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平:历史并未终结——在新加坡漫谈中国崛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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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纷繁复杂，各国都很现实。唯拳是视，唯钱是图。像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整体崛起，世界近现代史上没有前例，必然改变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气候”，不可预测性太强。所以我断言：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朋友。此事已经写几个贴，如“国际气候”贴、“副局长”贴，不再多说。国观内，有许多贴子都指责外交工作昏劣，如果兄弟们认可我关于“没有朋友”的基本判断，就会对国家外交另有评价——问题确实不少，但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没有朋友”不等于一定要孤身作战，就像没有老婆不等于一定要孤身睡觉一样。中国在任何一个时段、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总是不乏同路之人。大家因为自身利益一致，而选择站在一起。比如，世界大部分国家已废除死刑，在坚决反对废除死刑的阵营里，就有中国和日本、美国和古巴、朝鲜和韩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呵呵，很奇怪的豪华阵营啊。
　　
　　以前中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小国，所以相对超脱，可以经常站着说话不腰痛，呼吁各方克制，强调武力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人家不听，咱们就深表遗憾。此前三十年，世界外交界最“遗憾”的国家，非中国莫属。然而，今天，中国已经有了全球经济利益，文化影响也在跟进，对地球角角落落的事情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们与美、欧、俄、日、东盟、印度、伊斯兰世界、拉丁美洲和黑非洲，都存在巨大共同利益，同时也都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以前那种以三个世界划分敌友，是不灵的；以前那种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也是不灵的。试想，我们向某个国家借出那么多钱，投出那么多资，他搞个政变换个总统，就想抹嘴不认账了，那怎么行？
　　
　　世界有180个国家和地区，像游动的沙丁鱼群，纷纷扰扰，忽分忽合。中国公众的对外视野，至今仍然是一团混沌，没有与时俱进。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而巴勒斯坦人却质问中国为何不让他们的东突兄弟独立。我们同情黑非洲的贫苦人民，但黑人反华思潮正在不断酝酿之中。我们与东欧国家素无历史瓜葛，民间甚至颇有好感，而波兰等国从来充当国际反华急先锋。（中美洲也有几个这种货色）。我们与日本一向不共戴天，而西方许多学者包括亨廷顿，却一直认为日本迟早会倒向中国而与美国为敌。中国有必要登高望远，以地理、历史、人文三个维度，对世界进行系统研究，总体把握，统筹兼顾，合纵连横，为国家崛起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培养更理性、更务实、更符合实际的国民心态。
　　
　　这三个维度换句话来表达：地理维度即全球视野，历史维度即大历史视野，人文维度即四大文化区的视野。
　　
　　今天，即使在吉布提、赤道几内亚、莱索托之类的天边小国，都到处可见中国超市、中国餐厅、中国商人。我们需要对全球方方面面、根根底底更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但是，这方面研究实在太缺乏。比如，要知道安哥拉的情况，网上勉强可以找到一些中文资料。但我想进一步了解该国每个省的地理、历史、民族、资源、气候以及主要城镇情况，中文资料就没有了。无奈，我的办法是先用谷歌翻译功能，把中文地名译成英文，然后用英文搜索。在维基百科等网站能找到这些资料。但我英文太差，再用谷歌译成机器中文，然后中英文对照，连猜加蒙，进行信息二次创造。
　　
　　反观日本，这方面工作就相当牛逼。我在新加坡，见过一本老地图集，收集的是日据时期日本人编绘的台湾地图。地图各种各样，异常精细详尽，比如一些城镇的市街规划、管网规划等等。如今国内许多市县对自己的研究，还赶不上当年日本鬼子对台湾下的功夫深呢。许多日本学者，对中国研究极为深入。比如我本人生在北方、长在北方，但对北方仍有不了解之处。后来看到一篇日本学者关于“清代至民国时期河北平原村庄中的社会结构”的论文，很受启发，对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有更深认识。
　　
　　没有研究和资料的支持，三个维度就难以形成。这几年，国内有些出版社出过介绍世界各国的书。比如《列国志》丛书、《中东国家通史》丛书，但资料太旧，照本宣科，面目可憎，实用性差。国家现在拥有那么多的外汇，应该拿出一点来，资助学者出国去搞这类研究。以后什么时候，国内公众能轻松查到秘鲁某个省的矿产分布及产业分析、伊拉克境内某一个少数教派的几百年详细历史、美国加州劳工政策与其他州之差异、尼泊尔西北部山区的民间音乐和舞蹈研究等等，那样，将更有利于我们形成胸怀天下的国民视野，更有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问题，更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哪怕是小国的一寸之长。
　　　　
　　　　下面，我按照自己关于四个文化区的划分，聊聊我对四个文化区各国的大体看法。
　　　　
