。这样，需要海运的“来料”和“成品”都会减少，中国港口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

　　看看欧美就知道了，人家没有几个港口可以进入前20名，但经济一样有质量。因为芯片之类是不用海运的，粗笨的商品才海运，比如铁矿石、煤炭和低端玩具服装。

　　中国机场货运，则将迎来高速增长期。将来比较城市竞争力、辐射能力，可以重点关注机场货运吞吐量。

　　从港口、加工厂起步的上海、深圳等城市，陆续完成了华丽转身，发展前景无限；但很多港口，比如日照、连云港之类的，目前仍然结构单一的港口，可能面临较大转型的压力。这类城市你要小心了，投资房产要谨慎。

　　第三，沿海城市，普遍面临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压力。

　　事实上，不仅仅港口城市，整个沿海区域的城市都面临转型升级压力。数据显示，2018年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188万人，下降1.2%；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452万人，增长1.2%；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4536万人，下降3.9%。

　　三大城市群都在经历“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

　　上图是东莞2018年统计公报里公布的手机用户数，可以看出在2013年到2016年，东莞手机用户数持续下降，说明人口在流失。那期间，正是大量企业离开东莞的时候。2017年，手机用户数开始反弹，但2018年才勉强创出新高。

　　东莞最近两年为什么恢复了增长？因为深圳的大量企业迁移了过去，比如华为的终端业务总部整体就迁移了过去。

　　但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像东莞这样幸运。毕竟，东莞的邻居是中国三大一线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一线城市。

　　第四，内地二线城市面临新机遇。

　　内地的二线城市，比如重庆、成都、郑州、武汉、西安、长沙、合肥等，则面临新机遇。因为外出的农民工减少了，留在本省打工的增加了。这对于强省会或者区域中心城市来说，是好消息。与此同时，大量沿海的制造业也开始内迁到这些城市，比如富士康。这种趋势已经开始，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类似武汉、杭州、重庆这样大量卖地，甚至出现大量楼市库存的二线城市，其实不用太担心。他们需要抓住机会，扩张城市。

　　所谓“陆权复兴”，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重要的辅助因素是，中国率先构建的高铁网络。

　　第五，沿海城市抢人的“紧迫感”大大增强。

　　企业迁走、农民工减少，让沿海城市“抢人”的紧迫感陡然增加。今年以来，已经有多个城市大幅降低落户门槛，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广州。

　　事实上很多城市心里非常清楚：哪里有那么多人才，能抢到人就足够了。除了北京、上海，没有几个城市有“挑肥拣瘦”的能力。

　　珠三角2018年农民工减少了180万，但常住人口增长了170多万，人口增量仍然是全国第一。这说明在珠三角，腾笼换鸟是成功的。

　　影响还有很多。农民工迅速变老，意味着未来将有大量农民工进入退休年龄，他们的社保其实很难支撑退休后的生活，主动延迟退休是必然的。随之而来的，还将有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国家协调解决。

　　至于农民工新趋势对楼市的影响，整体上是偏空的，毕竟人口红利减少了。但影响是结构性的，经济转型成功的城市，不用担心；对内地“强省会”、“区域中心”性质的二线城市来说，新趋势反而是利好。沿海地区结构单一、转型缓慢的城市，则是利空。对内地的小县城则是利好，只是力度非常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