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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浮生:小老板任正非凭什么能招来“张良”与“萧何”?|什么是华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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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7 09:00: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前文说到,华为的首款自主研发产品BH03获得了商业成功,给了任正非莫大的信心,他做了个重大的决定:华为将要ALL in自主研发之上。目标虽然树立起来,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发的关键是足够的技术人才,华为并没有,甚至整个深圳也没有。

  为了网罗人才,任正非将眼光投向全国,走访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做华中理工大学)等理工类高校,希望能够吸引到有才华的有志青年。

  但是,当时的华为只是深圳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各大院校的尖子生眼中,最好的出路无非是三种:一是大型国企和事业单位,端上铁饭碗,从此一生无忧;二是外企在中国的设立的办事处,提供的都是令人艳羡的高薪职位;三是远赴国外留学深造,甚至从此脱离贫穷落后的祖国。无论如何,华为是排不上号的。

  于是,任正非只能抓住一切机会,广泛邀请教授带着老师和学生到华为参观、访问,寻求技术合作的可能性,顺便把他的那些远大抱负和华为的美好前景宣讲一遍,期望能够搂住几个人才。

  目前担任华为轮值CEO的郭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了华为,并成为华为打开人才困局的关键人物。

  郭平

  作为华为的核心高管之一,郭平过去一直很低调,外界对他了解不多。由于美国以安全为由,对华为处处阻挠,郭平最近在媒体上频频发声。

  比如最近在巴塞罗那召开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2019)上,他说:"棱镜,棱镜,告诉我,这个世界谁最值得信任?" 直接讽刺美国口口声声说华为威胁数据安全,其实美国美国自己才是威胁世界通信安全的黑手。他还接着补刀:"如果你不明白,你可以去问爱德华· 斯诺登。"

  做了上述表态后,郭平似乎还意犹未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继续撰文阐述观点。

  他认为,华为会妨碍美国随心所欲地进行监听,这是美国打击华为的第一个原因。“斯诺登泄露的文件让人得以一窥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如何寻求收集一切信息的。这些文件还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与一些特定的美国科技和电信公司保持着“企业合作关系”,让美国国家安全局能够“访问分布在全球各地的高容量国际光缆、交换机路由器”。

  如果美国国家国安全局想通过修改路由器或交换机来进行监听,一家中国公司不太可能与其合作。美国国家国安全局在2010年的一份文件中写道:“我们的许多监听目标通过华为生产的产品进行通讯。我们想确保我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产品。”显然,华为的设备在全球电信网络中部署得越多,美国国家国安全局要“收集一切信息”就越难。

  郭平认为,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已经意识到在开发5G方面已经落后,美国想要压制一个正在崛起的技术竞争对手。”在过去10年里,华为在5G研发方面投资很大,这使我们比竞争对手领先大约一年。因此,对那些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升级到5G技术的国家来说,我们是有吸引力的。“

  年过五旬的郭平并没有“知天命”的淡然,仍然是一个耿直boy,可以想见年轻的郭平应当也是这样的率直脾气。

  郭平当时年仅22岁,刚从华中理工研究生毕业,留在导师身边做讲师。有一次在导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华为参观。任正非照例又进行了一番宣讲。

  也许是气味相投,任正非身上那种家国情怀、企业家远大理想抱负,以及待人真诚热情深深打动了郭平,让郭平顿时生出相见恨晚的感觉,认定21世纪全球通信市场非华为莫属,恨不得明天就搬到深圳来为华为效力。

  任正非眼见终于网罗到重量级人才,心中也是狂喜不已,当机立断,让没有什么实践经验的郭平直接成为华为公司第二款自主产品研发的项目经理。

  该产品即 HJD48 ,一种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是一台机可以带 48 个用户的新产品(当时为了给客户以产品的延续性,一开始叫 BH03U,华为首款自研产品 BH03改为 BH03K)。

  郭平也果然不负老任厚望,不仅担当起主要负责人的工作,而且成为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华为延揽人才的“桥梁”。郭平一有时间就返回母校或者拜访同学,拉拢更多人才加入华为。