　　　　如果按社会发展程度来讲，可以分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世纪及此前，四大文化区都处于传统社会之中。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发动宗教改革，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资产阶段革命，使西方文化区率先进入了现代（近代）社会。在“一个打三个”的文明竞争中，中伊印文化区国家不同程度地觉醒，也开始了走出传统社会的艰苦努力。总体而言，中国及周边国家，通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伊斯兰世界中，土耳其通过1920年代开始的世俗化革命，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
　　　　
　　　　印度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除土耳其），至今仍然没有走出传统社会。虽然通过殖民统治和独立以后的国际交流，这两大文化区的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城市甚至成为IT产业高地，但总体而言，还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半路上，任重而道远。伊朗的巴维列王朝，当年试图进行世俗化改革，但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对传统宗教（或伦理）的改革程度，在于人民的思想观念，在于社会结构和妇女地位，在于社会宽容程度、多元化程度和法治水平。比如，沙特是世界富国，人均GDP高居前列。但是，该国社会中，家族政治势力仍然占据主流，宗教教义仍然控制日常生活，妇女教育程度仍然不高，对多元化思想和多元化生活方式仍然缺乏宽容。所以，该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国家。
有兄弟到印度，回来发贴大讲那些贫民和贱民，麻木之极，不可理喻。其实，我们不要把印度视为异类，世界各国的传统社会，都差不多。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看从清末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们比如胡适、吴稚晖等人对中国农民的描述：肮脏、懒惰、麻木、愚蠢、孱弱、浑浑噩噩、不求上进，和网贴中描述的印度贫民是一模一样！
　　　　
　　　　伊斯兰世界目前的许多问题，许多人归因于宗教，实际上，中世纪以前的基督教，表现更为顽固、更为极端。我认为伊斯兰国家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还处于传统社会这个发展阶段决定的。比如，受指责最多的，是宗教习俗对妇女的歧视。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东方三大文化区的传统社会中，妇女残害最重的是中国。伊斯兰国家至少还没有把全社会妇女的双脚都裹成骨折吧。不过，中国通过连续不断的社会革命，终于进入了现代社会。如果这样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何等深刻、何等不易。
　　　　
　　　　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区，至今没有发生宗教改革。看到安贫乐道的印度贱民和贫民，有人感到不可理喻，还有人竟然赞颂这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因为手里有选票所以心情愉悦，社会矛盾自然得以化解。我靠，这种人脑袋让门挤了吧？这些贱民和贫民迟早会觉醒，就像晚清的中国农民一样。一代不醒，两代不醒，三代也会醒的。我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伊印两个文化区的宗教改革是迟早的事情，这一关绕不过去。唯有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才能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果他们幸运，能以某种和平方式不流血地完成这场革命，当然是最好。
　　　　
　　　　黑非洲国家我已经探讨过，它们的社会发展阶段还处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外。其紧迫任务是促进部落部族的融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外部国际环境和现代交通通讯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加快融合的条件。他们的部族融合，将跨越传统社会阶段，直接融合而成为现代社会。但这还需要几代人时间。六十年代，非洲独立之后，出现过两个公开吃人肉的总统。最先进最发达的南非，现任的祖马总统，成天带着五个老婆到处跑。所以，我判断，在往后几十年，非洲的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等问题还难以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在西方压力下搞一搞，也是流于形式。这是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少数精英有心无力。
　　　　
　　　　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来分析，不管西方媒体把“印度崛起”、“龙象之争”、“文明冲突论”炒得多凶，印度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不会构成对中国崛起的实质性竞争。中国的主要对手和主要阻力，就是西方。
　　　　
　　　　西方世界也很复杂，我们具体探讨一下。
以基督教为文化基础的西方文明，是五百年来世界的主导者。近现代文明成果，90%以上来自西方。近现代史上的国际间的战争，90%是西方国家之间打的。要是日本不挑事不掺和，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全都是西方人的内部矛盾。冷战的两大思想体系均源于西方，两大阵营的主角都是西方国家。
　　　　
