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浮生：任正非世界观的“破”与“立”（上）||华为是什么？（17）

lameihua

　　任正非的中青年时期在军队度过，又是部队中的学毛标兵，因此他的思想打上了很深的军事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烙印。华为的早期阶段，也正是在“农村包围城市”、“压强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党指挥枪”、“为人民服务”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成功地突出重围，并获得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发展。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指导思想既带来了华为早期的成功，也造成了华为在2000年前后遭遇巨大的困难，差点卖掉公司不说，甚至他本人也差点自寻短见。

　　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任正非早期对军事理论的运用，主要还是基于传统的自上而下军事指挥体系。这种方式动员效率高，执行力强，对于具有明确目标的任务，能够高效地完成。但问题是，如何才能确保目标是正确的呢？需要高度依赖最高指挥员的素质和信息获取能力。

　　在商业环境日趋复杂、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这种要求日益成为一种奢望。

　　究其本质，按照这种方式设置的企业架构，是基于控制论的被组织系统。企业被看做一个精密的机器，管理者站在上帝视角，冷静地观察全局，精确地向各个部门发出控制命令，使其按照命令完成任务，达到预定目标。工业时代的军队、工厂、企业乃至其他各种人类组织，大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组织和运作的。

　　控制论的底层思想，根植于牛顿的机械世界观。

　　牛顿

　　尽管牛顿已经是三百年前的历史人物了，不仅是当年的任正非，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之下。

　　我们都知道牛顿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最主要的贡献是发现了著名的牛顿运动三定律，解释了机械运动规律，用万有引力解释了天体运行。但你要认为他的贡献仅止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他去世后，整个欧洲的社会名流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为他送行。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为他写下墓志铭：“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一片光明。”

　　如果牛顿的贡献仅仅局限在物理学方面，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力，也不可能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牛顿的真正贡献，是构建了一整套世界观，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发生了天翻复地的变化，并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个世界上的学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探寻本质规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类学科在中国古代被称作“道家”，在今天被称作自然学科，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另一类进行价值判断，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类学科在中国古代被称作“儒家”，在今天被称作人文学科，解决价值观的问题。

　　价值观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因为你只有知道世界本质是什么，才能进行价值判断。世界观和价值观，又共同决定了人们做事情的方法论。

　　牛顿世界观体系是一个宏大的系统，主要包括：

　　还原论：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将其拆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系统整体的特征可以从组成系统的组分的特征中找到。前文提到，华为C&C08交换机的研发过程，以及华为中研部的组织架构，都是依据还原论的思想设计的。

　　物理学的指导思想是“还原论”

　　机械论：把世界万物的运动都理解为或归结为机械运动，宇宙提供了绝对均匀的时空，是机械运动的舞台和背景。人作为理性的旁观者，对机械运动加以研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的序言中把人的心脏比作钟表上的发条，把神经和关节比作其中的油丝和齿轮。

　　书籍封面：《机械宇宙：艾萨克·牛顿、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决定论：这一观点由牛顿的崇拜者拉普拉斯所提出。认为一切世界的运动都是由确定的规律决定的；知道了原因以后就一定能知道结果。在这种思想下，世界就像一部钟，人们可以精确地预知未来的一切。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打破了牛顿力学的边界，将后者变成宏观低速运动的一种近似，但爱因斯坦本人仍然是决定论的拥护者。他在给波尔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信仰投骰子的上帝，我却信仰完备的定律和秩序。”任正非之所以坚持认为华为不适合生产终端，坚持华为必须聚焦GSM，对CDMA、小灵通视而不见，都体现出决定论思想的影响。

　　拉普拉斯与决定论

　　机械论和决定论，共同成为控制论的基础。任正非早期管理华为的方式，就是建立在控制论的基础上。

　　静态均衡：在牛顿力学中，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前提，是它受到的各种力的合力为零，这就是静态均衡的源头。后来这种思想扩展到热力学研究中，认为一个热力学系统保持平衡，一定是处于静态均衡状态。

