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浮生：1453年，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大参考

　　断更半年之久的英国史恢复连载。

　　第一卷《不列颠之啼》已完结，以下是第二卷：《都铎玫瑰：阴谋、艳情与鲜血浇灌的奇葩》。

　　引言：1453年的两个重大地缘事件，极大加速了欧洲历史演进的进程，改变世界面貌的超级地缘事件——地理大发现正是由此而来；

　　“千年未见之变局”，摆在长期战乱满目疮痍的英国面前。

　　公元1453年，对于华夏大地来说，不是什么重要年份。四年前的1449年，要比这一年重要得多。那一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成为明帝国有盛转衰的转折点。

　　然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1453年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之所以这一年如此让人铭记，是因为有两件大事发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英法百年战争的落幕。这两大事件掀开了近代欧洲地缘政治的新纪元。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普世基督教世界（罗马公教，即基督教中的普世派）失去了千年以来的东方屏障——信奉希腊正教（或称东正教，即基督教中的正统派）的拜占庭帝国，第一次需要在东方直面穆斯林的侵袭。因此，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引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强烈恐慌。基督教世界上一次如此规模的恐慌，还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公元410年，西罗马帝国首都——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

　　古罗马帝国在西方文化中被看做“正统”，相当于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天命”，在东方，天命所归，才能君临天下，西方则是获得罗马的道统，才有号令天下的资格。

　　罗马帝国在在公元395年分裂为东西罗马之后，西罗马帝国的道统在罗马城陷落500年之后，被德意志的奥托大帝（Otto der Gro?e，公元 912 年 11 月 23 日～973 年 5 月 7 日）所继承。他逼迫教皇将其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名义上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奥托大帝——德国的“秦始皇”

　　但是，奥托大帝是日耳曼人，跟罗马文化也没什么关系，再加上他是强行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的道统并不是众望所归，其中法兰西是最不服气的挑战者，十八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就评价道：“既不神圣，更不罗马，也不是帝国”。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君士坦丁堡在欧洲又被称为“新罗马”，一直被视为罗马道统的正统继承人（神圣罗马帝国相当于是“僭越者”）。其陷落对于基督徒们来说，相当于他们的精神支柱——上帝护佑的“永恒之城”最终消失。这一精神支柱再次重现人间，要等到二百年后，北美的“山巅之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建立。但最初相当一段时间，这个所谓“新罗马”，只是北美清教徒在自嗨，欧洲人一直将北美当作贫穷野蛮的蛮荒之地。

　　美国真正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新罗马”，要等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崛起为世界首富之后的事情了。

　　君士坦丁堡陷落一百年后，东正教的道统被俄罗斯抢了过去，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0年—1584年）从1547年开始自称沙皇，认为自己才是罗马以及凯撒的正统继承人。

　　伊凡四世——俄国的“秦始皇”

　　土耳其人原本居住阿姆河流域，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地区，在当时为花剌子模王朝的臣属。13世纪时蒙古人西征，消灭了花剌子模，迫使他们迁移。由于他们与塞尔柱人同属突厥语系，在塞尔柱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内定居，在和拜占庭帝国相邻的萨卡利亚河畔得到一块封地，成为塞尔柱人与东罗马常年战争前线的炮灰一族。

　　然而正是在常年的征战中，土耳其部落逐渐强大起来，1299年罗姆苏丹国内乱，土耳其人趁势而起，宣布独立，此后逐渐蚕食了罗姆苏丹国，上演了外来移民“鸠占鹊巢”的经典案例。

　　14世纪土耳其人连续发动对外战争，不断攻城略地，在1396年的尼科堡战役中，土耳其军队一举打败了欧洲联军，将近一万名十字军被俘，除了300名贵族骑士被巨款赎回外，其余的几乎全部被杀。此后欧洲丧失了向东看的勇气，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扩张。幸好位于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强大起来，与奥斯曼土耳其展开争霸之战。1402年土耳其人在战争中惨败，连君主都被俘虏。此后，他的四个儿子又闹分裂，国家危在旦夕。直到穆罕默德一世重整山河，恢复了统一。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号称“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二世。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即位不到两年，率领20万土耳其大军围困君士坦丁堡，终于在1453年夏天攻下这座拥有得天独厚地利之势的著名坚城。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土耳其人自从占据了圣城耶路撒冷，就认为本方占据天下正统，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则进一步确认了他们才是罗马正统的继承人，穆罕默德二世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不仅把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先知穆罕默德所认为的世界中心，而且继承了这座城市拥有的一切欧洲和拜占庭时代的传统。

　　从历史渊源上看，土耳其人、美国人、德国人和俄罗斯人都自认本方才是罗马的正宗传人，并为此争斗不休。有意思的是，真正的罗马后裔——意大利人，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在打酱油。

　　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看，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俄罗斯、土耳其与美国的较量，实际可以看做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之间争夺罗马正统的斗争，获胜者才有问鼎全球的资格。