　　　　西方世界，内部也很复杂。前面，我大体将其分为三个子文化区：以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教文化区；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区（拉丁文化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文化区。新教文化区构成主流，天主教文化区和东正教文化区构成两翼。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文化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除古巴之外，都实行了西方社会管理模式，即“一人一票、政党轮替、市场经济”的模式。但在实际操作中，情况大不一样。新教文化区是制度发源地，情况当然不错。
　　　　
　　　　东正教文化区具有权威主义传统，从沙皇到苏联，一直采用一元无制衡的模式。苏联解体以后， “一人一票”之权，没有能帮助俄罗斯人保护人民利益不受新权贵剥夺。叶利钦时代，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入了多元无制衡的转型期，也是俄罗斯国力最为孱弱的时期。普京上台以后，俄国权力逐步重新集中，从明年普梅互换的安排来看，普京个人地位相当稳固。在多元制衡制度外衣之下，一元无制衡格局已成定局。
　　　　
　　　　天主教文化区国家，以拉丁国家为主。源于南欧地中海的拉丁文化，文化气质是个人至上、自由散漫、蔑视权威、不守法纪、热情奔放、不爱劳动。这种文化非常适合培养艺术天才，如达芬奇、毕加索。但这种文化使社会懒散，二战中意大利军队和德国军队，装备差不多，但战场表现判若云泥，与人的因素有关。今年欧债危机当中，“欧猪五国”除希腊为东正教国家之外，其他四头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都是天主教国家，也与人的因素有关。
　　　　
　　　　这种文化气质也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实施效果。南欧国家由于历史悠久、长期磨合，制度实施效果尚好。拉丁美洲国家就不行了。社会一盘散沙，政府力量极弱。政府对社会管理能力不足，自身贪腐却极为严重。一人一票制度，公众可以决定下次让谁来贪，却不能制衡其不贪。贫民窟广布，黑社会横行。社会实际上成为一种“多元无制衡”状态。亚洲因西班牙殖民而形成的天主教国家是菲律宾。大家注意到没有，菲律宾的政治表现，跟拉丁美洲国家非常的相像。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区内部，都是现代社会。但除美英等新教国家多元制衡格局，东正教文化区的主流是一元无制衡，政府太强；天主教文化区的主流是多元无制衡，政府太弱。
　　　　
　　　　我的判断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再加上拉丁美洲地广人稀、地大物博，人们没有多大生存压力，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指望拉美社会出现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拉美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大国，对中国崛起不会构成实质性竞争和威胁。
　　　　
　　　　不过，拉丁国家倒是对美国的影响不小。因为拉丁人口增长巨快，而且拉丁人民热爱伟大的美利坚，巨喜欢移民，所以在美国的拉丁人口比重越来越高。在加州、德州、新墨西哥州都突破了40%，逼近过半。现在全美国拉丁裔占15%左右，再加上黑人占12%左右，已经改变了许多地区的社会结构。下一个贴我会分析这个问题，亚非拉兄弟打入敌人内部，发展壮大自己，也许会在无意之中帮助中国实现崛起呢。
　　　　
　　　　东正教文化区要厉害的多。特别是俄罗斯这个核心国家，值得中国深入研究。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俄国与我们共同语言最多，经济互补性最强，冲突相对较少，如果能和俄国处好了，它会是一大助力。
　　　　
　　　　我对俄国的思考很多。许多人指出，中国现在腐坏横行权力无制衡，是因为没有引进西方模式；是因为中产阶级没有形成；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够；是因为人民文化素质不高……等等。请看俄罗斯：它全盘引入西方体制，有一人一票制度框架；它拥有现代社会结构，完成了城市化，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优势主体民族，实现了政教分离；它的教育水平居世界前列；它与西方同属基督教的大圈子。他还缺什么条件呢？为什么仍然腐败横行，连铁腕普京都束手无策？
　　　　
　　　　我前贴提到过一元制衡的设想，回贴拍砖者很多。其实，许多回贴所指出的“路径”，我在提出“一元制衡”设想之前，已经反复研究过了。对于一种方案，我的思维方式是三步。第一步，考虑该不该这样办。若该，第二步再考虑客观条件，能不能这样办。若能，第三步再考虑，这样办的代价是什么，中国人能不能承受。在排除了不该办的，又排除了该办但根本不能办到的，又排除了该办能办但代价过高不可承受的，最后我设想——也许，在一元体制之下，在人民素质普遍提高的信息化社会中，通过社会结构再造、权力边界再造，能够实现权力制衡。
　　　　
　　　　比如有个兄弟主张：司法独立。其实咱们说的并不矛盾。好比，我在探讨怎样才能找到饭的问题。而你批评说，这太复杂了，最重要的是——去吃饭。我赞成你的观点，但关键是怎样才能吃到？在中国，司法独立在制度层面上从来都不是问题，从来都是这么规定的，但就是落实不好。你提出司法独立，怎么才能办到？答：靠司法改革。那么，司法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再答：是司法独立。这么转着圈说，就变成“何不食肉糜”的命题了。在现行体制下，让司法完全独立于一元之外，是不现实的。而且，司法权力也同样需要制约，“我爸是李刚”即一例。若解决不了权力制约问题，司法独立只会变成二元无制衡，更糟。我考虑，较为可行之法，仍是寻求一元之内的制衡之道。信息社会乃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请注意，我是说“可能”，成为现实，还需大量艰苦的努力。我觉得，一元制衡最可能首先在司法领域取得进展。社会公众对孙志刚、“躲猫猫”等事件的监督和推进即为实例。但，这些偶然事件还缺乏制度保障。应通过制度创新，迫使司法程序彻底公开。目前从技术角度来说，已经完全具备条件，而且成本极低。