  被郭平挖来的这些人才中,又出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后来大名鼎鼎,长期担任华为研发总工程师的郑宝用。

  任正非得到郭平,就如同刘备得到了徐庶,自然是欢喜得不得了。但是郭平告诉任正非,我同学郑宝用的才能十倍于我,华为要想大展拳脚,一定要把郑宝用挖来。

  郑宝用是郭平在华中理工的同学,也跟郭平一样研究生毕业后担任老师,被郭平找上门的时候,他刚刚通过了清华大学的博士考试,来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于郑宝用来说,去深圳一家不知名小公司上班,吸引力显然远远比不上清华博士学位来得大。但是经不住老同学的一番热情邀请,答应来到华为实地参观一下。

  一到华为,在任正非和郭平的双重“忽悠”下,郑宝用也被华为的魅力所吸引,觉得通信市场广阔,华为前途无量,与其在象牙塔内钻研学术,不如到市场第一线大展拳脚。

  郑宝用比郭平更加“耿直”,来到了深圳就再也没回清华,连博士都不要了,直接进入郭平的项目组,跟着郭平研发 HJD48,成为 HJD48 的软硬件开发主力。

  果然如郭平所说,郑宝用理论和实践功底扎实,研发实力大家有目共睹。研发出的HJD48比预想的还要好, 在技术实现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里面一块板可以带 8 个用户,比华为公司的前两款产品 BH01、BH03 一块板只能带 4 个用户,在产品的集成度上大为提高。

  相似的产品,同样的功能,减少了产品所占的空间面积 ,容量提升了,还大幅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该产品投入市场后,质优价廉,受到很多单位用户好评。正是以这款产品作为开端,华为的技术口碑渐渐在业内打响。

  HJD48 项目结束后,郑宝用被火速提拔为华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成为仅次于任正非的二把手,负责华为公司产品的战略规划和新产品研发。

  当时任正非对于企业所谓的战略规划还没有什么概念,郑宝用的职责被解读为“只要是不生产、不发货的产品,凡是没做出来的产品都归郑宝用负责”。

  任正非正如刘邦一样用人不疑,得到良将后毫不犹豫地委以重用。任正非得到郑宝用,将其称为“千年一遇”的人才。郑宝用对任正非的重要性,相当于张良对于刘邦的重要性。

  在郑宝用的主持下,华为的研发实力得到数量级的跃迁,从毫无章法的“游击队”变成了有模有样的“正规军”。郑宝用不仅对于华为早期研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成为华为公司早期研发的领军人物 ,也是华为公司系统化、规模化研发体系架构的总设计师。他负责建设了华为早期的研发队伍和产品体系,也是华为公司第一位中央研究部负责人,华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华为公司副董事长。

  郑宝用虽然是理工男出身,但是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江湖豪气。后来随着华为规模指数级增长,任正非治下如治军的作风,使他带有不怒自威的气场,其他高管对任正非畏惧三分,但是郑宝用却敢于当面顶撞。作为华为二号人物,当年还经常当着下属的面挽起袖子以展示自己粗壮的臂膀,经常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与地痞流氓打架的故事。他没有任何架子,与下属打成一片,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开他的玩笑,他也经常邀请下属到他家里去吃饭下棋。由于江湖豪气,郑宝用在华为内部的绰号是“阿宝”,他在老华为人中拥有超高的人气和威信。

  至于举荐了郑宝用的郭平,则相当于任正非的“萧何”。郭平正是具有萧何那种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和管理才能,甚至那种唯才是举、毫无嫉贤妒能之心的品格,也和萧何极为相似。

  在HJD48项目之后,郭平被提拔为生产制造部负责人,从此长期担任华为公司的高层管理岗位,一直负责华为公司的企业管理部门,分管过采购部、华为基地建设、合资公司等重大事务,直到华为的常务副总裁,轮值CEO。