　　我们通常把各种学科分为文科和理科，两者间井水不犯河水。但实际上，文科受到理科千丝万缕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物理学思维之上。主流的文科学科，都是出现在牛顿思想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甚至连文理分科的方式本身，都是基于还原论思想才出现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不仅普通人仍然匍匐在牛顿脚下，当今主流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许多人文学科，仍然受到牛顿机械论世界观的巨大影响。

　　西方政治学的主流是自由主义，其源头来自与牛顿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辉格党智囊、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

　　约翰·洛克

　　牛顿对于千奇百怪，复杂难辨的自然界给出了清晰简明的运动规律，给洛克以巨大的启发。他追问道：为什么人类活动是如此地没有规律呢？他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同样由简单的自然规律所支配，就如同自然世界被牛顿定律所支配那样，但是人们被非理性的宗教神学和习俗所蒙蔽。

　　根据牛顿力学，物体在不受外力（自由状态）时是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洛克相信人类社会也是如同牛顿的“原子化”世界一样，每个人应当是自由的，不受迷信和陋习的束缚，个人利益是社会的基础。

　　美国的国父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与其说是洛克的迷弟，不如说是牛顿的粉丝，他们家里的大厅甚至都挂着牛顿肖像，就如同我国建国后曾经流行悬挂领袖肖像一样。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讲过一句话：

　　“《美国宪法》是臣服于牛顿规律的。”

　　伍德罗·威尔逊

　　可能你会奇怪，美国宪法是政治领域的法律文件，为何会跟牛顿扯上关系？这其实是牛顿世界观的支配作用。根据牛顿的世界观，复杂的世界是被几条基本规律所支配，只要这几条基本规律搞清楚了，一切都搞清楚了。美国宪法就是基于自由、人权、三权分立等基本原则确定的，而这些原则又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得出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则是来自于牛顿的“自由粒子”。

　　休谟和斯密这些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将，在牛顿世界观的启发下，提出自由经济学说，主张政府不宜采取干预主义，应该学习造物主“自由放任”的精神，减少不必要的障碍与管制，让百姓追寻自己的利益才合乎自然法则。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不仅熟悉牛顿的思想，甚至还写了一部天文学史，其最后十页赞扬了牛顿的思想体系。斯密从牛顿如何解释天体运行的理论中得到灵感，尝试根据少数简单的人类行动原理，去解释复杂的社会秩序。他在《国富论》中他写到：就像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天体一样，经济学也有其规律。如果按照经济规律行事，经济就将得到发展。然而政府的规章制度以及它对经济的控制，都是用极不自然的手段指导经济生活，违反了万世不易的经济规律。

　　但是，每个人自行其是的结果，为什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和谐有序呢？牛顿的学说中无法给出解释。因此，亚当·斯密将其归结为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背后，会受到“看不见的手”引导。

　　如果读者熟悉宗教神学的话，这是一种典型的神学操作手法（斯密本人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的神学教授），将无法解释的东西归结为一个“黑盒子”，你可以把这个黑盒子叫做“上帝”、“看不见得手”或者其他你喜欢的称呼。

　　经济学既然自称为“科学”，自然不能一直允许如此巨大的“黑盒子”存在。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把“看不见的手”解释为用价格机制传导供需信息，最终实现经济系统的平衡。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供求曲线。由于边际效益递减，供求双方最终达成一个均衡价格，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益达到最优。

　　这套研究范式，完全来自于经典热力学对于热平衡状态的研究方法。经典热力学中的“理想气体”，就是一大堆自由运动的牛顿粒子的集合。如果将供给方看做高温单元，需求方看做低温单元，商品交换就类似于热交换，均衡价格就相当于热平衡时的系统温度。

　　说到这里你可能并没什么感觉。众多经济学家也不会发现有什么异常，因为主流经济学一直是这么说的。但是一个受过物理学训练的人，如果又能够深入理解经济学的话，就能够从中发现问题。

　　在物理学的范式下，一个热力学系统达到了热平衡，也就意味着该系统的熵达到最大。

　　熵

　　熵的概念来自热力学第二定律，从宏观上它代表不能做功的能量，从微观上代表无序度，任何孤立系统都会走向熵增，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生物学领域也有熵的概念，生物活着的时候，它是一个负熵体，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来对抗熵增。当生物体死亡，则负熵消失，尸体开始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演化。