　　　　
　　　　扯远了，回到俄罗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叶利钦全盘引进西方体制，这符不符合有些兄弟提的“打破一元”主张？俄罗斯打破一元之后，司法独立否？权力制衡否？你说它该再怎么办？我在前面有个贴子说过“汽车理论”、“118理论”。我把俄罗斯和中国都列为建立制衡机制的“零件”缺项最少的国家。在信息化社会条件下，俄罗斯的权力制衡走到中国前头，也未可知。
　中国大学的公关专业是一门新学科，九十年代才引进的，当时争议还颇大。同时，中国每年都派干部到海外搞公关培训。学习国外经验是应该的，但把公关当成舶来品就可笑了。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太远就不提了。就近代来说，从理论到实践，中国才是政治公关的祖师爷。毛选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公关之精髓，就是认清敌友，撇清利弊，团结一切可团结之力量，共同对付敌人和解决问题。这方面中国有整套理论，统战理论即高层公关，群众路线即基层公关。可惜某些人当官太久了，只知享福，把传家宝忘光，跑到海外学点末技回国到处兜售，还标榜这是解放思想。如此下去，堪忧啊。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全球公关的发展阶段。利益所在，不公关不行。民间出于爱国关切，有许多批评和议论。我认为，对美、欧、日、俄、印、伊、非、东盟等世界主要力量板块，国家高层和外交界、国防界早有公识和大致规划，从外交反应可见端倪。就是：稳住美国，团结俄国，镇慑周边国家，拉拢其余国家。虽然一些具体操作值得商榷，目前外交大方向没有问题。
　　　　
　　　　比如，今年南海之争。这个问题上，就国家心态而言，中国比较淡定，越菲比较着急。因为，只要问题没有尘埃落定，各方就一直存在对峙张力。中国发展太猛，照此下去，再过十年，中国在亚洲可能无人能制约了。这对那些存在领土争议和历史恩怨的小国来讲，心理压力极大。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越南人来体会体会。今年的事端，问题并不复杂。中国没有什么出格动作，挑事者就是越南和菲律宾。其所恃的，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而在关岛增防，意在重返亚洲。对越南、菲律宾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希望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最好是争取趁老美还有足够力量，能主持局面，给个说法。
　　　　
　　　　客观地说，南海问题将来的解决，必然是各方都作出让步。百分之百按我们的主张办，也不现实。我们把界线推到他们海岸边了，要按这个划法，马来西亚人在海边散散步算是边境巡逻，下海游游泳还得办个签证。长远来看，各方都要表现出灵活性，才可能解决问题。但是问题越往后拖下去，对小国们越不利，他们可打的牌越来越少，就必须做出更大让步才行。
　　　　
　　　　双方民众表现很有趣。越南人利用周未时间，坚持几个月抗议，中国人该干嘛干嘛，只在网上有些口水和板砖。有些人批评中国公众表现麻木，这纯属胡乱批评。双方公众的表现，不是因为谁有理谁没理，也不是因为谁爱国谁不爱，根本原因是实力对比的问题。你把一只老虎和一条狗放进一个笼子里，狗的情绪反应肯定会更激烈一些，它实力有问题。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今后这段时间的体制改革、社会发展、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成败。所以，任何其他的问题，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大局。就目前而言，对周边小国，应以经济上吸收、军事上震慑为主。若发生了军事冲突，是国际反华势力最最希望看到的。我们不能怒而兴师，中人圈套。一旦开打，不管战场结果如何，在大势上都是失败的。越南、菲律宾就在中国旁边，跑不了的。中国根据形势，以后若自身确有这个需要，再打他不迟。
　　　　
　　　　中俄相互让步，平分黑瞎子岛，彻底解决领土问题，表明双方都认清了形势。再加上建立上合组织，中俄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这对西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区，不会对中国崛起构成实质性竞争，因此，他们是中国极力拉拢、借力的对象，也是西方极力拉拢、挑拨的对象。以目前中国国力，西方国家一般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通过其他国家，搞“代理人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印度大陆从来是一盘散沙，小国林立。英国殖民时期以武力统一了印度，并把印度教文化区做为一个整体，留给了独立以后的印度，这也算是殖民者赠予的丰厚遗产。所以，东方三大文化区当中，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最激烈、最直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最实质、最深刻，而印度目前与西方冲突最小，感情最暖昧。西方很乐意拿阿三当枪使，来对付中国和伊斯兰。西方嘴里整天宣扬印度崛起，眼睛却盯着中国。阿三这个家伙确实让人比较无语，西方一教唆，跳得比猴都高。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故意装傻以捞取西方的好处。
　　　　
　　　　本贴分析过，印度虽然有许多现代成份，但整体上仍然处在传统社会。作为传统之中的宗教，印度教不比伊斯兰教更开明。伊斯兰教宣扬社会平等，人人都是兄弟姐妹，而印度教还要划定种姓和贱民。历史上住在巴基斯坦等地的印度教徒，后来大量皈依伊斯兰教，这是原因之一。社会在向前发展，而且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印度迟早会发生宗教革命。若能和平改革当然最好，但不能排除发生动荡和分裂的可能。西方砖家们反复强调，印度发展虽慢，但它拥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能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中国可能发生动荡而印度绝对不会。这是扯蛋。我们还年轻，大家可以走着瞧。