  1991 年,郑宝用主导开发HJD-04 500 门的用户机,一台机可以带 500 个用户,采用了光电电路和高集成器件,被邮电部评为国产同类产品质量可靠用户机。郑宝用还带领研发团队做了一系列产品规划,成功开发出 100 门、200 门、400 门、500 门等系列化的用户交换机,全面覆盖了中小型通信市场各个层次的细分需求,极大地填补了市场的空白。郑宝用研发的用户交换机系列产品在 1992 年给华为带来年总产值超过 1 亿元,总利税超过 1 000 万元的销售业绩。

  华为研发实力在市场上初露锋芒。

  回顾华为早期的这段经历,刻在任正非灵魂深处的致力于中国崛起的“使命愿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提到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很多人总觉得特别虚,甚至有人会觉得那是老板为了让员工少拿钱多干活,用来忽悠人的。但是作为一家伟大的企业,使命愿景是极端重要,甚至是企业的立身之本。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物质待遇对于吸引人才当然必不可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使命愿景的驱动。《人类简史》中说,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会虚构故事,相信虚构的故事,并且会被虚构的故事激发出强大的驱动力。使命驱动甚至会超越一切物质条件的激励。

  一个公司的想短期内赚钱,是不需要使命的;但一个公司要想能够长久的成功,这就要说到它们的使命了。

  拿通用电气来说,这家爱迪生创立的公司第一个使命是“让天下亮起来”。所以,对这一家公司来说,上至高层领导下至基层员工,每一个人都认同这件事,所有的工作也都围绕这件事情。即使到今天,这家公司也始终围绕电气展开。

  再比如阿里巴巴,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尽管听起来很宏大,但是,这确实阿里人所相信的。阿里人常自嘲阿里巴巴就是一个疯子带着一群傻子聚到一起,做了一件牛逼的事。

  对于公司的创始人来说,使命愿景必须足够宏大,足够打动人,才能在物质条件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聚集一帮人共同打拼。美国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当年招揽原百事可乐CEO斯卡利,就是靠一句话:“你愿意卖一辈子糖水,还是跟我们一起改变世界?”

  使命愿景更重要的作用是,让公司能走出逆境,渡过难关。顺利时有钱有资源,自然是千好万好,在困境时仍然能不离不弃,坚持到底,就只能依靠坚定的信仰了。

  至于被称作史上最强创业团队的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哪一个是为名为利,还不是被一种宏大的使命感所驱动?

  对于公司文化塑造的重要性,任正非有深刻的认知。1997年3月20日在春节慰问团及用服中心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资 源 是 会 枯 竭 的 , 唯 有 文 化 才 能 生 生 不 息  》中提到:

  “华为公司有什么呢?连有限的资源都没有,但是我们的员工都很努力,拼命的创造资源。真正如国际歌所述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 。八年来的含辛茹苦,只有我们自己与亲人才真正知道。一声辛苦了,会使人泪如雨下,只有华为人才真正地理解它的内涵。活下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对著名跨国公司的能量与水平还没有真正地认识。

  现在国家还有海关保护,一旦实现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中国还会剩下几个产业?为了能生存下来,我们的研究与试验人员没日没夜的拼命干,拼命的追赶世界潮流,他们有名的垫子文化,将万古流芳。我们生产队伍,努力进行国际接轨,不惜调换一些功臣,也决不迟疑的坚持进步;机关服务队伍,一听枪声,一见火光,就全力以赴支援前方,并不需要长官指令。为了点滴的进步,大家熬干了心血,为了积累一点生产的流动资金,至今98.5% 的员工还住在农民房里,我们许多博士、硕士,甚至公司的高层领导还居无定所。一切是为了活下去,一切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振兴。世界留给我们的财富就是努力,不努力将一无所有。

  ……

  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几千名可爱的员工,用文化粘接起来的血肉之情,它的源泉是无穷的。我们今天是利益共同体,明天是命运共同体,当我们建成内耗小、活力大的群体的时候,当我们跨过这个世纪形成团结如一人的数万人的群体的时候,我们抗御风雨的能力就增强了,可以在国际市场的大风暴中去搏击。我们是不会消亡的,因为我们拥有我们自己可以不断自我优化的文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许多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甚至完全地崇洋媚外,跪倒在欧美文化的脚下,但是仍然有像郭平和郑宝用这样的人,相信任正非的梦想,相信终有一日,华为能成为中国工业的脊梁。因此不断地有优秀人才汇聚于此,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