　　如果把经济体系看做一个活的组织，熵最大则意味着该组织走向“死亡”状态。

　　经典热力学之所以只关注平衡状态，是因为非平衡状态实在太复杂，当时没有合适的数学工具来处理。经典物理学并不研究生命现象，而且受还原论思想所主导（追寻世界极小的源头），只与“非生命”的物质和能量系统打交道，因此做这样的简化处理无可厚非。

　　然而，经济学照搬经典热力学的研究方法，就存在巨大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前赴后继研究的对象，不过是一个仅在理论上存在、濒临死亡的经济系统，对于该系统如何诞生、发展，变化，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什么是濒临死亡的经济系统呢？一个长期与世隔绝的海岛上的经济系统，大概就是这种状态。我们身处的真实经济系统，大都处于远离平衡的非平衡状态。如果经济系统达到静态均衡（经济学上称之为“帕累托最优”），不是经济系统达到了最优，而是熵增达到了极限，是社会大崩溃、爆发大革命的前夜！

　　法国大革命

　　现代管理学的源头是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同样是建立在牛顿世界观之下。科学管理理论将公司看做一个巨大的机器，员工都是机器上的零件（机械论），通过将复杂任务分解为简单化、标准化的工序（还原论），每个员工只要干好本职工作，就可以高效地完成总体任务（决定论）。管理层的工作就是设定目标和奖惩机制，使得这部机器能够高效工作（控制论）。

　　管理学之父：泰勒

　　由此衍生的过去几十年流行的管理制度、方法、规章、流程，归结结底都是来自牛顿世界观。比如管理四要素——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处处可以看到牛顿世界观的影子。科层化体系、项目管理方法，更是牛顿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思想来自马列主义。虽然马克思的思想根植于辩证法，对于牛顿机械论进行了批判，并且也认识到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并非静止割裂的，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演化思维。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毕竟是生活在工业时代，生活在牛顿世界观无处不在且发挥巨大影响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是处处显露出牛顿世界观的烙印。

　　比如，计划经济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基于还原论和机械论，它的基本假设是：能够将经济分解为一个个的供给、需求以及两者之间的连接，经济系统一定存在一个最佳的匹配方案。因此如果建立一个掌握完全信息的决策中心，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就可以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

　　然而，这一理论忽略了搜集到完全信息的复杂性和难度，忽略了各个组分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造成的复杂影响。基于当时的技术能力，决策中心所能搜集的信息极为有限，而且存在时间滞后性，因此决策往往是不能反映真实的供需状况，造成各种资源错配。 非要把有限信息硬给当成完全信息，将经济系统看作精密的机械，是计划经济出错的根源。

　　市场经济更直接地从牛顿世界观推导出来，就是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的映射。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理论的错误还要更大一些，因为要求市场中每个人都要共享同样的心智模式，还要掌握完全信息，无论怎么看，都比一个掌握完全信息的决策中心更加不靠谱。

　　但从实际情况看，似乎计划经济的问题更加严重。这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杜绝了竞争，而竞争是经济的活力之源，在排除竞争的情况下，系统迅速走向熵增的不归路；市场经济则保留了竞争作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其二，计划经济的每一次决策涉及的经济量更大，输出影响全局的结果，因此影响也就更加明显。而且决策周期比较长，出现错误也很难纠正或者严重滞后，进一步放大了资源错配造成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的模式下，虽然每个决策都称不上是理性决策，但是都是局域性的，决策周期相对较短，能够根据市场的反馈快速迭代，因此能够在调整中不断修正。

　　由于目标错误，计划经济的高执行力反而成了缺点。相对于当年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混乱低效反而成了一种优点。市场经济的理论虽然问题很大，但是误打误撞中使得复杂系统自身的运行规律处于支配地位，符合了系统演化的逻辑，使得经济系统在演化中不断发展。计划经济则把经济系统当做机械，制定刚性的计划，与演化中的经济系统严重脱节。

