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浮生：逆向民族主义简史

大参考

　　（一）

　　中国首部重工业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引爆中国人观影热情的同时，也让另一种现象浮出水面，那就是针对这部电影的恶意差评。

　　任何一部电影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特别是科幻电影这个门类，中国人的经验本来就少，出现各种硬伤瑕疵也是难以避免，不是说不能批评。

　　但是有一类批评明显偏离了电影本身，而仅仅因为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拍的，中国人演的，甚至仅仅因为其中一个演员曾经演过另一部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电影，就对这部电影进行贬低嘲讽，无论如何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这一现象并非孤立存在。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舆论界中长期存在一种特定群体，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华夏文明持有近乎应激性、潜意识的、针对性明确的厌恶与仇恨情绪，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舆论的“主流”。由于这一症状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极为类似，因此他们也被冠以“PTSD患者”的称号。

　　这些“PTSD患者”热衷于谈论中国人的“劣根性”，“奴性”，华夏文明的腐朽落后，另一方面则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各种各样的赞美、崇拜、向往。这样的言论自然会激起另一群人的反感与愤怒，因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

　　在这些论战中，一个关键词高频出现，那就是民族主义。

　　在PTSD患者看来，民族主义就等于独裁专制、集中营、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义和团；民族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必须除之而后快，因此这些人也被冠以“逆向民族主义者”的称号。

　　如果放眼世界，情况就更加有趣。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一直自称是“民族主义者”，欧洲各国也普遍出现民族主义抬头的现象，引发了各国程度不一的政治斗争。

　　那么，到底什么是逆向民族主义？这种思潮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评价以及对待它呢？

　　本系列将纵观古今，聊一聊逆向民族主义的前世今生。

　　一、民族主义的由来

　　要想知道什么是逆向民族主义，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十分复杂，大概有两百多种不同的定义，一一辨析是不可能的，只能择其主流进行简述。

　　按照学术主流的说法，民族主义的概念最早发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曾经一统天下的天主教神权体系已经无可避免趋于瓦解，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之上再无权威，而所谓的国家即为民族国家，体现为一种“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l model of nation）或“国民的民族模式”（a people model of nation）。

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的签订

　　这些“民族国家”的崛起，一方面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强盛，另一方面则带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的对外扩张的需要，肆无忌惮地表达对自己以外的民族或国家的厌恶与蔑视，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演越烈。

　　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接踵而至的拿破仑时代，则进一步催化了整个欧洲民族主义的觉醒。首先在法国大革命前期，法国面临反法同盟的围剿，国家危在旦夕，法国人爆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高唱《马赛曲》（现为法国国歌）与敌人作战。当拿破仑登基称帝，法国人的铁蹄踏遍欧洲，又轮到欧洲各国民族主义觉醒，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与法国军队作战。

马赛曲浮雕

　　以美国独立战争为起始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则代表了另外一类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在殖民地广泛发展，为独立运动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于是才会有北美、加勒比海、南美洲各殖民地相继独立的情况出现。

　　二十世纪，以中国革命为代表，反殖民、反侵略、反压迫运动席卷全球，也就是民族主义席卷全球的结果。与之前几个世纪不同的是，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之上，还存在两大超民族、超国家思潮，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及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

美苏冷战

　　这种情况反而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欧洲，国家之上还存在超国家的天主教神权体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共产主义体系崩溃，自由主义体系一统天下。然而到了今天，自由主义体系也显现出崩溃前兆。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主义？

　　首先，对民族主义做如下描述：以某一个特定人类群体的利益为基础的思想及运动。该特定人类群体基于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文化习俗、共同的道德观念，彼此相互识别并达成认同。

　　更抽象地说法，民族主义是不同人类群体相互斗争的产物，是识别“自己人”与“敌人”的身份标识，是连接自己人的情感纽带。

　　与宗教或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人群划分不同，民族主义的产生通常是被动的，是面对共同敌人的威胁时，出于求存的需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动员力量的思想动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国共之间握手言和，各种土匪、流氓、黑帮、军阀都尽释前嫌一致对外，为抗日做贡献，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结成的统一战线。

　　民族主义是斗争的产物，它一旦产生，就不会自动消亡，而是按照自身的逻辑继续发展。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斗争性。

　　如果敌人不复存在，那么针对自己人的精神动员也不复存在，民族主义就会自动消失；反过来，民族主义为了维系自身存在，就要想方设法去寻找一个外部敌人。

　　这方面，美国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一直在给自己寻找一个外部敌人，如果没有就塑造一个。美国诞生初期，原宗主国英国是它的敌人；后来，德国和日本成为它的敌人；再后来，苏联成为它的敌人；然后又轮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当美国独步天下之后，恐怖主义又成为它敌人。如今，不论中国怎么想，美国都要把中国推到它的敌人的位置上去。

　　由于民族主义是与斗争相互联系的，因此它会在两种状况下达到巅峰：

　　一种是主体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称之为保护性民族主义，此时所起到的作用是保护主体民族的继续存在，这也通常是民族主义诞生的过程；

　　另一种是主体民族相对于其它民族具有相对优势，称之为扩张性民族主义，主体民族对于本民族所取得的成就充满了自豪感，进一步激发获得更大成就的动力，这是推动大国崛起的重要精神支柱。

　　二、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我们常说“中国特色”，是因为中国确实独一无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也充满了中国特色，上述描述对于中国也并不完全适用。

　　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实际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都是独特的，因此各种民族主义也有各自的特色，但是由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其他所有地区都存在显著差别。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华夏民族从诞生初期就是一个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广土巨族”，中国的文字是主流语言中唯一的表意文字，华夏民族是唯一绵延五千年，未曾发生文明中断的民族，这一切都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西方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

　　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母亲河，然而这条河流十分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泛滥、改道，给华夏先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为了驯服黄河，各个部落联合起来，在英雄人物大禹的领导下，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暂时消除了水患。此后几千年间，中国人不断与黄河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与自然敌人的斗争中，中国人彼此依靠，相互信赖，结成“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华夏民族的由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电影《流浪地球》中，人类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组建联合政府，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克服艰险，奋勇前行，也是华夏民族精神的体现。

　　华夏民族也是在保卫家园的斗争中诞生，但是它不针对任何人类敌人，因此它也不会因为外部人类敌人的消亡而消亡。华夏民族的核心精神是利用技术，改造自然，将家园变得更美好。

　　由于要应对自然的挑战，那就必须抛弃鬼神崇拜，解决实际问题。华夏民族是最早从原始蒙昧的神灵崇拜中挣脱出来，将主要精力花在如何提升技术手段，发展生产力上，因此文明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文明。

　　华夏文明历史上的超级工程，例如长城、大运河，都是出于实际功能需要而修建，而其他文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金字塔、神殿、大教堂、斗兽场，都跟发展经济没有半毛钱关系。

　　文明境界高下立现。

　　华夏二字中的“华”，是由植物的“花朵”义发展成一个褒义的形容词，表示光华、繁荣、文明进步之意，“夏”字古通“厦”，表示高大华美的房屋。先民们以“华夏”自称，言语中流露出强烈的自豪感，表明自身处于文明的中心。

　　从一开始，华夏民族就不针对任何其他民族，而是以华服美食、诗歌艺术、音乐舞蹈，琼楼玉宇，各种高大上的富裕生活方式为特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华夏民族的这种文明特征，使得周边民族产生了“自惭形秽”的心理，厌恶和抛弃自身落后的文化传统，对华夏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不由自主地心生向往、引发疯狂崇拜和归化。