  正如任正非所言,初期的华为条件相当艰苦。大部分的华为人都在公司周围租住在民房里,周围的南园村、南新村的房租因此不断上涨。工程师住的宿舍里除了一张床,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任正非经常到开发组来和大家聊天,有时晚上还请大家去吃宵夜。正如其他伟大的创业者一样,任正非是第一流的鼓动家,每次讲话都搞得大伙热血沸腾,那是支撑员工们在华为干下去的精神动力。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在使命愿景的驱动下,华为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除此之外一切从简。

  任正非想方设法消除员工的后顾之忧,把公司打造成一个家,公司食堂的早、中、晚饭菜都很丰盛,晚上九点后还有宵夜,周末也是如此。任正非甚至亲自在食堂张罗饭菜,因此被有些新员工误认为是食堂的大师傅。公司里还有洗澡和看电视的地方,大厅还有一个乒乓球桌可以打球。华为员工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司里。

  公司还给每个人买了床垫。任正非说,“你们开发人员搞累了,随时可以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午休的时候,席地而卧,方便而适用。很多人几个月不回宿舍,就在这张床垫上,累了睡 ,醒了再爬起来干,黑白相继,没日没夜,干脆将“公司-宿舍”两点一线式的生活压缩叠合成一点。华为的“床垫文化"由此得名。

  在任正非的心目中,床垫文化记载了老一代华为人的奋斗历程,凝集了老华为人的拼搏精神,代表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是华为的传家宝。这也不正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文化的延续吗?

  有记者曾经向任正非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很多美国科技公司,比如雅虎、Google的员工很自由,有时候不用到公司坐班,可以在家里上班。您觉得这类企业文化跟我们中国的艰苦奋斗文化哪个更好,哪个更激励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任正非回答道:“咖啡厅里坐坐,快快乐乐,喝喝咖啡就把事情做成了,这也许不是大发明,多数是小发明。互联网上有很多小苹果、小桃子,这也是可能的。我们在主航道上进攻,这是代表人类社会在突破,厚积还不一定薄发,舒舒服服的怎么可能突破,其艰难性可想而知。不眠的硅谷,不是也彰显美国人的奋斗精神吗?这个突破就像奥运会金牌,我们现在跟奥运会竞技没有什么区别。”

  华为早期的几款产品都属于“用户交换机”,属于交换机中的低端产品。在一连串成功的激励下,华为人将目光瞄准了更高端的“电信局用交换机”。

  用户交换机的客户是医院、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等,一个设备最多开通 1000 用户,销售分布较广,单次销售数量小。而局用交换机的客户就是各级的电信运营商,客户数少但销量大,如上海虹桥区的电信运营商至少需要开通几十万用户。交换机是按用户数来计算设备价格的,搞定一个地区的电信运营商产生的销售量,就至少相当于几十家不同行业或地区的单位 ,因此,局用交换机的销售额远高于用户交换机。

  从用户交换机到局用交换机,看上去只是几个字的差别,但是需要跨越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网。

  不仅仅是技术规格、稳定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利润丰厚,客户却相对集中,因此竞争极为激烈。这个领域里的竞争对手全是世界上最知名的通信巨头,如美国AT&T、日本的 NEC、法国的阿尔卡特、瑞典的爱立信、日本的富士通等,它们大都是百年巨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几十万名的员工,年销售额达上百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超级巨兽。而当时的华为成立仅仅两三年,满打满算仅仅只有一百多人。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蚂蚁向大象发起的越级挑战。不仅实力悬殊,而且初出茅庐的华为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其实就是一群“学生兵”,大多数人甚至连局用交换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在前期胜利造成的乐观情绪和盲目自信之下,他们出现了致命的战略误判,一败再败,初生的华为公司被拖到生死边缘。

  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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