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逆全球化不符合历史大势

大参考

　　背景描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全球公认的一般性定义，但欧洲的向外扩张与工业革命则被看作是全球化的两大动力，推动了全球产业分工，但受殖民体系与战争等因素影响，这种分工并未真正遍及全球。这一点在冷战时期表现明显：美国与苏联领导的两个平行市场互相竞争。冷战后苏联领导的市场体系瓦解并被吸收入美国主导的市场体系，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快速发展，结果是，各个产业的高端部分集中于发达国家，低端部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端部分则分散在发达国家与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全球化提升了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表现为：多数国家国民生活改善、寿命延长、受教育人口明显增加。但在发达国家外移产业中就业者成了“全球化受害者”，他们要求获得补偿的呼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明显增强，并在近几年的选举中影响了投票结果，因此在一些发达出现了所谓的“逆全球化”。

　　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并希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因此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产值与比较优势多集中在产业链的中高端，这些产业的从业人员必然倾向于经济全球化，但他们也不反对适当“补偿”本国的“全球化受害者”，以便减少以后推进全球化的阻力。可见，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实际上不过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涡流”。全球主流力量依然支持经济全球化。

　　中国参与经验。中国在二战后采取的“自力更生”经济政策，在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上效果明显，但也导致中国经济区隔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扩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市场分工体系，在取得明显成效后于1992年开始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在2001年加入以“自由贸易”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因而实现了持续数十年的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从2010年起处于全球坐二望一的地位。

　　这表明，即使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在经济赶超阶段也应当推行“出口导向”政策，而不宜采取“进口替代”政策。而奇瑞与吉利作为中国汽车业海外拓展的两个先锋，其成功经验也证明了一点：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是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华为，其1996年开始的国际化是被迫进行的，且1999年的营收中只有4%来自海外。而现在，华为已经是第五代无线通讯技术的全球领导者，海外营收已经占收入的大头。

　　挑战与应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国内方面主要有：劳动力供给到了“路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再有这方面的优势。同时，环境压力巨大，投资拉动型经济面临瓶颈。因此，中国应加速从粗放型增长转向要素增长，为此至少可采取以下措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市化以释放消费需求、进一步改革职业教育体系以助力制造业升级、通过科技创新培育全球优势产业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国际方面的挑战主要有：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调整、来自发展中国家在中低端产业的竞争。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国只有少数产业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此，针对西方国家出现的全球化“涡流”，中国的应对不是“以涡流对涡流”，而是更大的开放：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释放中国的潜在比较优势，促成中国经济从“大”到“强”的转变，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团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