　　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在自然力量面前，人类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因此要与自然斗争，人数是多多益善。因此，华夏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归化，也基本持乐见其成的态度。

　　世界最早的一批“逆向民族主义者”，也就在这些周边民族中诞生。

　　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的范围也不断扩张，从黄河中下游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由于异民族的不断归化，华夏民族的规模也在不断膨胀。

　　三、华夏文明危机与逆向民族主义

　　与前述西方特色的民族主义对比，可以进一步发现如下特征：

　　1、西方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敌对性和封闭性，生是本民族的人，死是本民族的死人。

　　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高涨，只会激发其他民族自身的民族主义与之对抗，而不会造就广泛的认同感，即使拿“自由平等博爱”这种高大上的话语说事也不好使。就算想里通外国当带路党，也很难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因此，在这些民族中，叛徒、X奸只是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几乎没有“逆向民族主义者”生存的土壤。

　　2、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是开放性的，以精神认同为特征，不存在明显的封闭性，因此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逆向民族主义”。

　　所谓“逆向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样是以民族利益为核心关切，只不过民族主义的对象是本人所在的民族，而逆向民族主义则是以否定本民族的利益为核心关切，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消灭本民族（的精神）。这种否定有可能是为了其他民族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某种超越民族的意识形态。

　　“逆向民族主义”一词在本文中一般是中性的，并没有特定的贬义或褒义色彩。比如，古罗马时期的犹太人约瑟夫斯是一个逆向民族主义者，由于对罗马文化的向往，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厌恶，他可以带着罗马军队对耶路撒冷屠城，差点将犹太人灭族（参见《史上最成功的“带路党”是如何灭亡自己的祖国的？》）。卡尔·马克思同样出身于犹太民族，也是一个典型的逆向民族主义者，他消解犹太民族精神的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

　　在《论犹太人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写道，“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犹太人的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犹太人的解放需要消除这一经验本质——经商牟利及其前提，消除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因此，“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

　　开放性是一柄双刃剑，当华夏文明强大时，周边民族就会出现大量心向华夏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当华夏文明衰弱时，本民族内部也会出现大量反华夏的“逆向民族主义者”。

　　换句话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众多汉奸，正是华夏文明的本质决定的。

　　华夏文明第一次危机，发生在西周末期，以公元前771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攻陷西周都城镐京为标志。都城落入华夏文明圈之外的异族之手，这是自古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大事，对人们心理上的冲击极为强烈，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出现重大危机。

　　这次危机持续了几十年，直到齐国在管仲的辅佐下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逐渐强大起来，实行“驱逐夷狄，保合诸夏”的国策后才算告一段落。

　　因此孔子赞赏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恐怕不保（披头散发穿左衽的衣服，都是蛮族的习俗）。

管仲像

　　华夏文明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秦末汉初，直到汉武帝时才结束。秦朝统一是华夏文明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内部整合，具有相同文明特征的多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也就是消灭掉华夏民族之下的各个“亚民族”，引发了各个“亚民族”的激烈反噬。

　　从此时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开始出现了类似西方的相互对抗的特征。正如鸟、昆虫、蝙蝠都长出了翅膀，这种变化可以看作相似环境之下的趋同演化。

　　秦末战乱极大消耗了华夏文明的实力，亚民族残余存在相对于中央政府的分离主义倾向。与此同时，匈奴诸多部落在冒顿单于麾下统一起来，成为华夏文明的大敌，形成两大民族的对抗态势。于是，这些亚民族残余夹在汉匈之间，扮演“逆向民族主义”的角色。

　　史籍记载的第一个“逆向民族主义者”韩王信，是韩国王室后代。在韩王信的带路下，四十万匈奴铁骑轻取雁门关，直指太原。汉朝刚建立，就遭遇对外战争的巨大挫败，不得不和亲称臣。（此外，还有卢绾、陈豨也先后投靠匈奴）

　　面对屈辱的败仗和纳贡，华夏民族的自信再一次遭遇空前打击，由此出现了史上第二个著名的逆向民族主义者——中行说。中行说是汉文帝时期宫中的一个太监，被选作和亲公主的陪同人员。到了匈奴那里就立即投诚，并献上一系列针对汉朝的计策。

《汉武大帝》中中行说的形象

　　汉朝和亲纳贡尽管是被迫的，其中也包含了“和平演变”的用意。这个计策出自著名的谋臣贾谊。他提出“三表五饵”之策，三表是正面宣扬汉朝的先进文化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和价值观输出使得匈奴人心生向往；饵，就是诱饵，五饵都是属厚赏的内容，即对于匈奴民众，尽量用各种办法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和精神享受，达到“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又引其心，安得不来”的目的。

贾谊

　　和平演变，其实是华夏文明的传统技能，过去那些蛮族都是这样逐渐归化的。没啥文化的匈奴根本抵挡不住这种“和平演变”组合拳，中行说到达草原时，发现匈奴人已经在穿汉服、习汉话，吃汉食。

　　中行说从小受华夏文明的熏陶，自然知道文化上对人心的征服，要比武力征服更加彻底，他强烈建议单于不要中了和平演变之计。他说：

　　“匈奴的人口总数，不过汉朝的一个郡，然而匈奴强过汉朝的原因，就在于衣食和中原汉人不同，所以不必凡事都依照汉朝来。如今单于若改变原有的风俗而崇尚汉朝的东西，那汉朝也不过能提供匈奴需要的十分之一二，这样匈奴就要完全依赖于汉朝了。（摆脱经济依赖）

　　所以我希望能把汉朝的缯絮做成衣裤，穿上它在荆棘草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损坏，以现汉朝的丝绸布帛不如匈奴的旃衣皮袄坚固耐用。扔掉汉朝的食物，以示不如匈奴的乳品肉类方便美味。”

　　在中行说的推动下，匈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去汉化运动”，从此只抢汉朝的子民与粮食，不再使用汉朝器物，不说汉语。中行说还帮着单于记事、记账，教匈奴人先进的管理方法，进行人口普查，资产清查以及畜牧业发展状况，日夜教导单于等待有利的进攻时机和地点。没有中行说等人提供的关于关中的情报，匈奴骑兵很难焚毁回中宮，并骚扰到甘泉宮附近，逼近长安。

　　中行说一面反对汉化，同时又在匈奴散播文明的种子，尽心尽力辅佐敌酋，并极力煽动民族仇视情绪，其种种所为，全是为了让自己的故土万劫不复，让过去那些轻视自己的人付出代价！

　　有一次，汉族使臣询问中行说，你何苦为异族做事，出卖本族虚实，看你的计策，比匈奴人都狠，如果你痛恨汉文帝，现在汉文帝已经死去。古语说，人死灯灭，盖棺定论，何况你中行一族都在汉族生存，匈奴一来，覆巢之下，你中行一族也难逃一死。

　　中行说回答：我早就不痛恨汉文帝，我也是汉族人，我已经不容于同族，死后魂魄不能归乡，必成孤魂野鬼。我只是妒忌那些国内的人，我看不得他们过得比我好，我要他们一日三惊。

　　中行说的行为，体现了“逆向民族主义者”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特征：由于在原先生活的社会中郁郁不得志，对地位强于自己的同族心生怨恨，恨不得他们都踩在脚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投靠外族，与整个民族为敌。