　　以上列举这些内容，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批判牛顿世界观，而是让大家认识到，牛顿的思想对于当代世界影响有多深。

　　正如牛顿力学虽然只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在宏观低速情况下的近似，但仍然在过去三百年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牛顿世界观在过去三百年的工业时代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牛顿世界观是整个工业时代的底层世界观，使人们走出神学蒙昧，生出了认识世界、改造（征服）世界的渴望，指引着两次工业革命，使得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牛顿世界观到底存在怎样的局限呢？为了形象化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经典机械与正在研究中的“智能机器”有什么不同？

　　经典机械的各个零件间缺乏有效通信，只是用机械力简单地固定在一起。智能机器的各个部分具备信息处理和传输的能力，通过数据通信实现相互感应，相互协同，实现自适配、自修复和自适应。生物体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智能机械”。

　　我们将信息和机械力都定义为一种“相互作用”。

　　归根结底，牛顿世界观只是在相互作用相对较弱时的近似而已。随着世界从工业时代迈向信息时代，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指数级提升，牛顿世界观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开始显示出巨大的局限性，必将被更能适应信息时代的世界观所代替。在新世界观下，牛顿世界观并不是被彻底抛弃，而是退缩到相互作用较弱的特定环境下适用。

　　未来是“万物互联”的时代

　　华为所在的通信行业，本身就是关于信息传递技术的行业，是信息时代的重要承载，率先感受到信息交互指数级提升的影响，技术改进和迭代速度极快。因此牛顿世界观也率先在通信行业遭遇与现实之间的显著失洽。

　　牛顿研究方法建立在绝对时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将时空看做物体运动的舞台和背景，与运动本身没有关系。这导致了一种静态、孤立的思考方式，将时间看做一个可逆的、与系统本身无关的变量。这就进一步导致了针对设定的固定目标加以研究的方式，将企业目标与外界环境变化割裂开。即使是用博弈论的方式思考，也是静态单次博弈。

　　在商业界，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普遍的风气：在设置目标时，不考虑宏观环境和竞争对手而只从自身状况出发，例如直接将去年业绩提升20%作为今年的业绩目标。设置短期的目标并加以实现，甚至为了满足短期的盈利目标，不惜损害公司长期的竞争力。联想公司之所以砍掉研发项目，提出“贸工技”路线后仅止于“贸”，都是源于这种思考方式。

　　任正非早年的管理方针和竞争策略，体现出强烈的单次静态博弈的思想，追求具体战役的输赢，玩的是“有限的游戏”，导致华为与中兴的竞争不断突破底线，最终达到双方都无法忍受的程度，两败俱伤。

　　华为与港湾之间的内战，同样是单次静态博弈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任正非只考虑到李一男等创业元老可以从事外围业务，让华为专注于核心。但是没有考虑到随着时间发展，各方利益博弈之后会发生怎样的演化。任正非鼓励的创业计划，将李一男等人置于没有上锁的宝库门口，却没有约束机制，恶性竞争是必然结果。没有李一男也会出现张一男，王一男。

　　真实的世界如同生态系统，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协同演化，无法孤立看待，也无法设置固定目标，必须用动态演化博弈思想，玩一场“无限的游戏”。

　　即使是物理学本身，早已打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物体运动会引发时空的变化，而时空变化又会反过来造成物体本身的质量和能量发生变化，甚至连被物理学家长期奉为圭臬的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其实并不存在。静态、孤立的思考方式只是宏观低速情况下，近似成立而已。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一切都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所谓的目标，只能是短期内近似成立，如果一个企业设置长期刚性的战术性目标，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是相当危险而脆弱的。

　　这里不是反对企业设置长期目标，相反，任正非在创业早期就建立了长期不变的战略目标，比大多数创业者的境界已经高出很多。但要能够设置长期的战略目标，需要更加清楚地洞察世界和商业的本质。

　　比如说，亚马逊的长期目标是“做地球上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这是从商业的本质（满足需求）来设置战略目标。小米的战略目标是“追求极致性价比”，则是从人对产品需求的本质来设置战略目标。拼多多把战略目标设置为“更低价格、更多乐趣”，则是比小米的洞察更深一层，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满足人的本质需求。