在印度问题上，我们几代领导人坚持了正确做法。就是：尽量团结，搁置争议。实在不过去了，就快打快回，让他清醒清醒就行，不把自己陷进去。
　　　　
　　　　有人认为，六十年代不应该弃地后撤，应该据地移民。其实，从战术上讲那块地根本守不住。后勤线太长，靠耗牛马队，靠羊肠山道，翻越喜马拉雅山送军需，而且冬天还封路不通，这种仗没法坚持长期打下去。不仅当时守不住，搁到今天也守不住。藏南问题如果想用武力解决的话，不能战术性地局部解决，必须整体解决——即对印发动全面打击，迫使其签定停战协定，认输放弃藏南。
　　　　
　　　　但是，中国不能这样做，条件还不具备，条件具备了也不能做。正如前贴所述，任何其他问题都必须服从于中国崛起的战略大局。试想，如果你是个美国人、日本人或者欧洲人，当你得知，中国与印度打起来了，或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打起来了，是不是会非常高兴？我们不能让他们高兴。我们面对的敌人，有小的有大的，有远的有近的，有明的有暗的，如果一个一个地去解决，非常麻烦。我们不能落进圈套，为吃一子而失大势。其实，今天的形势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一百年来，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利过。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机会，给小的大的远的近的明的暗的敌人来一个整体性的致命打击。这个打击就是——避免陷入矛盾和战争，以8%左右速度继续高速发展15年到20年！
　　　　
　　　　前贴讲过，印度其实不构成对中国的实质性竞争。西方也很清楚，印度也不构成对西方的实质性竞争。对西方而言，苏联和中国是很难搞垮的，而印度很容易搞垮。印度的种族、民族、宗教、教派、阶层、种姓等矛盾交织在一起。许多地区至今还有毛派武装、分裂势力在活动，今天伏击个政府车队，明天端掉一个警察局。中国出一点小事，西方媒体炒翻天，一大堆政要腆着脸出来严厉谴责。印度成天出事，事情比中国还要严重的多，西方国家只当没看见。有人说，这是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西方国家偏护它。胡扯。原因是为了用它制衡中国，利益使然。哪天要是利益发生冲突，傻逼才会顾及共同的民主制度呢。今天的印度社会，实际上一直处于半垮状态，没分裂是他命好。他要感谢中国这堵挡风的墙，如果它处在中国的位置上，早被西方大卸八块了。
　　　　
　　　　在印度问题上，中国具备战略眼光，姿态也要高得多。印度一直庇护达赖集团。试想，作为邦交国家，印度五十年如一日地庇护中国分裂势力，让“流亡政府”设在境内，还公开活动。这太不正常了。要说分裂势力，印度境内的分裂势力比中国多得多。比如，东部的阿萨姆邦分裂势力、比哈尔邦毛派武装等。虽然国外也有人指责中国暗中支持这些势力，但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中国确实没有对这些势力提供支持。
　　　　
　　　　这种高姿态，不是因为中国软弱，而是没有必要。其一，在中印较力中，中国力量强得多，支持巴基斯坦一下，就满够印度喝一壶了。不需要再去花钱拉拢这些势力。这些势力的行为也不规范，喜欢搞恐怖活动，上不了台面。其二，把印度搞垮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和印度都是后发国家、大文化中心国、人口大国，因此共同语言不少，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中国都需要印度支持。四大文化区中，一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崩溃，伊斯兰地区已经群龙无首，如果印度再垮成十几个国家，对中国也不利。总之，对印度，震摄是手段，拉拢是目的，领土争议暂时只能搁置一下，日后再说。
近日李光耀新书《双语之路》面世。他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当年不能以华文作为工作语、为什么不能容纳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他也承认，自己在华文教育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如果我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其实，老李关于“犯过错误”的认识，还是出于一贯的实用主义，因为中国强大了而已。作为移民为主、高度外向的小国，新加坡使用英语，也许算是一个实用主义有利之选。新加坡社会发展部官员庄日昆的评价很实在：“双语政策正确还是错误，日后历史自有评断。但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但印度以英语为教学工作语言，就不能用一句实用主义可以说清楚了。由于种族民族复杂，印度最大民族印地人（印度斯坦人）不到一半。如果推行印地语，势必引起其他民族的反弹，对国家的统一很不利。以印地语、英语并列官方语言，而实际通用英语，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欧洲人如果学习外语，除英法之外，主要是汉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印地语没有几个外国人学习。印度曾向联合国提出，印地语是除汉语之外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应列入联合国工作语言。但联合国反应冷淡，你还是自己先把它当做工作语言再说吧。像印度这种世界级的、原发性的、大文明的核心国家，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会造成哪些正面和反面的影响？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只看几十年，要看几百年才行。这个问题，我没想清楚，所以不做结论。
　　