　　中行说对匈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汉朝可谓恨之入骨，直到病死前还向单于建议使用“细菌战”对付汉军。中行说发现病死的牛、羊污染水源后，会让喝水的人中毒，轻则腹痛、重则死亡，于是建议将病死的牛、羊埋在汉军饮水的上游，以期毒死汉军。有一种说法，霍去病就是因为喝了这种水，而染病身亡。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将积累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武力，与匈奴展开对攻。汉朝原本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匈奴只是自恃军事实力耀武扬威。如今发现军事上也不是汉朝的对手，轮到匈奴人自信崩溃，不时出现投靠汉朝的“匈奸”。

　　汉匈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东汉时期，以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远遁才宣告结束。这场长达二百余年的战争对于华夏民族自身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汉武帝之前，由于长期的政治分裂，华夏民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分裂，人们自认为齐国人、楚国人、秦国人、赵国人，即使是文景时代仍然如此。民族意识、自豪感、对统一国家的认同，实际上都是通过这场战争树立起来的。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铸就的统一民族意识，没有“封狼居胥”，没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志豪情，可能在后来的五胡乱华中，汉族就烟消云散了。就算后来中原大地再恢复统一，混有鲜卑血统的李唐王室未必会认为自己是汉族子孙，也不会以华夏文化为荣，可能认为作为鲜卑狼族后代比龙的传人要更加带感。

　　（未完待续）

大参考

　　（二）

　　四、民族同化的巅峰

　　五胡乱华之后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华夏文明历史上又一个重大里程碑。

　　司马氏建立的两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朽的“贵族共治“时代，八王之乱是相当于英国的玫瑰战争一样的血腥内斗。

　　与英格兰封闭的岛国环境不同，处于开放的环境的中原地区，其财富无时不刻都在吸引四方艳羡的贪婪目光，八王之乱导致元气大伤，相当于开门揖盗。

　　这场内斗引发了匈奴、鲜卑、氐族、羯族和羌族等北方蛮族的入侵，汉族精英衣冠南渡（第一次衣冠南渡），北方成为各族厮杀的修罗场。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但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

　　北魏建国以来，一直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在北魏地位低下，根本不被当成人看。北魏军队作战时，都先将汉人驱逐在前充当肉盾，而骑兵则在后面不断督促驱赶，很多汉人都被鲜卑骑兵活活踩死，未上战场就已死于非命。

　　北魏不仅局限在物质上的剥削和压迫，在文化上，则严禁族人学习汉风，力求保持自己草原民族的原始风貌。

　　比如鲜卑贵族贺狄卡因为着装颇似汉服，而被北魏皇帝怀疑学习汉文化，下令将其斩首。可见北魏政权对于文化侵蚀警惕到什么程度。

　　因为北魏的歧视政策，汉人士族也对北魏朝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致使北魏的统治一直不得稳固，民族矛盾层出不穷，汉人的反抗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无法扑灭。孝文帝拓跋宏登基时，距离北魏建国已有近百年，整个国家处于崩溃边缘。

　　面对国内的乱局，孝文帝拓跋宏干脆反其道而行之，采取”逆向民族主义“政策，下定决心革风易俗，学习汉化，不惜以消灭本民族文化为代价，彻底融入华夏文明的大家庭。

　　孝文帝拓跋宏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举措，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因为华夏文明相对于鲜卑文明的先进性，游牧民族虽然擅长骑马打仗，但是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游牧文明对于治理国家、发展生产都是短板，坚持本民族文化拒绝汉化，只能是死路一条。

　　孝文帝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也因为华夏文明的开放性。只要学习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学习汉语，穿汉族服装，改汉姓，行汉俗，就会被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同时自身也会被其他汉人所认可。

　　鲜卑文化与华夏文明相互融合之后，锻造出文雅与刚毅并存的新汉族，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开创中华帝国黄金时代的李唐家族。他们既像传统的汉人士族那样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又有着游牧民族的剽悍与勇猛。隋唐时的汉人是文明的捍卫者，是野蛮的文明人，他们一手持剑一手握笔，共同开创了光耀世界的大唐盛世。

　　从世界历史上看，这种开放的民族心理恐怕也是华夏文明所独有。从文化层面上，美利坚文明很像华夏文明的山寨版，但是美国建立在种族屠杀和奴役的基础上，黑历史已经写入文化基因，表面上宣称开放包容，但是骨子里的歧视无处不在。（参见：美国的种族问题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上）美国的种族问题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下））

　　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朝因文化的开放性走上历史巅峰，但唐朝的问题也在于过于开放，对外族过于信任。华北地区多民族混居，民族平等政策逐渐变成了对主体民族的逆向歧视政策，不仅没有实现异族汉化，反而汉族逐渐被胡化。

　　更可怕的是，唐朝将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军事资源大量交付给异族将领，终于酿成粟特人安禄山史思明造反的的巨祸。

　　此次祸乱影响极为深远，席卷半壁江山的战火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不仅成为唐朝的转折点，更是整个中华文明由开放转向保守的转折点，藩镇割据开始兴起，唐朝自保尚且不足，再无雄图四海的雄心。

　　安史之乱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经济重心正是从安史之乱之后，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更适合海上贸易的长江流域，陆上丝绸之路从此衰落，在其沿线的“唐帝国治下和平”不复存在，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联结的主要纽带。世界从此进入海权时代。当代的“一带一路”，特别强调陆上基础设施的建设，则是扭转安史之乱以来千年海权占主导的情况，加强欧亚大陆腹地的联系与交流，重现千年之前的盛唐贸易秩序。

　　五、宋明的“逆向民族主义”浪潮

　　唐末，华夏民族经历了极为惨痛的背叛。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之所以毫无压力地能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因为他所属的沙陀族本来就是突厥的一支，契丹跟沙陀在民族属性上要更为接近。中原地区失去北方地理屏障，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用于防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是花费多少钱粮也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

　　正是因为经历如此惨痛，到了宋朝，华夏文明整体上开始趋于封闭，对于外族小心提防。

　　宋朝吸取唐朝衰落的教训，认为武将势力过于强大是祸乱之源，实行严格的文武分科，降低武将的地位，提升文官地位，使得自身的军事能力不可避免地下降。

　　另一方面，中原地区先进的冶铁、弓箭等军事技术扩散到游牧民族政权，又丢失了河套与河西走廊的天然牧场，此消彼涨之下，汉唐时期中国对游牧民族长期保持的整体军事优势发生了逆转。

　　宋朝简直要把文科生捧到天上，但是知识分子的矫情不可以常理揣度，其中相当一票人根本没有什么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而是拜强者为爹，心甘情愿地充当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于是出现了一大票”逆向民族主义者“，其中最著名也是最臭名昭著者，就是秦桧。

　　秦桧的一生，可谓一切以金国利益为出发点，以给南宋挖坑为己任。不仅冤杀岳飞等抗金将领，主持议和，而且在此之后大权独揽，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排挤和贬黜清廉正直的官员，以致朝堂上贪官污吏横行，疯狂鱼肉百姓。

　　他还将南宋境内的北人全部遣返金国之后，又严令边关不准接纳南逃的北人，彻底寒了心向南宋的北人的心。当时，北人是南宋军队的中坚，秦桧此举，极大的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秦桧还实行了极为阴毒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策略，粉饰太平，把持历史修撰权，严禁民间撰写野史，打击流放忠义之士。

