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讲：加快推进城镇化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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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主张加快推进城镇化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10年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再度强调这一观点，认为这是跨越中国生产和消费“二元结构”鸿沟的唯一路径。

　　他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现在有很多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是周期性的内源性因素，表现为总体过剩并主张采取总量宽松的政策，甚至是激进的宽松政策，包括不要考虑赤字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而扩大国债购买量，央行可以直接买股买债等等。

　　“自07（2007年）危机以来，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不够宽松吗？M2从07危机前的40万亿元人民币已经猛增到去年的超过180万亿元，折20万亿美元的货币增量已经比同期美日欧央行QE（量化宽松）所增发的货币量还大，而中国经济规模到目前也还只是美日欧之和的1/3。”他说。

　　他进一步指出，到去年末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占GDP的3%，如果包括地方债，广义赤字率已到10%左右，财政政策也不可谓不宽松了。但为什么总量宽松的反周期政策止不住经济下行？在他看来，外部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即使有也不是经济持续下行的主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是碰到了“二元结构”鸿沟。

　　所谓“二元结构”，就是指中国有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标准，但是人口的主要群体是低收入人口。根据王建的计算，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1.2万美元GDP就属于高收入人口，而4,500美元还处在中低收入水平。

　　王建认为，这种二元结构社会，使中国的一部分先富人群在新千年初期就进入了有能力买房买车的时代，因此中国自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新全球化的外需拉动，也得益于先富人群的住房与汽车需求拉动。

　　2007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年，虽然外需显着萎缩，但是由先富人群引发的房、车需求尚未到达高峰，所以中国经济尚能保持住一定的增速；但是到2010年之后，先富人群的房、车置业陆续完成，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终于量变积累到质变，就是去年发生的房、车需求突然掉头向下的情况。

　　“有两个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就是楼市和车市在去年以来所出现的突然反转。”王建提醒，房、车一体，有房的人才会买车，而有房有车是从小康生活进入现代化生活的标志。

　　但是房、车的突然滞销，是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迈入现代化阶段的标志吗？显然不是，因为从千人汽车拥有量看，美国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还差得很远；房子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不是不想买房，而是买不起房，80后、90后更是如此。

　　他分析指出，从楼市看，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2016年增幅还高达23.3%，但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12月的-2.2%，进入负增长，到去年11月，累计负增长已猛增到-26.8%，去年300个城市的土地成交金额首次出现负增长，自2017年以来土地流拍现象突然增多，去年已高达6%；车市方面，2018年全国汽车销量为2,808.06万辆，同比下降2.76%，为28年来首度出现下滑。

　　**加快城镇化是摆脱经济下行压力的唯一出路**

　　王建曾在2009年写过题为“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的文章，此次再谈不仅是在延续以前的思考，更是突出了该项政策的紧迫性。

　　在他看来，“二元结构”早就不单纯是个理论，而是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障碍。因此以城市化为纲，打破二元结构，引领中国经济从外需转向内需主导增长，就是既关系到在短期内制止经济下滑，又决定着到2035年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宏观政策与战略任务。

　　早在三年前的2016年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就指出，城镇化还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进一步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摆上了国常会的讨论桌，会议还确定，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而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提到，今年重点工作包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

　　王建指出，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结构是“金字塔”型，就是底部大越往上越小；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是“橄榄形”结构，就是两头小中间大；而中国这样的“二元结构”就是典型的“工字型”结构，是上面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很小，下面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人口主体。

　　由于3亿先富人群的“头部效应”消失，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就相应消失了。巨大的消费断层也使得楼市与车市的萧条预计短期不会结束，因为10亿中低收入人口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房、车购买力。住房和汽车从需求看是最大的消费品，从供给看是最大的产业集群，所以房、车需求走入的长期低迷，就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长期下行压力。

　　他认为，在中国的人口主体有能力购买房、车之前，中国已经形成的庞大产能将在很长时期内失去需求端的对象。这个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是不可能用总量政策解决的。

　　“我们总说流动性不足问题，似乎只要央行肯于释放货币，东西就能卖出去。但是如果供给遇到了不可跨越的需求鸿沟，使商品失去了流动性，商品不流动，货币能流动吗？”王建称。

　　很显然，只有打破二元结构，重新沟通总量循环渠道，中国经济才能走出低谷，而中国低收入人口的主体是8亿农民，这就提示了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内需的道理。

　　农民工进城定居，就必须解决好住房和社保这两个问题。他建议可以采取类似香港的“丁权”和重庆的“地票”方式，把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田按单位面积折算，用以交换农民工进城的廉租房和社保。目前农村“新土改”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工作，给这种“二换二”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按有关测算，安排一个农民工转换身份，包括住房和社保需要大约10万元，因此7亿农民进城需要70万亿元，为此可以发行30年期每年5万亿元的城市化专项国债，未来17年就是大约85万亿元。年均进城的农民大约就是4千万人。起步阶段可以低一些，比如在3千万以下，高峰时可以安排5千万上下，国债的发行规模也可以随城市化推进速度而安排。

　　“发展经济学说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有明显高出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就是因为人口主体处在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因此城市化不仅可以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而且可以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所以未来15年内，只有中国能依靠城市化所创造的巨大内需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甚至再现高速度。”王建称。

　　内忧外患之下，中国2018年GDP增速6.6%创出28年新低，其中四个季度是逐级走低，四季度增速6.4%为近10年低位。内外需双双走弱意味着中国经济下滑趋势很难避免，2019年上半年料继续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