　　对于伊斯兰世界，国观网友的看法分歧较大。这种贴子也很容易引发争议和歪楼。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我的一个观点：除土耳其（和几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之外，广大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社会主体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宗教也处于传统状态。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按照这个前提，理解再去看待伊斯兰世界，也许会更客观平和一些。
　　
　　由于地缘原因，对于西方人来说，伊斯兰文明处于近东和中东，而中国和印度处于远东。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近邻，双方已经乒乒乓乓你来我往的打了一千多年。西方历史上的十字军，经常是大败而归，甚至是大败无归，只是在近代才占据了绝对上风。目前，伊斯兰国家仍然是东西方冲突的最前线。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描述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边界上的冲突。
　　
　　如果说，印度是西方赖以制衡中国的一大力量，伊斯兰世界就是中国赖以制衡西方的一大力量。我前面提到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用对付苏联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原因，一是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强大和霸道，而且主动改革开放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二是接纳中国对西方有经济利益；三是西方当时没有估计到中国后来的发展速度。到了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国发展的苗头越来越明朗了。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不同于印度，开始采取措施进行制衡。那五年里，相继发生了台海危机、南联盟炸馆等事件。小布什一上来，直接批评克林顿对华不够硬，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第一年就是南海撞机事件。从当时局势来看，美国矛头已经明确转向了中国，新冷战呼之欲出。在危急关头，本拉登见义勇为，挺身一记重拳，把老美的注意力全给吸引过去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了两场反恐战争，给了中国十年黄金发展期。
　　
　　有人说，法国德国数百年恩怨，如今都消解了。现在西方在拉拢伊斯兰国家，而且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和利比亚都发生了政局洗牌，亲西方势力上台，西方会不会同伊斯兰结盟呢？很难。伊斯兰世界一盘散沙，许多国家亲西方。但是，从长远来看，西方文化区与伊斯兰文化区的对抗很难消解。历史中的千年恩怨，还可以化解，但现实中的以色列问题，简直是无解。英美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是两大文化区关系的一个死结。我认为，如果美国人预料到今天这个局面，当年是不会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当年的西方，自以为主导着世界的命运，太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太低估了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太轻视甚至太无视了阿拉伯民族的感受。
　　
　　中国政府长期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有人批评这个立场过于僵化和意识形态化。我个人虽然很佩服犹太民族的能力和智慧，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个立场，首先是一个绝对正义的立场，其次又是一个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立场。为什么说这个立场是正义的？又如何看待阿拉伯人在反犹反西方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极端和非理性？这个问题没有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所以我们不容易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很容易理解了。
　　
　　例如，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土耳其前总统公开宣称：“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区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西方杂志也大肆宣扬，我记得看过一则美国漫画：一条龙把手伸到长城之外，抓住了新疆。土耳其人的祖宗，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突厥人。突厥人曾让我们的祖宗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没少办坏事。直到唐朝，中国终于发威，太宗时灭东突厥，高宗时灭西突厥，突厥余部西迁到中亚地区，后来有一支迁到土耳其，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和后来的奥斯曼王朝。所以，从新疆到土耳其一带有许多突厥语系民族分布，被国际上称为突厥走廊。仅管有这个历史渊源，我想，土耳其如果以此为理由想染指中国利益，每个中国人肯定火冒三丈。一个四川哥们就对该总统的言论大为愤慨：“这个胎神，开的锤子黄腔哦！龟儿子，方脑壳，瓜娃子，格老子，鸡儿你个先人哦！你个铲铲！！”