　　在秦桧的运作之下，南宋“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大批军人改行从商，没有了血性，南宋军事力量日渐疲弱，最终落得“兵魂丧尽国魂空”的悲惨下场。

　　对于秦桧的行为，连元朝的政治家脱脱都给出了极为恶劣的评价：“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留美博士胡适却要为秦桧翻案：“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可能正是逆向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在南宋之前，北宋还有一个影响极大的逆向民主主义者，名叫张元。他本是陕西华阴县的一个读书人，他叛国的理由更加奇葩，因为在北宋累试不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于是决心叛宋投夏。

　　张元叛夏后，很快得到李元昊的赏识，献计在好水川设伏，大败宋军。宋军此战输得极惨，阵亡任福以下将佐数十名，阵亡士兵一万多人。

　　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将士尸体，张元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张元以宋军的尸山血海来博取功名，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诗后题言讥讽当时掌权的北宋大臣夏竦、韩琦，意思是这两位水平比我差远啦！署名时，还洋洋得意地写了一大串官衔：“（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简直就是电视剧里标准的大反派作风。

　　张元比李元昊野心还大，以灭宋为志，力劝元昊扩大对宋战争，攻取陕西关中之地，进而东向中原，同时联络契丹，让其攻打河北诸路，让宋朝受到两面夹击，势必陷入困境乃至崩溃。张元常劝说元昊：攻取汉地，令汉人守之，这样才能扩大疆域，财用充足。但元昊还是游牧民族长期养成的习惯，常是掳掠而还。因此，虽然取得胜利，财用却越来越困难，无法支持久战，最终与北宋议和。张元因无法实现灭宋志向，郁郁寡欢而病死。

　　这种对祖国的刻骨仇恨，在一些民运分子身上也是似曾相识。

　　由于北方长期在辽金的统治之下，特别是秦桧断绝了北方汉人效忠南宋报效国家的希望，北方汉人的民族意识变得极为淡漠，辽金政权也在想方设法拉拢北方汉人为己所用。特别是南宋被文科生一手遮天，有军事才能、工程技能的技术人才，在辽金政权反而更能够得到重用。

　　这种重用汉族人才的风气，被蒙元进一步发扬。刘秉忠、郭侃、张文谦等汉族官员在蒙元如鱼得水，位极人臣，建立不世功勋。刘秉忠还有一个师侄，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刘秉忠和郭守敬，就是元大都（北京）的设计者。

　　忽必烈身边的汉人官员就是刘秉忠

　　元朝建立之后，担心自身步入北魏鲜卑人的后尘，拒绝全面汉化，对于汉人处处提防，同时引入中亚色目人作为官僚骨干。色目人作为蒙古人的爪牙打手，一方面对蒙古人谄媚奉承，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欺压凌辱汉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因此，元朝这个超级帝国国祚不到百年就崩溃了，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朝代——明朝。

　　经历了数百年民族战争的洗礼，明朝的民族主义很类似西方的民族主义，一改汉唐时期的开放包容，心态上变得封闭、保守、提防心极重。

　　例如，明朝海禁政策遭受了无数诟病，也很难被后人所理解，其实这一政策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源自民族矛盾。

　　宋朝一向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色目商人十分优待，但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危急关头，色目人却捅了最凶狠的一刀，灭绝了南宋最后的抵抗希望。泉州赵氏皇族被色目商人蒲寿庚灭族，他还赞助海船，参与了剿灭南宋的最后一战——崖山海战。

　　崖山之后到底有无中华，蒲寿庚不关心，他只知道，他的商业帝国版图，比以前更加庞大了。

　　元朝时的泉州，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港，马可·波罗形容为“涨海声中万国商”，西方人脑海中的东方财富之都——刺桐港。蒲氏家族，就是刺桐港的第一豪族。

　　元朝时的刺桐港

　　元末明初，因为长久的民族积怨，凡是色目人聚集地都掀起了反色目仇杀，QZ寺被统统捣毁。朱元璋亲自下令，将蒲寿庚尸首刨出来来鞭尸，并罚其后代永世为奴。

　　残余的色目人流亡海外，与各种黑白势力以及落败的张士诚、陈友谅等势力残部相互勾结，密谋反明。后来这些势力又和来自日本的武士浪人搅和在一起，成为倭寇。海禁的目的就是为了断绝这些人的经济来源，防止其坐大。

　　不仅如此，明朝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是执行坚决的隔离政策。禁止民间与蒙古通商，希望通过经济封锁，困死自身生产能力不足的蒙古人。很快，蒙古百姓就物资匮乏到连碗都没有，缝衣针都得靠祖传。

　　然而，经济封锁却是一个大大的昏招。

　　明朝正好对应欧洲的大航海时期，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天量的金银矿，在日本也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金银在贸易网络中流动，改变了全球地缘力量对比，在欧洲引发了残酷血腥的宗教战争，在东方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

　　禁止通商的政策，一方面使得国家财政不能从跨国贸易中获得半点好处，另一方面使得走私成为利润极为丰厚的生意，无论是海上走私还是陆地走私，都吸引着大批人前赴后继。由于江南豪族的对走私生意的支持，所谓海禁就从没成功过。

　　陆上走私滋生了著名的晋商群体，以范永斗为代表的晋商从与后金的走私中谋取大量利益。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

　　祸国巨贾范永斗

　　晋商们不可能不知道后金收购这么多军火情报目的何在，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什么国家大义、民族安危，都顾不得了。（参见东方“罗斯柴尔德”是如何灭亡一个帝国的？）

　　“资本是没有祖国的！”，从古到今都是至理名言。

　　后金的购买力是怎么来的呢？一方面，山参、鹿茸、皮毛直接交换，另一方面，通过朝鲜贸易通道交换美洲的白银。

　　天量的白银，实际上是货币战争中射向中国的炮弹，破坏了明朝的经济结构。以下参见（明朝亡于货币战争？——知春路风云录之五）

　　走私贸易中流入的白银，凭空产生了大量的购买力，使得外贸行业畸形繁荣，建立起畸形而脆弱的面向外贸的经济结构。

　　江南等地借助国外输入的白银购买力，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集群，拥有庞大的工商业人口和精细分工，同时造就了一批工商富商及其政治利益代言人。与此同时，摧毁了明朝原有的主要面向内需的经济结构，让明朝的社会稳定器——自耕农中产阶级大量沦为赤贫。

　　随着贸易畸形繁荣，江南人口大量集中并膨胀，农业用地变成了桑树、茶叶种植园。曾经的“鱼米之乡”江南，粮食居然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运。

　　粮食供应的紧张，成为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

　　反映江南繁荣状况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

　　白银作为硬通货，挤垮了明朝本身的信用货币——大明宝钞，摧毁了原有的财政体系，明朝不得不全面改用白银作为货币（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由于中央失去了发钞权，而江南工商外贸集团除了成为明朝最富有的阶层之外，还相当于拥有了发行货币的权力，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府，变成了实质上的中央银行。

　　宋朝的武将地位很低，明朝的武将地位可能比宋朝还不如。明朝还实行非常不人性的军户制度，一人从军，世代低人一等，导致军户大量逃亡。军官没有事业上升空间，整天想着虚报军饷，中饱私囊，军户逃亡正好便于他们私吞军饷，进一步导致军备糜烂。