　　这就跟中国历史上，各方诸侯都要逐鹿中原，争夺天下正统的意思差不多。

　　在当代，土耳其是罗马正统争夺战中的最弱者，但是在十五世纪则正好相反，他们是最强力的竞争者。土耳其人当时的目标，是占领整个地中海地区，或者深入巴尔干半岛，进而挺进欧洲腹地，这样就可以实现其占领并控制欧洲，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的野心，从而完成他们的普世使命——将安拉的教诲撒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君士坦丁堡陷落引发的恐慌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北欧。丹麦兼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认为：“庞大的土耳其帝国正是圣经《启示录》中描述的来自海洋的巨兽。”

　　在1498年所制作的《启示录》版画中，表现的基督徒迎战海洋巨兽的情景。这种版画大量印刷，作为号召欧洲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宣传品

　　欧洲人的担心很快就成为令他们恐怖的现实。

　　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再接再厉，向欧洲方向展开了一系列征服行动：1459年吞并塞尔维亚，1463年征服波斯尼亚，1479年吞并阿尔巴尼亚，使金帐汗国的残余克里米亚汗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进攻意大利，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这件事在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意大利语：Niccolò Machiavelli，1469年5月23日-1527年6月21日）的《佛罗伦萨史》中有所反映。

　　之所以这里提一下马基雅维利，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束缚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是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他的作品扫盲下，欧洲再也不会出现如英国亨利三世（详见第一卷）这种脑子被忽悠瘸了的逗逼国王，至少都是智商正常的人（也有个别智商欠费的，后面会提到），解读历史也轻松愉快了许多，因为正常人想要理解奇葩的思维，是相当困难的。

　　一脸神秘笑容的马基雅维利

　　在穆罕默德二世之后，自称“王中之王”的苏莱曼大帝掀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浪潮。

　　在十五世纪中叶之后，抵御穆斯林的进攻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过，由于欧洲内部还是一团散沙，穆斯林进攻的压力主要由神圣罗马帝国来承受。

　　谁叫神圣罗马帝国自称罗马正统呢，而且地理位置又跟奥斯曼帝国紧挨着，你不抗谁抗？

　　德国与土耳其之间欲说还休，暧昧不明的关系从此拉开了帷幕。

　　头巾很大的苏莱曼大帝（这头巾是为了表示脑容量大吗？另外，大帝若是知道王中王现在表示火腿肠不知做何感想）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还有一个关键的影响，欧洲与东方世界的传统贸易路线——“一带一路”，被土耳其人独家垄断了。

　　欧洲参与东西方贸易有三个关键口岸，南路是连接地中海航线的埃及，中路是以色列以及叙利亚，北路就是连接黑海航线的君士坦丁堡。现在，三条线全在土耳其人手里，他们垄断贸易线路后，将东方运来的货物加价十倍卖到欧洲，这是把欧洲人当冤大头宰的节奏啊！

　　土耳其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说起一带一路，欧洲人民可谓是一把辛酸泪。

　　自从阿拉伯帝国在公元七世纪崛起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贸易线路都被穆斯林把持着大赚其财，亚历山大、阿勒颇与大马士革等贸易路线枢纽城市，就是当时的“铁幕”。欧洲人就是被关在铁幕中的囚徒，其中大部分人都不知外面的繁华世界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神秘富饶的帝国。当时的穆斯林最鄙视的就是粗俗、蠢笨、肮脏、野蛮的西欧人。不过那时候还有至少算半个教友的拜占庭帝国控制着黑海线路，与穆斯林控制的路线形成竞争关系。因此，土耳其人的前辈们——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虽然也一直把欧洲人当肥羊，但是他们还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加价没这么夸张。

　　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当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帝国极盛时，穆斯林也被摧残得七荤八素，铁幕打开，露出了东方文明的一丝亮光，以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至1324年1月8日）为代表的欧洲人才与东方取得了联系。

　　马可·波罗——世界上最有名的“崇洋媚外”者

　　在此之前，基督教会宣传的东方，不是空无人烟，就是说住的都是野兽和妖魔。在一般基督徒心目中，和妖魔打交道是堕落的灵魂才会干的勾当，唯恐避之不及。这种宣传方式，倒是跟当今世界的朝鲜异曲同工。

　　如果让一直笃信自己是离上帝最近的民族的欧洲民众，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发现自己才是最贫穷落后的屌丝，教会的统治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作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欧洲人，他告诉同胞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蒙古大汗并不可怕，他还很希望直接和欧洲贸易。更为重要的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辉煌的帝国，拥有远远在欧洲之上的文明。

　　马可·波罗说，曾经作为南宋首都的大都市杭州，有10个庞大市集、房屋160万栋、工场14万4000家，这规模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闻所未闻。欧洲人视胡椒为奢侈品，甚至将其代替金银作为货币，但是马可·波罗却说，杭州人每天消耗胡椒4740公斤，这个富裕程度简直让欧洲人无法想象！另外，他说城内石桥有1万2000座之多，桥下都可通大船！

