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领袖，是如何走向成熟的？

大参考

　　现在很多年轻人读书越来越多，就越来越崇拜毛主席，我有个年轻的朋友说：“第一次读《毛选》的时候，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还有个朋友读得比较深，越读越佩服，感慨道：“世界上怎么有人思想深邃到这个地步呢？”拿他的话讲，读毛主席的文章，就像司马懿见到了已经去世的诸葛亮留下的营垒，只能感叹：“此天下奇才也！”

　　我们读他的传记，也会发现，他这一生，几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大的困难，似乎到了他面前，也能在弹指间迎刃而解，你把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他的方法论，简直是神兵利器，所向披靡。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写道：“流行歌手以轻松的方式把他的话写进歌词，出租车司机把他的肖像或者纪念章挂在方向盘上方，农民把他的画像挂在中堂，就像以前挂着观音菩萨的像一样”。在许多人心中，他就像神一样。

　　其实，毛主席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不是一开始就明白如此深刻的道理，他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全知全能，就能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是逐渐走向成熟的，只不过，他成长的速度，确实很惊人。

　　1、崇拜英雄的少年

　　少年的毛泽东，是一个拥有朴素正义感，追求自由、平等，同情弱者，他甚至会把父亲让他卖猪的钱送给乞丐，他父亲贩卖粮食的时候被饥荒的灾民抢了粮食，他甚至会感到开心。

　　但在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读过《水浒传》，向往草莽英雄侠义精神的淳朴乡间少年，他虽然同情那些“吃大户”的灾民，打心眼里支持他们为了生存而反抗，但却不大赞同他们使用暴力的手段去“造反”。他认为单纯的暴力，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后来他进入东山高小读书，读到了《盛世危言》、《世界英雄豪杰传》、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从报》，了解到了韶山冲以外的世界，了解到了他所在的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而世界各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他知道了美国的华盛顿、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拿破仑……他开始开眼看世界，同时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国家。他成了一个热血而单纯的爱国者，他迫切地希望国家能够富强，从危亡的深渊中走出来，那时候，他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但他又从华盛顿的传记中读到一句话：“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了八年的艰苦斗争，美利坚才迎来了独立！”

　　“斗争”这个词，打动了他，美国需要一场艰苦的革命战争才能赢得独立，那么中国呢？少年毛泽东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读过很多古代帝王的历史传记，因此很崇拜历史上的英雄和为人，他知道秦始皇用强权统一了国家，他知道汉武帝和唐太宗用强权解决了国家的威胁，在那个时候，他也希望中国能够有一个英雄和伟人站出来，拯救这个山河破碎的国家。

　　那时候他还突发奇想，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展望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在他的理想中，应当由孙中山先生来做总统，康有为来做总理，而他的偶像梁启超来做外交部长。你看，少年毛泽东其实和我们很多的热血、纯真的少年一样，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充满对英雄的崇拜，充满对未来的向往。

　　2、半壁见海日

　　东山高小毕业后的毛泽东，其实很迷茫，充满改变世界的热情，却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他当过半年兵，因为辛亥革命胜利，他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所以退伍，这个18岁的年轻人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所以参加各种考试，考法律、考商业管理、甚至考肥皂制造，为什么要考肥皂制造？因为他看到招生广告上说——清洁卫生，可以救中国。他觉得有道理，就去考了，考完之后，又觉得不是那么有道理了，所以都没去。

　　后来他以第一的分数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然而一进去就觉得苛刻、枯燥、无聊，于是呆了6个月就跑了。这六个月期间，他没有好好上学，而是把自己关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读自己喜欢的书，在这段时间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西方现代地理、历史，以及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大学者的著作，这是他真正地开眼看世界，懂得了什么是政治、经济和哲学。

　　毛泽东后来最念念不忘的是，他第一次踏进湖南省图书馆的时候，被大厅中的一张世界地图惊呆了，他作为一个湖南人，本能地在地图上寻找——中国在哪里？湖南在哪里？长沙在哪里？湘潭在哪里？韶山冲在哪里？长沙只是一个点，韶山冲根本不在那张图中。那时候他在想什么？我猜测，他一定想起了庄子的文章：“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

　　18岁的毛泽东，并不比18岁的我们更见多识广，更思想深刻，他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了解世界的孩子。

　　后来，他终于下定决心，考了长沙第一师范，并不是因为“教育可以救中国”，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招考广告上写着：“考上师范不用交学费……”23年后的毛泽东还开玩笑说：“从那以后，我抵御住了一切广告的诱惑。”

　　在师范中，他也不是最好的学生，他的文章写得极好，哲学、文史的素养很高，但他的美术、自然科学都很糟糕，他的一切热情都在社会科学上，以至于对待很多其他科目非常随意，有一次画画考试，他就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再画了个半圆，在旁边写道“半壁见海日”！

　　3、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

　　做学生的时候，他还是个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写着《心之力》这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章。他的老师杨昌济开始把德国的理想主义介绍给他，并且让他阅读《新青年》这样激进的杂志。