　　财政和军队都烂了，文官们则整体忙着党争。由于文官大多来自富裕的江南，因此他们前赴后继地给江南老家减税，给其他地方加税。皇帝要么被架空，要么忙着利用阉党，与文官集团们斗争。

　　由于利益关系没有搞顺，明朝政权与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关系都是极为紧张，没有自身的政治铁盘。最终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明朝，反而成了“逆向民族主义者”集中爆发的时代。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女真人之手，不如说是亡于自己人之手，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七、清朝残忍的民族政策

　　清朝与其说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最完备的朝代，不如说是真正掌握了殖民统治手腕的异族政权。

　　清廷对待晋商的态度，充分显示出阴毒狠辣的作风。

　　在晋商源源不断地物资输送之下，原本缺衣少食，兵器不足的女真人变成了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杀进山海关夺取了天下。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有忘记为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晋商们，范永斗为首的八家晋商成为朝廷钦定的“八大皇商”，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顺治十分高调地册封八大皇商，实际上就是向全中国宣布，我们女真人能夺得汉室江山，你们汉人要怪就怪这些吃里扒外的晋商们。范永斗等晋商被民间视作大汉奸，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谁都可以反清复明，但是晋商们不会，因此清廷十分放心将经济大权交给他们。这就跟欧洲王室倚重犹太人，蒙元依仗色目人的情况非常类似。

　　晋商严重依赖清廷的保护，心甘情愿地为清廷效力，甚至比女真人还要更加维护清朝政府。在康熙出征平定准格尔叛乱之时，范氏主动上书，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客观地说，倒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正面贡献。

　　欧洲的犹太商人帮各国王室兢兢业业地理财，但是社会危机到来，或者当他们过于富有甚至可能会危及统治的时候，犹太人惨遭抄家灭门也是家常便饭。对于范氏一族来说，他们也与这些倒霉的犹太人落了类似的下场。

　　当天下平定之后，范氏家族庞大的家产和资源调配能力，就越来越让清廷感到不安。范家连自己的祖国都能出卖，万一别人许给他们更大的利益，把清廷卖了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那位创造了文字狱记录的乾隆皇帝，针对范氏设下了一条经济绞杀的毒计。

　　清廷允许范氏承办对日本的铜贸易，但是通过种种设计，范氏不仅无法从中赚钱，甚至还要向里面赔钱，但是又无法自主选择放弃。铜贸易就像一道绞索，在范氏的脖子上越勒越紧。到乾隆四十六年时，范氏累计欠户部330 万两白银无力偿还。

　　乾隆四十八年，范氏被满门抄斩，家产充公，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销声匿迹。

　　清廷一方面像北魏那样，用汉人治理汉人，另一方面又严守满汉之防，汉人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一轮又一轮的文字狱压制汉人思想，汉人官员在为帝国效劳的同时，也存在无形的升迁天花板（晚清才逐渐放开）。为了防止自身汉化，清朝推出了促使汉人满化的政策，这就是剃发令。

　　华夏衣冠寄托着华夏文明的传统文化与民族自豪感，女真人入关后，坚决地推行剃发易服的政策。剃发被看作是归顺标志，严重地打击汉人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失去了作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和不做奴隶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因此是非常毒辣的诛心之计。

　　剃发令的提出，正是源自一个逆向民族主义者的上书。此人名叫孙之獬。

　　当满清刚进北京时，时因天下未定，允许明朝的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服饰，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孙之獬为独得满清欢心，有心“标异而示亲”。一日上朝时他变得“焕然一新”，不但主动剃了发，留了辫，还改穿了满族官吏的服装。当大臣们步入朝堂站班时，他很亲切地走进了满族大臣的行列，跟人套近乎。

　　满族大臣都自谓高人一等，哪能容忍属下的汉臣与之同班？满人大多是马上的武夫，彪悍桀骜，直接一脚把他踹出班外。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然走回汉班，汉臣恨他过于逢迎求宠，一个紧挨一个毫不松动，不让他入班。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万状。

　　恼羞成怒的孙之獬拟了一道奏章，向顺治帝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当时顺治尚幼，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深觉其言甚是有理，于是血腥的剃发令出台。

　　“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此令一出，导致数千万汉人被屠杀。所谓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皆因为汉人抵制剃发令而起。后来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檄文中宣称清朝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中国冠裳”，也是因为剃发令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导致民愤极大。

　　提到这段历史，很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会义愤填膺地把清朝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然而，这正是中了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诡计。他们肢解南联盟，正是运用相同的策略。

　　再次强调，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型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华夏民族是在开放性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不断形成，在文化认同中不断壮大，华夏民族的定义也是在层叠累进中不断构建出来。

　　从炎黄时代开始，华夏民族就是不同民族的融合中形成，在融合过程中不断扩展。周朝更是确定了“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正是由于这样独特的历史进程，华夏民族从黄河中下游一隅，扩展到整个东亚。

　　但是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如今华夏民族范围扩大了，就把当年的民族矛盾看作是民族内部矛盾，这是典型的用现在批判过去的“辉格史观”，犯了民族虚无主义错误。

　　从斗争到共生，再到融合，这是要必然走过的道路，但不能因为最终实现了融合，就说当年的斗争无意义。

　　评价历史，必须站在当时的时空，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举个极端的例子，不能因为人最终会死，所以说当初他吃的饭毫无意义。

　　尽管后来满汉融合为一家，但是也不能否认，那些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民族政策，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清廷打击民族自信在先，到了晚清列强来袭，中国人猛然发现所谓“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只是坐井观天，相对于工业文明实已落后太多，民族自信受到更加彻底的打击，跌落谷底。

　　晚清政府迫于无奈，终于开放禁令提拔汉族官员，但是又处处掣肘，生怕洋务派势大难制。因此所谓“洋务运动”，只是几个汉族官员置办的产业，并被其当做捞取政治资本的私产，与日本举国上下一心发展工业迈向现代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曾有人建议迁都内陆以远离海权列强的攻击范围，但是最终被清廷拒绝，就是因为在清廷心目中，中原始终是意外获得的地盘，东北才是老家，身在北京才可以随时退回山海关外。

　　清廷可以喊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是因为中原原本就是抢来的，只要继续保证其统治地位，投靠列强做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自诞生以来，中国一直以发达的生产力，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而自豪，这是在满清统治下，汉民族维系自身的最后一根精神稻草，到此时民族精神立足的基石被彻底掏空，遭遇到有可能彻底崩溃的危机。

　　于是华夏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危险的时期，出现了落后民族在绝境下所能使出的聊以自保的手段：诉诸于神灵护佑，排除异己。

　　这就是义和团运动。

　　从本质上说，义和团与诉诸神灵的圣女贞德并无不同，都是在民族存亡的绝望关头，非理性民族排外情绪的体现。（参见：被看作“女特朗普”的勒庞，为何自称是“圣女贞德”的化身？）为何网络上总是出现污名化义和团的言论？因为这是逆向民族主义者们消解民族主义最好的抓手之一。

　　民间的民族情绪已经走向绝望，精英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从早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的“全盘西化”，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完全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全面学习西方，甚至奴颜婢膝地彻底跪倒在外国爹脚下。

　　于是中国近代史，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批量化生成逆向民族主义者的时代。

　　以日本、美国为代表的列强，则分别部署培养“逆向民族主义者”的长远计划，插手中国的教育事业，其目的是在中国的年青一代中培养利益代言人，为将来直接或间接殖民做好准备。