　　
　　突厥人迁出东亚，比犹太人迁出巴勒斯坦还晚500年以上。如果犹太人有理由回迁，那土耳其人是不是也可以跑回来复国呢？大家试想，如果真有一帮突厥后裔从中亚、西亚跑回来，趁着中国内乱之时，在晋北、陕北、内蒙割占一块地成立个国家。我们去攻打他，可他有超级大国支持，武装先进，我们每次都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为世界人民所笑。在超级大国帮助下，他还加入了联合国，他还暗地里拥有了核武器，而我们搞核武器没搞一半，核设施就被他用先进战斗机给摧毁了，我们完全拿他没折。我想，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凡是有点脾气的中国人肯定会气疯。不管他是军是民都是侵略者，老子就要隔三差五给他安个炸弹，让侵略者过不上安稳日子。
　　
　　说这几句话，不是要支持恐怖主义，更不是说袭击平民滥杀无辜有理。中国一直也受恐怖主义之害，是最坚决的反恐国家。我的意思是：一，目前恐怖主义为害世界，西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二，从这个例子，兄弟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个死结一时很难解开。
　　
　　对伊斯兰国家，目前网友中偏激的看法很多。这些看法，一方面来自西方媒体和受西方影响中国传媒，一方面来自具体事件。比如1998年印尼反华浪潮对中国人刺激很大，近年来新疆分裂分子的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许多人都很怀念王震将军。对反分裂问题上，我本人是一个鹰派。但是，我认为中国在处理中伊关系上，必须比处理中印关系更加慎重。
　　
　　综合来说，四大文化区当中，较之西方和印度，伊斯兰文化区是和中国共同利益最大、相互冲突最少的一个文化区。虽然伊斯兰国家有某些人出于利益、宗教等原因，暗地或者民间给疆独分子提供支持，但伊斯兰国家全都承认中国在台湾、西藏和新疆的核心利益，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公开支持疆独。我们应该全盘考虑，对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见招拆招，对分裂分子，露头就打，打就要往死里打，绝不手软，同时，切忌上纲上线，不能把问题扩大化，不能打击一大片。西方媒体拼命炒作这些问题，来挑唆中伊关系，目的昭然。中伊为这些具体问题搞对立，得不偿失，毫无必要。
近代以前的欧洲、建国以前的中国以及目前的伊、印国家，都属于传统社会形态。前贴说过，西、伊、印的传统社会是宗教型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必须通过文化改革（宗教改革或者伦理改革），对旧有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进行一次扬弃。
　　
　　宗教在人的观念中的作用，最值得注意。在宗教主导的传统社会中，一个基本特征是宗教主导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宗教观念高于国家、民族和法律。当A国与B国家发生战争时，若A国中某些少数族群的宗教信仰与B国的主流宗教信仰相同，则这些少数族群极有可能倾向B国。比如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若发生冲突，政府对马来族新加坡人的立场就感到比较头痛。这就是传统社会当中宗教高于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已经进行过宗教改革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中，这种倾向就不太明显。
　　
　　其实，伦理主导的传统社会也有这个问题。因为伦理纲常是社会之基，所以对伦理的强调往往高于法律，甚至高于国家。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即，若老爸犯法，儿子应为之隐瞒，反之亦然。由家及国，推而广之，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京戏《四郎探母》中，辽国公主被塑造成正面人物，她帮助丈夫窃令箭出关，把夫妻情份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也是传统伦理社会的必然价值取向。因为公主既嫁，就是杨家的人，而不再是萧太后家的人。三纲中有“夫为妻纲”，没有“母为女纲”。所以公主最关心的，不是杨四郎返宋会不会损害辽国利益，而是返宋后还回不回来。杨四郎跪地发誓：“我若探母不回转，黄沙盖脸尸骨不全。”在夫妻关系得到有力保障之后，“夫为妻纲”就继续发挥作用——“驸马后宫巧改扮，盗来令箭你好出关。”呵呵。直到今天，中国到处仍然是“人情大于法”，也算是伦理型传统社会的遗存吧。
　　
　　东方三大文明，中国在最东，最后一个遭到西方入侵。虽然中国文化的自觉很漫长很痛苦，前贴中曾讲过这个过程，但是相比而言，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要快于伊斯兰地区和印度。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历170年。其间，为打破传统的伦理社会观念和结构，与现代社会实现兼容，中国进行了多次自我文化反思和变革。我认为重要的有四次：一，五四运动。全面引入西方文化，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二，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解放后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三，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大破四旧”。四，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化的二次引进，以及中国文化的全面反思。现在回头看，每次变革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变革远远得不偿失，酿成浩劫，比如文革。但是，通过这些自我变革和洗礼，中国一步步走出传统社会，形成现代社会观念和结构。这体现出中国文化的韧性和适应性。如果与西方宗教改革史相对比，其实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和可变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西方。假如西方在顽固的中世纪遇到了先进文明的入侵，它要转弯不见得像中国转这么快。
