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社会进步理念关照下的改革六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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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上一讲当中我提到，当时想倡导社会进步的理念，一个现实的背景就是那时候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所以在社会进步这样一个理念当中，也包括了我对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一些基本的反思，以及对未来所要解决问题的一些展望。前面我说过，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是改革的支持者和呼吁者，所以到80年代末的时候也曾经被一些部门列入稳健改革派知识分子。我的意思是说，从一开始我就是对改革抱有支持的这样一种态度，因为改革使得中国更加靠近了世界的主流文明，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正常的一个经济和社会。但是应当说，我也是最早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一部分人之一，尤其是在2005、2006、2007年，这段时间我写过好几篇有关对改革进行反思的文章，像后来人们经常引用的，“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都是这时候我提出来的。之所以提出这些反思，实际上是想能够使这个改革能够走的更好，而如果不进行这些反思，不对改革当中的一些问题加以重视和解决，这个改革就有可能会走偏，甚至会走向尽头。所以说，社会进步的这样一个理念可以为我们探讨改革的新的方向提供某种启示和洞察。

　　我记得好像就是在08年，在广州做的一个演讲上，当时我曾经提出，在社会进步的理念之下，改革应当着重解决这样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来解决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因为在当时，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急剧的扩大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而且这种利益关系的失衡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吃亏的永远在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在占便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样的现象它不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造成的结果，而是说，实际上这个社会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机制，所以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推进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它同时造就了不同的利益主体，那如何在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利益相对均衡的机制，那这就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可以引申到一个问题，就是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些学者在提出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但是什么叫好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至少得有这么三点：首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它相对来说得是比较完善的；第二个，它得有相对完善的法制基础；第三个，它得有一个相对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时改革确实出现了某些的问题，特别是在利益的关系上，但是这个出路绝不是往后走，而是应当更进一步地完善这个市场经济，走向一种好的市场经济。那么具体这个利益均衡机制是什么，我们有时间再谈。这是当时强调的第一点。

　　当时强调的第二点，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的方式。因为在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首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利益的主体在不断分化，由于利益的矛盾引起的社会冲突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且这些社会矛盾和什么社会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利益的矛盾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此需要改变当时的那样一种维稳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建立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的制度化的机制，奠定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个强调的是，在改革进行30多年之后，又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在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视角的关照之下，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在社会进步的理念关照之下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有效的基础制度，形成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在这之前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也就是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实际上真的是没什么办法，因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你比如说，当时人们都反映这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政府其实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最基本的一点，你说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每个人的收入是什么样的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再比如说腐败的问题，当时这个买官卖官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呢，当时只能用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到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因为你没有一种制度化的、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发现这个问题的办法。别的不用说，假如说就有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问题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你买官卖官，你把那么多的钱你送给他，你总得有一些蛛丝马迹，这和把一堆现金拎过去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当时关于社会基础建设方面，当初我着重强调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一个是规范的现金管理。这是当时强调的第三个东西。

　　那么在社会进步这样一个理念的关照之下，要解决的第四个问题，就是需要形成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一个好的社会，它需要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而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好的社会结构至少应当包括这么四点，第一个，要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或者叫中等收入者群体；第二个，要保护底层的社会生态，最简单的说，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们容易找到生存的机会、能够找到一口饭吃的社会；第三个就是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如何使得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形成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第四个呢，就是需要不断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至少要防止这个社会流动的渠道明显变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可以有地位的不同，但是一定要使得下层人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这是当时强调的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呢，就是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当时经过30年的经济的快速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到耐用消费品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实际上也是经济能够得到正常运转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当时强调的第六点呢，就是需要一种能够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需要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NGO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就是在中国改革30周年的时候，通过引入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理念，能够形成的对未来改革方向的一些新的思考。那个时候舆论的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一些，所以这些问题有的还能够讲。但总体来说，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30年的改革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也遭遇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应当引入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理念，促使这个社会能够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通过往前走来解决这个改革当中出现的种种的问题，那么这样也就使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