　　一方面，这些计划让中国人接触到西方文明，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精日分子”、“美分党”乃至如今各种PTSD患者层出不穷，也与此大有关联。

　　（未完待续）

大参考

　　八、大和民族的野望

　　在古代，中国是财富的中心，文化的输出地，日本接受华夏文明的辐射，由于日本对外交流始于隋唐，因此对于唐朝无比崇拜。

　　日本不顾当时海上交通的艰难险阻和巨大牺牲，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者和留学生。有个叫做阿倍仲麻吕的留学生，不仅举考中进士，而且一路升迁，甚至做到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也就是相当于越南总督。

　　“阿倍”在日语里发音与“安倍”是一样的，没错，安倍晋三与他都是出自安倍家族（但并非嫡系继承关系），这是一个出自第八代天皇孝元天皇的古老贵族。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因此被献帝称为“刘皇叔”，安倍与当今天皇的关系与此差不多，你可以感受一下。

　　从丰臣秀吉时代开始，日本升起了海外征服的野心。至德川幕府末期已经形成了‘海外雄飞论’。到明治维新初始，日本以明治天皇的《御笔信》为思想指导基础，形成了著名的军国主义大陆经略政策。其矛头直指中国与朝鲜。

　　这封所谓的御笔信是这样说的：“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后来更发展为：未来全世界要合并成一个大民族、成立一个大国家，日本天皇是世界的最高君主。

　　在这样大日本民族主义的环境下，日本学者首先在意识领域中制造中国敌人论，日本兴亚论，八纮一宇理论等。而接受了这样思想的日本国民，纷纷成为自带干粮的民间间谍，对中国大陆进行疯狂渗透。

　　19世纪末期，潜入中国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荒尾精，神尾光臣，便是早期潜华日谍中的佼佼者。

　　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1866年生于日本秋田县，青少年时期就读于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18岁的石川伍一来华，在日本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带领下继续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三年后，加入了日本在华的秘密情报组织——汉口乐善堂，并且很快成为了汉口乐善堂的骨干成员之一。

　　汉口这个地方居中国之中，水陆交通发达，很适合以此为基地搜集情报。因此武汉就成为日本间谍的情报大本营。

　　按照著名的军国主义组织——日本黑龙会所编撰的《东亚先觉志士列传》，此地成为日本在华“志士们”的“梁山泊”。他们蓄辫发，着华装，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人，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徒步行走探查中国内地各省，直至新疆、西藏。乐善堂深入中国地理、人文的作风，30多年以后，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详细测绘工作，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出了详尽充分的情报准备。

　　上面提到的黑龙会鼎鼎大名，声势最盛之时，所有日本法西斯团体，差不多全是黑龙会会员。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

　　黑龙会是日本从事海外军事与政治间谍工作最有力的发动机关，其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最著名的口号是“到黑龙江去”！

　　日本人严谨的行事作风在间谍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并没有从官方获得任何身份及赞助，他们还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相当严密的组织结构，并时时处处以“我党”这样充满政治含义的字眼自诩，而并非“我公司”或“我堂”。因此，他们完全是在大日本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忘我工作。

　　荒尾精在一封发给下属的指示中，将乐善堂“强烈之事业”上升到“小之有关日本，大之有关世界”的高度，自我期许非常高，并特别要求“同志们”“自觉其责任之重大，百折不挠，小心胆大，巧装俗态，以避内外人之疑”。

　　在他们的“党章”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党目的既极重大，故任务最重，岂轻进缓漫所能致耶？一举一动，有关兴废之处不少，故宜深谋远虑，珍重踪迹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乘机敏断，以达目的。”“党章”要求“同志们”在平时与外人交往时，态度务须稳重，“不可流露少壮书生的狂态，尤其与支那人相遇之时，尤应谨慎，既系化装商人，故谈述事项，全需集中商情方面，以免被人察出真正面目”。

　　乐善堂建立了相当严密的机构。荒尾精自任堂长，所有人员分成了“内员”与“外员”两种。内员设立了三个部门：“理事股”负责商业经营和会计等；“外员股”执掌整理调查报告、审查在外干部情况，摘录国内外大势消息等；“编纂股”则负责汇集各地的调查报告以及东西洋的新闻，择要编撰成册作为日后的参考资料。

　　一线的间谍们都安排在了“外员”部门，调查项目被细分为土地、被服、阵营、运输、粮食薪炭、兵制、兵工厂等，此外对于山川土地的形状，人口的疏密，风俗的善恶贫富，都要求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实地调查。

　　根据谍报整理的《支那经济全书》，长期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的工具书。

　　谁是日本人的“统战”对象？

　　根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记载，乐善堂将6类中国人定为侦察和“统战”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

　　在“君子”一项中，分为六等：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第三等：有志于改良国政以救本国（指中国）者；第四等：有志于鼓励子弟而欲明道与后世者；第五等：有志于立朝治国者；第六等：洁身以待时机者。

　　“豪杰”分为八种：一、企图颠覆政府者；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三、对于欧美在国内的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七、商业巨子；八、提倡振兴农业者。

　　他们还专门指出，凡有下列缺点者，则不能列入“豪杰”：凡品行不足为人仪表；智不足以分嫌疑；信不足以使人守约；廉不足以分财；见危而图苟免；见利而图苟得者。

　　19岁的滕岛武彦在汉江之上被水匪抢劫时，还能想法儿收服水匪，并不惜耽误新疆考察大计，而前往营救被官府捕获的水匪头目，就是为了“团结”豪杰们。

　　荒尾精曾经明确地要求：“探究朝野人物及马贼、白莲教等的踪迹和实情，善收其人心，以及他日能为我所用之方法。”

　　“豪族”则指名家或富室之后，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一乡一镇之间，都有相当名望，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他们在给间谍的指示中，要求“细查豪族的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为我之妨害的朝野人物，以及除去彼等的方法”。

　　“长者”则指家富而好济贫，在乡间排解纷争的人物。此类人，乡望素孚，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

　　“侠客”是那般奋不顾身、喜打不平，救人于危者，此类人平日颇得血气方刚的青年子弟崇拜，“有事之际，如得其振臂一呼，得益不少”。

　　乐善堂的日本间谍们，就根据上述标准，“发现人才”后一面详细打探，制作档案；另一方面设法与其接近结交。

　　从这一探访人才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殚精竭虑，其间谍们“面向基层”、“面向实践”的工作十分扎实。他们因此而与中国下层的秘密社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络，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以及“马贼”们，都成为他们工作的对象。

　　在日后的侵略中，日本人能相当有效地利用“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进行精神蛊惑，并在中国的共和革命中赢得革命党普遍的倚重和尊敬，都与其当年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难以分割。

　　九、日本的带路党培养计划

　　提到日本的精神蛊惑，不得不提当时他们制造出的泛亚民族主义思潮。

　　从明治维新开始，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长期自我标榜为亚洲人反抗欧洲人殖民的领袖，大力宣扬泛亚民族主义，鼓励亚洲各地的反抗活动。

　　日本宣扬的泛亚民族主义又被称为“大亚细亚主义”，是由一个叫做冈仓天心的教育家和文艺理论家最早提出来的。冈仓是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提倡“现在正是东方的精神观念深入西方的时候”，强调亚洲价值观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