　　
　　既然讲到这里，有必要对义和团再说几句。
　　
　　在讲中国文化演进时，有个贴子专门分析过义和团，当时我写道：“义和团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所产生的、本能的、带有某种正义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的一次反作用力过程。”当时，受限于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谈到，所以我对义和团只评价了一半。今天我们已有条件评价另一半了。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非洲、东南亚被瓜分殆尽。由于英国通过战争打败列强，得以独吞印度次大陆，只在沿海给法国、葡萄牙留了几块落脚的港口殖民地。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没有被西方直接瓜分掉？我认为主要原因，得益于义和团以命相拼的不屈抵抗。
　　
　　有人可能拍砖说，楼主要搞清楚啊，当年是义和团违反国际法，围攻使馆区，才引来了八国联军。不错，从具体事件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此前没有义和团，英法一样打进北京，俄国一样侵入东北，日本一样发动海战。此后没有义和团，日本一样发动918事变，进而要全面灭亡中国。虽然从具体事件上看，八国联军是义和团的不理智行为引来的，但从历史大势来讲，义和团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当时，西方列强瓜分世界都发狂了。即使义和团不暴发，列强也会以另一种借口来瓜分中国。十几年后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惨遭瓜分，就是明证。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是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还是继续保留清帝国？扩大殖民地，当然是好事。我分析，列强有以下几个考虑，一，中国人满为患，没有直接移民的价值。二，中国积贫积弱，保留下来也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如果预料到今天，列强当年不顾血本也要把中国大卸八块。）三，列强对如何分脏各怀鬼胎，若分脏不均可能引发战争。四，直接统治中国的难度太大。义和团给西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光着膀子，念着咒语，就敢迎着枪口冲。要统治四亿这种愚昧之极、疯狂之极的野蛮人，实在太麻烦。看阿三多么温顺，用几千英军就可以统治上亿人几百年时间。在中国进行经济殖民的收益，可能还不够支付统治成本。这种经济殖民完全可以通过控制中国政府来实现，这是最经济的选择。这样，躲在西安苟延残喘的清廷得以保留。
　　
　　可以想像，如果中国成为殖民地，肯定不会像印度那样得到一份丰厚的殖民遗产，命运一定跟奥斯曼帝国差不多。从当时形势来看，新疆、蒙古、东北北部沦为俄国殖民地，东北南部和福建沦为日本殖民地，长江流域和西藏沦为英国殖民地，山东沦为德国殖民地，两广和云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今天就不会再有统一的中国。如果幸运的话，汉族地区在独立以后能够统一建国，国土也仅有四百万平方公里左右。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都会在远东各殖民地之间打响，中国人将成为列强炮灰。
　　
　　一些中国的知识精英，洋墨水喝了很多，文明了、进步了、民主了，在海外大量地阅读英文档案（当然这些文献基本是真实的），自以为把历史看得透彻，就大肆嘲讽同胞都被洗脑，大肆嘲讽和辱骂自己的祖宗，觉得这群愚昧可笑的疯人就该被文明国家的正义之师屠杀。不错，义和团头脑愚昧，举动野蛮，他们曾屠杀过宗教界的慈善人士，屠杀过大量信教的中国妇孺，这些罪行不容回避。但这是当时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所致。然而，正是这些无数个主观上蒙昧的“拳匪”，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客观上使中国避免了“瓜分豆剖”的悲惨命运。
　　
　　从清末民国时期的“拳乱”，到建国以后“伟大爱国主义运动”，再到某些专家学者们口中的“愚民暴民”，再到一个文明的生存本能，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和走投无路的绝地反击——这就是我对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
　　

日月丽天

‘没有老婆，不等于孤身睡觉’
看得出，楼主挺实在的
楼主高明之处在于将严肃的问题戏谑化处理
调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嘛

日出东方

中国有必要登高望远，以地理、历史、人文三个维度，对世界进行系统研究，总体把握，统筹兼顾，合纵连横，为国家崛起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培养更理性、更务实、更符合实际的国民心态。
看情况已经开始调整了，这次和熊的军演主题已经突破了以往

qysyp

第一步，考虑该不该这样办。若该，第二步再考虑客观条件，能不能这样办。若能，第三步再考虑，这样办的代价是什么，中国人能不能承受。在排除了不该办的，又排除了该办但根本不能办到的，又排除了该办能办但代价过高不可承受的，最后我设想——也许，在一元体制之下，在人民素质普遍提高的信息化社会中，通过社会结构再造、权力边界再造，能够实现权力制衡。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