　　同时，这些设置长期战略目标的公司，其短期目标一直在变，不停地尝试各种变化，以在适应环境的同时，向长期目标不断迈进。

　　美国金融投资家塔勒布写下了《黑天鹅》这本书，使得“黑天鹅事件”这个词变得耳熟能详。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黑天鹅”曾经是欧洲人言谈与写作中的惯用语，用来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而崩溃。黑天鹅事件具备三个特征：第一点是不可预知性；第二点是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三点是，在此之后，人们总是试图编造理由来作解释，好让整件事情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随意就发生了，而是事先能够被预测到的。但是下一次黑天鹅事件出现时，人们事前仍然无法预测。

　　塔勒布说：黑天鹅无处不在，几乎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基础。因此设置刚性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应当采用反脆弱的思维方式，对变化保持敏感的感觉，拥抱不确定性，保持一定的冗余，拥有更多的可能，从而在不确定性中获益。

　　反之，牛顿世界观指导建立的系统，通常是个脆弱体系。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在外界环境变化时无法适应，迅速走向崩溃没落，根源就在于此。

　　牛顿机械世界观，还会导致一个重要结果：这个世界总是处于熵不断增加的状态，从有序走向无序。一台机器没有自修复性和适应性，在长期运行后总会出故障，最后总会走向崩坏。一个组织由于熵增的存在，会走向内耗、腐败、低效、怠惰。而改变这种趋势的方法只有来自外界的控制。最好的办法是让系统“休克”终止，重新设置初始状态，就能让系统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

　　前苏联改旗易帜为独联体后，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初采用“休克疗法”，就是基于这一理论的指导。然而休克的结果，不是让独联体变成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市场经济，而是经济大崩溃，金融大洗劫。

　　任正非常挂在嘴边的词汇中有一个是“沉淀”。在他看来，一个组织时间久了，老员工收益不错、地位稳固就会渐渐地沉淀下去，成为一团不再运动的固体：拿着高工资、不干活。这实际上就是组织熵增的表现。

　　任正非在1996年让华为市场部集体大辞职，目的就是反熵增。任正非认为，很多干部进入城市市场之后思想观念、能力跟不上，要引入竞争淘汰机制。市场部总裁孙亚芳带着市场部所有高管集体辞职，之后由华为聘请的人力资源顾问、人大管理学教授彭剑锋带着专家组对所有人进行测评。当年华为所有干部宣誓：“从今天开始，我们重新接受组织的挑选。”被选下去的干部，包括一些副总裁被派到基层，没有一个人闹事。从此，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能左能右、人员能进能出、待遇能升能降这“四能”机制开始推行。

　　这一机制使得华为比一般企业更能够对抗熵增，但是采用的手段却是典型的机械论和控制论的方式。这种方式会严重挫伤组织的凝聚力，造成员工的不安定感，在华为创业早期，任正非的精神教父作用很强，还基本能克服负面影响。但是这样的运动对于凝聚力的伤害是深远的。在这次人事大震荡之后，华为员工之间流行这句话：“公司不是我们的家，大家要有打工意识，不要总谈感情。”

　　按照任正非的话说，华为的成功在于分赃分得好。固然，物质的分配和激励是保持企业凝聚力的基础，但是仅止于此，就会造成“以利相聚，利尽人散”的结果。2000年华为遭遇极限点后人心涣散，被港湾公司挖墙脚跳槽，甚至差点导致公司崩溃，就是负面效果的集中爆发。

　　华为遭遇的困境，归根结底是任正非的世界观出了问题。一方面，通信领域处于技术的前沿，并且业务本身就是加强连接（相互作用），比其他行业更早遭遇了牛顿世界观失洽；另一方面，任正非对于企业的超强控制力，以及华为的超强执行力，也更容易撞到南墙，使得华为比其他企业更快地触碰到世界观失洽造成的问题。正如前苏联因为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国家机器的执行力更强，因此计划经济带来负面效果就更加严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