　　冈仓天心

　　如果说希特勒受到了尼采哲学思想的鼓舞，走向了法西斯主义，冈仓天心就相当于是日本的“尼采”。

　　在《东洋的理想》开篇，冈仓写道：“亚洲是一体的。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文明与具有佛陀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相隔开，但是，那道雪山的屏障，却一刻也没能阻隔亚洲民族那种追求‘终极普遍性’的爱的扩展。正是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通的思想遗产，使他们创造出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它们都分别一一述说着古代亚洲的和平。”

　　冈仓将亚洲的文明抽象为“爱与和平”，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与东方的这种传统相比，尽管物质强盛，却将人变成“机械的习性的奴隶”，认为西方的自由只存在于物质上的竞争中，而不是人性的自由。

　　与主张日本“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不同，冈仓视日本为亚洲文明的领袖，除了将亚洲文明视为一体，他还进一步认为，日本应当承担“兴亚”的使命，甚至以战争实现。

　　他的思想就是后来的“大东合邦论”以及以“兴亚”为名、以侵略为实的政策的重要源流。

　　很显然，这一理论成为日本建立“大东亚GR圈”的军国主义战略构想的理论基石（虽然是在1938年“第二次近卫声明”中首次明确提出大东亚GR圈，但是其概念由来已久）。

　　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亚洲各个压迫民族的反殖民和民族独立运动，甚至还推动了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

　　对，你没看错，日本以“日本人和黑人同属有色人种”为由，从30年代开始，就在美国资助黑人民族主义运动，这对战后的黑人平权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日本人在亚洲各国的革命者中广泛传播这样的理念：若想革命成功，亚洲人民首先应该团结，相互支持，反对西方列强，共同振兴亚洲。

　　这一理念看上去是不是还蛮有道理的？因此在当时极具蛊惑性。

　　日本人的活动对于印度反抗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印度也没有遭受过日军的荼毒（没来得及打过去），因此印度反而对日本心存感激。战后东京审判时，唯一认为日本战犯无罪的大法官就是印度人。

　　大东亚GR圈被描述为，在日本人的领导下，亚洲所有黄种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欧美白种人的殖民霸权。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包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以日本为中心，排除英美等其他势力。

　　推行这一宏伟计划的前提，就是吸引这些国家的青年去日本留学，培养心向日本的利益代理人。

　　日本梦想的“大东亚GR圈”

　　大日本帝国最大版图（1942年）

　　由于性价比高，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就是日本，我们熟知的汪精卫、蒋介石、周树人、阎锡山等近代名人，都是在日本接受教育，甚至周恩来也曾去日本留学一段时间。

　　不是说留日学生一定会成为“逆向民族主义者”，但是面对中日两国当时的巨大落差，再加上日本原本就在有意培养各种代理人和带路党，因此其中相当一部分会对日本心生好感，甚至生出崇拜之情，最终会蜕变为“精神日本人”。

　　革命先驱孙中山为了闹革命，接受了来自日本的大量金钱资助。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的密友，他对于推动中国革命极为关注，甚至连“孙中山”这个名字，都是犬养毅命手下浪人平山周代取的。辛亥革命时，犬养毅甚至曾亲赴上海，走访武昌，对孙中山表示支持。

　　犬养毅的姓氏来自其家族姓氏，意思是以“养狗为职业的人”。他倒是践行阳明心学“知行合一”，将祖传职业的精神运用到更广泛的范围。

　　犬养毅支持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目的？

　　从他对平冈浩太郎（日本大商人，“玄阳社”头子，长期在中国活动，为日本搜集情报）的告诫中，即可发现端倪：

　　“愿吾兄将彼等（孙中山等人）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孙中山年谱长编》，156页，陈锡祺编。）

　　犬养毅

　　日本人清楚意识到，满清肯定要灭亡，所以他们要打提前量，与日后可能取代清廷的革命党人事先搞好关系，以求日后能获取更大的好处。

　　日本推动中国民主革命，与美国在叙利亚推动所谓民主革命是类似的，并不是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是为了使得革命后的新政权成为日本的马仔，攫取最大的利益。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这场战争以中国东北和朝鲜为主战场，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场战争是有史以来，亚洲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帝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使得亚洲乃至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看到了获得民族解放的希望。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到：

　　“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者，主要是从后一个方面来看待这场战争。因此在这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1905年8月2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原本尿不到一个壶里各派中国革命领袖，在东京黑龙会总部共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地点就是黑龙会大头领内田良平的家里。

　　之所以互相瞧不上的黄兴、孙中山、宋教仁能握手言和，共商大计，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内田良平的朋友，连活动经费都是内田出的。

　　中国同盟会成立合影

　　虽然号称“中国同盟会”，但是名单中有一半是日本人。

　　内田良平、宫崎滔天、曾根俊虎、头山满，这些黑龙会大佬赫然在列。不久之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人物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这些人在历史书中面貌多变，在明治时代是伟大的维新志士；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成了万恶的军国主义者，侵略亚洲大陆的主要罪魁祸首，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实际上，他们的本来面目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一群野心勃勃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中国同盟会是黑龙会的外围组织以及棋子，目的是为了实现侵略满蒙，乃至侵略整个中国打前哨。

　　孙中山与日本黑龙会成员的合影

　　黑龙会扶立同盟会，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认知：历史上的大中国，包括了中国本土，附属国朝鲜、越南以及日本。虽然中国的行政权力从未在日本列岛上行使，但列岛的日本人，多是朝代变乱时从中国逃过去的，所以这些日本人始终认为自己才是中华正朔。甚至连日本武士道的本朝武士族谱上，排第一名的，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第二名，则是背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的忠臣陆秀夫。

　　日本人大力鼓吹“崖山之后无中华，中华正朔在日本”这一论调，就是为了侵略中国做理论准备。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

　　1912年2月初南北议和的前夕，孙中山、黄兴通过森恪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商谈，由日本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由于2月12日南北议和成功，这一意向无形打消，但却埋下了后来割让东北的伏笔。

　　革命党的早期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他们认为东北是满人的地盘，将其割让给日本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换来推翻清廷，获得汉人的民族独立，就是重大胜利。武昌起义中使用的十八星旗，代表的是汉地十八省，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均排除在外。

　　因此，当时的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真心地把黑龙会看成靠山，是带领亚洲人民反抗白种人压迫的领袖，是辅助自己的良师益友。

　　从“二十一条”的签订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一直对日本侵占东北反抗乏力，甚至反抗力度还不如袁世凯以及北洋政府，原因就在于，国民党的诞生，就是建立在卖掉东北的基础之上，国民党高层与日本早有卖掉东北的秘密协议。

　　但即使如此，并不能将孙中山与公开投日的汪精卫相提并论，只能更多地将其归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已经认识到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因此他将革命口号由狭隘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改为“五族共和”，并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闹革命就跟打群架似的，必须明确了敌人是谁，才好动员人手。“驱除鞑虏”这一民族主义口号，明确地指明了敌我，因此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五族共和”的口号却是苍白无力的，起不到动员革命力量的目的。所以革命党此后处处碰壁，基本毫无作为。

　　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将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革命口号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才又一次焕发了战斗力。