　　毛泽东开始走向最初的一次思想跃迁，他结交好友，畅谈天下大势，洗冷水澡，锻炼身体，喊出了“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口号。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我们都念念不忘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他发誓要和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就拯救这个危亡中的老大中国，他在做学生的时候，就给长沙的工人创办了一所夜校，要给工人们扫盲。他说：“都是个人，岂能如木石一样？”他发誓要让工人们明白：“国家怎么运作，电灯为什么会亮，火车为什么会跑，轮船为什么能走”。虽然他自然科学学得不好，但他靠着一腔热情也要努力去做。

　　他在第一师范和“新民学会”中，都是名人，杨昌济认为他是最出色的三个学生之一，他的同学都觉得他很有思想。

　　但是直到毛泽东到了北京求学，遇到李大钊，进入少年中国会，在图书馆博览群书，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并且认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的思想依旧没有定型。

　　4、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

　　那个时候，哪怕十月革命的烈火已经让全球震惊，但是在北京的毛泽东，依旧是个温和派的进步青年。

　　他更赞同无政府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的主张，认为资本家和军阀可以被教化，可以通过对话让他们放弃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和列宁的正确性，他不赞成暴力革命。他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叫做《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号召各阶层的人民联合起来，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而呐喊，但在那时候毛泽东的心目中，农民、工人、学生、军人、资本家，都是可以联合的“民众”，还没有阶级之分。

　　但是这篇文章激起了极大的反响，真的促成了“湖南各界联合会”的成立，人们在他的号召下，发传单、喊口号，自发组织学习，发表反日爱国言论，然后，湖南军阀张敬尧就用武力查封了毛泽东的《湘江评论》。1919年12月，张敬尧甚至开始派军警用刺刀和枪托驱散、殴打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毛泽东，也因为写过驱逐亲日派封建屠夫张敬尧的文章，而被通缉追捕。毛泽东率领“驱逐张敬尧”的代表团去北京请愿，但没有人支持他的想法。他推崇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和平对话”、“教化军阀和资本家”，换来的却是枪杆子的镇压。

　　从那以后，一个温和派、推崇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年轻人开始消失了，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也越来也响。1919年，赴京请愿的毛泽东住在故宫护城河边的北长街的福佑寺中，在这个破庙里，他伏在香案上一字一句读完了《共产党宣言》，他的眼睛逐渐明亮起来，一盏全新的火炬，在黑暗的荒原上为他点燃。

　　那一年，曾有一位女性朋友和他探讨无产阶级革命，那位女士担忧地说道：“搞共产，好是好，可是要有好多人会掉脑壳……”，毛泽东回答道：“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有多么好！那时候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累你们了！”

　　1920年的春天，他去了上海，和他心中偶像陈独秀先生有一番长谈，终于搞明白了什么是马克思口中的“无产者”，什么是苏俄的“布尔什维克”。

　　所以，他不是一夜之间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切，需要理论和实践联手促成。从此之后，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钢铁一样的斗争派就此诞生了。

　　5、激烈争鸣的青年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聪明，敏捷，才华横溢，看问题别具一格，见过他的人，就会对他印象深刻。

　　但有个问题，有个年轻人都有的问题，年轻的毛泽东和我们一样，是很骄傲的，这种骄傲，可能自己意识不到，但是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却可能成为事业的障碍。

　　一个太有主见的年轻人，往往会迫不及待去叙述自己的观点、讲解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甚至特立独行，自己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在中国一大的时候，与会的创始人中就有人吐槽毛泽东：“他太喜欢辩论了，喜欢把对手拉进自己的逻辑陷阱，然后得意地笑起来。”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往往也有这样的例子，单位、公司开会讨论问题的是，一群人纸上谈兵，互相扯皮，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是不是也有这种冲动——一拍桌子站起来：“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下面听我的……”

　　开个玩笑，其实当年革命早期的毛泽东，是有一点这样的脾气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集体加入国民党之后，他和导师陈独秀的关系就闹得很僵，他要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调查，而陈独秀反对发动农民。这是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会过分刺激本就脆弱的国共关系。在国民党看来——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篡政；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在大革命中，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而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相对比较隔膜，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毛泽东写的《社会各阶层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陈独秀拒绝在党刊上发表。当时的李立三和刘少奇，也觉得毛泽东对农村过于着迷。

　　国民党中的人士也指责他把农民“赤化‘了，他反击道：”这一点子赤化都没有？还搞个什么国民革命？“毛泽东还写文章嘲讽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区别？”

　　另一方面，陈独秀对日益咄咄逼人的国民党右派，是持妥协态度的，但是毛泽东不喜欢这样，他认为一退再退，只会让右派更加猖狂。毛泽东言辞激烈，乃至于和陈独秀公开争吵，被赶出会场。毛泽东气得骂自己的偶像：“恶霸作风”、“独裁者”。

　　后来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汪精卫分共，毛泽东受命去发动秋收起义，中央的命令是进攻长沙，配合城市工人暴动，毛泽东认为根本不可行，和湖南省委讨论的时候，急得拍桌子。到最后，他毅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带着人马向农村边区去，向井冈山去。这些“公然抗命”，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边区特委甚至派人来“开除他的党籍”，批评他走右倾保守主义、土匪山大王道路。

