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衫老祖：从“啃老”看中国崛起的奥秘所在

大参考

　　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啃老”。对此，很多人认为这只是青年人懒惰不争的社会现象，把解决问题的药方确定为鼓励青年奋起。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社会现象，更是经济现象。这个现象很普遍，几乎涉及每个家庭。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完全不是青年后辈争与不争的问题，而是我们渗透于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运行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内在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隐藏着中国崛起的终极密码。

　　分析“啃老”现象，有一个规律性特点，啃老的多为“八零后”，被啃的，多为“六零后”。论其比重，直观判断都在90%以上。特殊的问题需要从个体身上找原因，普遍的现象就必须从全局上找答案。

　　把原因归咎于“80后”懒惰不争显然不是事实。现在的“六零后”均迈入中老年，逐步进入退休序列；“八零后”则全面成熟，逐步成为国家的栋梁。在“八零后”身上，我们看到许多优秀高贵的品质，他们学历高、干劲足；视野开阔、上进向善；爱国自信，爱岗敬业。还是那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懒惰不争”的标签，扣不到“八零后”的头上。

　　但是，他们的确普遍“啃老”。勤奋而“啃老”，这样的悖论统一于“八零后”身上，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有趣的经济学现象。

　　第一他们不得不“啃老”。像“六零后”这代人，他们刚刚大学毕业就可以回馈老人，尽管当时的工资只有45.5元。但“八零后”这代人，不仅毕业后无法回馈老人，即使是工作十年十几年之后，依然脱不开“啃老”这档子事儿。首先是房子，在北京要买套房子，靠自己的薪水很难办到，“啃老”甚至“啃亲”在所难免。其次是孩子，要上好的学校、好的幼儿园，也需要家长帮助。从很大程度上讲，“啃老”是刚性支出远大于“八零后”可支配收入的必然结果。

　　第二是“六零后”有“老”可“啃”。“六零后”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群。他们历经共和国1.0、2.0、3.0三个时代，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前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他们上大学有助学金，毕业就是干部，住房单位保证；他们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昂首迈入新时代，对实现伟大中国梦充满信心。

　　除此而外，他们还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那就是严格的计划生育。他们本可能会有三个乃至四个孩子，儿孙满堂、子女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但是，他们选择了忠诚为国，牺牲了“多子多福”的幸福前景，严格执行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国策。总体计算，由于他们这代人的隐忍、牺牲和奉献，共和国统共少4亿人。什么概念呢？少生了一个“美国加德国”。

　　这为中国带来的巨额节约。节约多少呢？按从出生到就业平均需要20年计算，节约的消耗高达80亿人年。按平均1万/人年计算（估计要远高于这个数字），总计节省也达80万亿人民币。

　　但是，“六零后”同样是十分勤劳好学上进的一代。他们的收入比他们的父辈高得多，但抚养儿女的费用要少得多，于是，他们拥有了大量储蓄。中国储蓄率高达45%，与之密切相关。也于是，他们在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同时，也拥有了被“啃老”的能力。

　　第三是住房体制改革使得“六零后”的储蓄以买房的方式转化为社会资本。六零后的“房子”原本是国家分配的。但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唤。激发了住房体制改革。先是六零后的房子以“成本价”买给个人，紧接着就涌现了大量房地产商，开始波澜壮阔的“住房商品化”之路。从此，从市场购房，就成为“八零后”的宿命。

　　而这时的“六零后”亦步入中年，如日中天，挣得钱远远多于刚性支出，帮儿子圆住房梦，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光荣使命。于是，“六零后”的储蓄迅速转化为儿女住房的首付；住房公积金和部分工资则成为“月供”。中国庞大的房地产市场由此形成。房地产也成为共和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必须承认，中国没有通过殖民地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六零后”功不可没！计划生育功不可没！

　　第四是啃老不仅仅有“显性啃老”，还有“隐性啃老”。如果换算成GDP，规模巨大。这就是，“六零后”不仅养儿子，还帮助儿子养孙子。由于实行“一胎化”，“八零后”头上均有四个老人，说是老人，实际也就是五六十岁，正值壮年。一方面，他们舍得在孙子身上花钱，促进婴幼儿产品消费；另一方面，他们会有一方帮助看孩子，履行保姆的职责。孩子交给姥姥或奶奶看，服务周到，不仅免费，而且放心。在保姆市场不发达、保姆素质令人质疑的情况下，“老人看孩子”成为中国的普遍现象。以老人看孩子的仔细程度周到程度放心程度看，其服务价格应该在“月嫂”之上，在北京应该是每月1.2万元人民币。全国平均，也不低于月5000元、年6万元。试问，如果这部分“隐性啃老”计入GDP，将是多么大的一摞拉？！

　　而这方面的节省，又在无形中增加了“八零后”的消费能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动力源。

　　由上分析，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可以得出，“啃老”，实际是将“六零后”的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的“导流渠”。而“六零后”所以有巨额储蓄，是因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幅度减少了其抚养子女的费用。中国经济所以能够不以殖民地方式完成巨额的原始积累，除了因为中国人勤劳智慧节约，中国体制先进稳定外，更基础的原因就是丰厚的“计划生育红利”。

　　这一结论与所谓“人口红利”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不是因为“少的养老”的，而恰恰是“老的养少”的。如果不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储蓄率不会这么高，中国的原始积累不会这么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和印度一样艰难。中国人必须记住“六零后”，记住他们这一代人为共和国做出的卓越贡献。

　　当然，任何政策都不可能远远有效、一成不变。目前，“计划生育红利”实际正慢慢消失。如果继续坚持“一胎”政策，进入育龄的“八零后”继续只生一个孩儿，中国人口 必将出现断崖式减少，这对于民族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已经形成内生的增长动力，创新驱动、科教兴国，已经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二胎”生育，使中国人口在“80后”以后进入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状态，更符合民族复兴的客观要求。

　　但是，也必须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放开生育且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过于繁重的子女抚养负担，不仅降低子女的抚养教育水平，而且会给社会公共服务造成沉重压力，幼儿园、医院、学校、优秀医生和教师供给不足的矛盾将更加凸现。还是那句话，中国稳定在14亿人口，比16亿人口更有活力，也更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