　　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舆论压力下第一次下野后，到日本去寻求支持，到东京的当天就去拜会头山满。为了向头山满表示亲近，说自己还没有住处，请代寻一个清静的住处。头山满把蒋介石安置在自己的邻居家里。二人相处十分融洽。蒋介石亲笔写下“亲如一家”的条幅，留在住所，以表示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亲善。

　　蒋介石与黑龙会元老头山满的合影（1927年）

　　上图中与蒋介石合影的老人，就是黑龙会元老头山满，绰号“幕府将军”、“间谍头子”、“老板里的老板”，日本侵华的许多头面人物，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儿玉誉士夫等人都是他的门生。

　　头山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蒋氏无论如何是和日本一致的。他对于共产党，不管在国内或者国外，一定要加以排斥的。当他在表示这样的决心的时候，我和他的意见是一样的。”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不愿与日本冲突的。通常理解是，他认为中国太弱日本太强，激怒了日本必然导致中国迅速亡国。

　　可能他有这方面考虑，但其实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蒋介石知道中国只是大国博弈的棋子，是神仙打架的地方，因此在找到更强大的靠山之前，不愿意与日本撕破脸。他希望日本吞并东北这一并不属于汉人的传统疆域后，满足了胃口并且增大实力，再进一步进攻苏联或大英帝国的东南亚殖民地。

　　既然是神仙打架，何必卯足了劲，去当遭殃的小鬼呢？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日本的野心一步步扩大，逐渐变成了首先要灭亡中国。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变为坚决抗日，是因为他战略眼光还是有的，断定美苏迟早会出手干涉，而且在美苏的支援之下，也有了抗战的勇气。然而，作为小弟就是被用来被出卖的，美苏就一直让中国挡在前面拖住日本，蒋介石政府无奈之下成为了过河之卒，只能死扛到底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政府坚定地抱住了美国人的大腿，成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抗战胜利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彻底把中国的工业卖了个干净，暴露了买办政府的丑恶嘴脸。

　　蒋介石政府倒向美国这么干脆，除了美国实力强大，确实是一根粗壮的大腿之外，美国在中国长期的布局也是”功不可没“。

　　十、美利坚的精神攻势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

　　在这些人的鼓吹下，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西奥多·罗斯福

　　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美国人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如果从美国自己的历史看，其实早有先例。

　　还记得感恩节的由来吗？那个帮助了“五月花号”的印第安部落叫做万帕诺亚格部落。大家都知道，这个部落的人当初友好地帮助了来到北美的殖民者。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部落最后是怎么消失的。

　　殖民者与万帕诺亚格部落最初确实度过了一段和平共处的时光。但是随着来到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的殖民人数不断增多，他们不断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强迫他们接受英国的法律和习俗，强迫他们信仰基督教，印第安人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关于这一点，看看现在的欧洲人与已进入欧洲的难民之间的矛盾就会有直观的感受。

　　约翰·西斯蒙是万帕诺亚格部落的人，童年时父母染天花双亡，一个清教徒家庭收养了他，并给他取了这个“洋名”。西斯蒙皈依了基督教，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成为一名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他学成归来做酋长的翻译，来往于部落与殖民政府之间，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在表面身份的掩护之下，他实际上是一名英国间谍，受命监视自己的同胞。

　　西斯蒙在1675年5月秘密报告殖民政府说，酋长有造反的企图。这一事件成为一系列冲突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万帕诺亚格部落被彻底灭族。这个与感恩节联系在一起的印第安部落，还留下一句让殖民者心惊肉跳的话：“拼必死之命，殉必亡之国！”（determined not to live until I have no country！）

　　在此后长达24年的时间里，酋长的头颅被放在普利茅斯市一根高高的石柱上，作为对印第安人的“感恩提示”。

　　对于新英格兰的殖民者来说，通过这场杀掉自己昔日恩人的战争，使得原本四分五裂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团结起来，并产生了自我认同，成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开端。

　　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伊利诺伊州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备忘录，其实已经透露了其中奥秘。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这段话始终被美国人当做一项“基本国策”，被忠实地执行着。

　　说白了，美国人看到日本培养了一堆哈日族，于是着急了，如果这些哈日精英日后控制了中国，岂不就相当于日本控制了中国精英的思想，将来，日本就可以利用这些哈日精英作为日本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国不惜退回半数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培养“精神美国人”，也就是美分党。

　　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最初的名称叫做游美肄业馆。1911年，游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美国人在中国办的一系列大学还有燕京大学、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

　　正如英国人在北美殖民地建立的一系列教育机构，反而培养了不少反英斗争的中坚力量。反英最彻底的杰斐逊，就是出自英国官方办的威廉玛丽学院。美国人办的这些学校，后来也培养出不少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物，比如蒋南翔、熊向晖均出自清华。建国后清华更成为“红色工程师的的摇篮”，为中国的各项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初建立这些学校的主要目标，还是培养“精神美国人”，是“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蒋南翔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因此，中国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分为两大主要流派，分别是“精日”派和“精美”派，一直到今天皆是如此。

　　十一、1935，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华民族陷入到史上最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国也进入了史上思想最为混乱的时期。各种汉奸卖国贼层出不穷，军阀无不是列强在华势力的代理人，出身于革命军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最后也分别成为投日汉奸和背靠美国的卖国买办。甚至那些一心救国的知识精英，也大半成为否定本民族文化的逆向民族主义者。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课本中一直强调其正面意义是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究其本质，正是“全盘西化”思潮的外在表现。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国已经是沉疴已久，积重难返，用这种激进的方式彻底激荡一下，反而成为凤凰涅槃的契机。但是这股思潮后来却越来越走向极端，甚至连华夏文明的根本载体——汉字，也要彻底否定掉。

　　1935年12月，当时中国最顶尖的智力精英和学识精英，包括蔡元培、鲁迅、孙科、陶行知、陈望道、郭沫若、茅盾等在内共688人，联名签署发布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

　　该文的核心内容，便是呼吁彻底废除汉字，以拉丁字母取而代之。

　　钱学同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鲁迅说：“汉字终将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运之道。”

　　伴随着废除汉字呼声的，甚至还有更加极端的各种“人种改良论”。这些学者甚至自认为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已经毫无希望了。必须与先进民族杂交，才能获得新生。

　　这些人与现在的那些中国PTSD患者不同，他们大多还是怀着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心，但是由于民族自信已经碎成渣渣，只能幻想着彻底扔掉历史包袱，通过与过去彻底切割来获得新生。

　　可以想象，当时中国思想界已经自卑到什么程度！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接连不断的挫折打击下，民族自信跌入历史谷底，即将走向全面否定自身，彻底消除民族特性的深渊。

　　《义勇军进行曲》中唱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通常理解，歌词中所说的“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日本侵华导致的生存危机，但相较于中国人彻底自我否定的精神危机来说，军事侵略的危机可能还相对没那么严重。

　　只要民族精神尚存，亡国了可以继续坚持斗争，最终迎来复国的那一天。但如果精神亡了，就算人种尚存，这个绵延了五千年的伟大民族，也就像其他消失在历史中的民族那样，彻底消亡。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极大鼓舞民族精神的歌曲，正是诞生于1935年这一至暗时刻。

　　然而，光是一首歌，不过相当于一剂强心针而已，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人总不可能通过唱歌找回自信。

　　几乎与此同时，中华大地上几乎可以忽略的一个小群体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自信触底返弹的契机。

　　这一个小群体，就是长征中的红军。

　　引发民族自信反弹的关键人物，就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