　　后来他开辟出革命根据地，打造了十万红军，建立起瑞金苏维埃政府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他曾经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1929年的时候，他从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被选了下来，在闽西的一个农村里养病。9月，红四军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他疟疾发作，都走不了路了，向大会请假。大家却觉得他是在闹情绪，发函让他务必参会，否则就要给处分。最后被担架抬到会场里去，大家才相信他是真的病重。更别提后来王明、博古等人掌权时，直接剥夺了他的军政指挥权，让他靠边站了。

　　在他和中央、和其他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他的态度太过直接、激烈，甚至有点简单粗暴，他甚至说过：”中央过去七个月全部都错了“这样的话。更早的”古田会议“的时候，他和朱德激烈争论，讨论”党指挥枪“的问题，虽然日后证明他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他的态度导致了在党内得不到更多的支持，甚至得罪了本来支持他的人，落选了前委书记。当时的毛委员，在根据地老百姓和基层官兵中，很有亲和力，但在中央，却并不是都能得到支持的。但好在我党的领导人，都光明磊落，从来没有私心，毛泽东的主张和路线，虽然屡遭挫折，但终究还是被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性。

　　电视剧《秋收起义》中，其实有个很有趣的片段，当他在和同志们激烈争吵、拍桌子的时候，杨开慧埋怨道：”润之你怎么回事？“毛泽东气道：”他们听不进道理啊！“杨开慧说：”你有道理，但也要好好说啊！“——虽然是戏说，其实也能还原某些历史细节。

　　长征之前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经验极为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了，他的能力和成就，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但他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名完全成熟的领袖。

　　6、雄关漫道真如铁

　　如果他的一生，是一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们的主角，就在长征途中，迎来了真正的成熟。

　　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叫做《遵义会议》，在长征开始的初期，李德博古为了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组成了“三人团”，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决策核心之外，不仅如此，他们还打散了朱毛时代的红军组织，重新分配队伍，将军事将领也重新分配。

　　后来在强渡湘江之前，张闻天找到毛泽东，告诉他红军要强渡湘江的计划，毛泽东一听就很着急，这是要往蒋介石的口袋阵里硬钻，国民党四道防线共四十万人集结于湘江潇水，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事情。没有办法，毛泽东不顾自己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他赶紧去找三人团反映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一次毛泽东不再急躁，不再发脾气，也没有直接推翻博古的决定，而是建议能不能集中兵力打湘南的敌军，等到敌军阵脚乱了之后，再决定渡江……

　　但是博古听了他一席话之后，说：“好了，中央知道你的意见了，你回去吧”。

　　这一次，博古也不是完全没有听他的意见，在周恩来的强烈建议下，他们听取了毛泽东的一部分建议，成立了一个200人的“湘南团”，先行进攻，然后在主力渡江……但还是和毛泽东的战略相左了，毛泽东的意思是先集中力量进攻，再看情况渡江，而博古的决策是，200人去试探进攻…主力强渡。

　　结果可想而知，湘江一战，从11月27日到12月1日，由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平均每天减员近1万人。中央纵队过江了，但一部分掩护断后的部队，再也没有能够回来。

　　血战湘江之后，毛泽东反复建议中央，开一次会，彻底讨论红军的下一步战略方针，在这个过程中，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闻天，都赞同他的意见。在强渡乌江之后，遵义会议终于召开了。

　　这一幕，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记载，但是很有趣的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不再是那个言辞最犀利、态度最激烈的人了，他变得平和、客观、理性。猛烈批评博古、李德的是张闻天，他直接说博古等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而毛泽东的发言，却完全是就事论事，他没有拍桌子，也没有说：“在座的的各位都是XX”。而是强调“会议应当首先解决军事问题”，然后他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身份，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开始娓娓道来，从战略到战术，从宏观到细节，具体到每一次战斗的的胜负得失，他没有提政治上的问题，他只是从战略战术角度讲清楚了“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在党和革命千钧一发的时候，就事论事，就是最大的政治智慧。我们的领袖，就是在这一刻达到了完全的政治成熟。

　　他这一次发言，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像一个耐心的老师一样，把问题剖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将给大家听，所有人都听得很入神。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朱总司令，每一个人都支持他的看法，要求由他来领导革命和军队。

　　激烈反对毛泽东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始终站在博古那边的凯丰，也就是说出著名的“毛泽东懂什么军事？就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位。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成熟的毛泽东赢了。

　　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为最核心的领导人之一，重新负责军事指挥，中国军事史上最神奇的操作——“四渡赤水”开始了。

　　后来，就像历史书上所写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了。现货配资

　　历史书上还有很多话，比如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说的都很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并不是一夜之间，一场会议之中发生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革命，都不是一夜之间走向成熟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我们不相信“有盖世英雄踏着五彩祥云来拯救世界”，我们只相信，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要尊重客观事实，也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方法对了，终有一天，量变会引发质变，奇迹就会发生。

　　在遵义会议之后，在娄山关上，毛泽东写了一首词，下阙是：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