　　金融中心威尼斯，作为欧洲最繁华的都市，与之一比简直就是粗鄙不堪的农村，威尼斯人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马可·波罗还说，东方人用轻巧的纸张来作货币（钞票），铁匠奇劳洛说，他打死也不信。“大家卖命工作，都为了铜币或银币，给一张纸，谁肯收呢？”

　　马可·波罗眼中的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马可·波罗说的这些话远远超出了欧洲人的认知，威尼斯和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在当时也就10万人而已，想象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对于欧洲人的大脑来说，内存已经不够用了。并且，马可·波罗说的话与教会所说的话大相径庭，因此他被欧洲人当作胡言乱语的疯子，得了“百万谎言的人”的称号。

　　但是，马可·波罗办了一个“东方博览会”，其中的展示品有来自东方的象牙艺术品、玉器、瓷器、丝绸以及纸币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绝无仿冒，不由得人不信，因此消息很快传开并掀起轰动。

　　马可·波罗告诉威尼斯人：“任何人，只要愿意付出代价及冒险到遥远的东方，便可从黄金、珠宝、丝绸和香料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很多当地人确实对东方感到好奇，或有了致富的梦想。船夫佩拉林虽不识字，没读过游记，不过他说故事听到他心痒，“如果我还是十几岁的小伙子，我一定到东方去碰碰运气。”

　　马可·波罗将自己的见闻写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295年问世后被大量翻译、出版，成为中世纪最畅销、影响欧洲人最大的游记著作。他的游记给欧洲人开了一扇窗，让他们得以窥见重重铁幕外面的文明世界。

　　客观地说，《马可·波罗游记》对于中国的富裕文明程度是大大夸张了，不过这种夸张非常好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某些出国的知识分子欺负国内民众不了解外国情况，写了很多国外的游记见闻，也是把“外国”夸得跟人间天堂似的。有人将这些段子总结如下：

　　美国霸气小护照，
　　德国良心下水道，
　　全民医疗索马里，
　　俄国白送房一套，
　　不搞世袭新加坡，
　　恒河圣水有疗效，
　　喜迎民主伊拉克，
　　埃及抗议不挨炮，
　　舌尖英国很美妙，
　　希腊全民皆勤劳。

　　相对于这些人写的国外见闻来说，马可·波罗的夸张已经算是很有良心了。尽管内容十分夸张，但是《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人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让他们认识到“天外有天”，产生了探寻外面未知世界的强烈想法。

　　在马可·波罗之前，威尼斯人认为他们是地中海甚至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富裕的城邦，而基督教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文明中心，除此之外都是蛮荒一片，马可·波罗的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关于东方财富的无穷想象。

　　欧洲人随后更加积极进行与东方的接触，品尝到了掌握贸易线路的好处，除了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之外，欧洲各地也普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繁荣也造成人们思想的活跃。

　　但是，这一切的美好时光，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终于到了尽头。

　　如果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识过东西方贸易的巨大利润也就罢了，食髓知味后又被剥夺，那还不急得抓心挠肝啊！

　　俗话说，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欧洲人最直接的想法当然是杀了这些天杀的异教徒。

　　可……但是，但可是，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正是如日中天，能防守住不被打过来就感谢上帝了，杀过去？还是算了吧。被教会忽悠两句，就热血沸腾去东方送死的脑残，已经在持续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中死绝了，还是另想办法吧！

　　思来想去，唯一现实的考虑，就是从大西洋开辟联通东方的新航线。大批意大利人带着从东方引进并改良的火炮，和从穆斯林那里偷师的航海技术，蜂拥而至欧洲最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因为这里离大西洋最近。

　　一场意义深远的技术革命，在伊比利亚半岛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工坊船坞中酝酿。

　　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从此改变。期货配资

　　（未完待续）

大参考

大分流：源于航海技术的此消彼长？

　　本文接上一篇：1453年，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大分流》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代表作，大分流指的是十九世纪后因为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导致东西方实力对比发生逆转。

　　根据笔者的看法，这场大分流的起点，还要再向前追溯至少三百年，其标志是东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出现历史性转折。

　　自从公元九世纪，伊比利亚半岛落入穆斯林之手后，欧洲人一直在与这片土地上的穆斯林作斗争。几百年来，终于慢慢将穆斯林驱赶到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格林纳达山区。但是，这里的防御工事修得太坚固，难以更进一步。双方在此长期僵持。

　　垄断贸易航线的土耳其狮子大开口，往死里薅欧洲的羊毛，逼得意大利人产生了疯狂出海寻找新航线的念头，改变了这里一切。

　　在意大利人新式火炮面前，“过去那些能在任何敌人的围攻下坚持一年的坚固城池，现在一个月内就陷落了”。终于在1492年，西班牙完成了最终统一。历经七百年风雨，西班牙终于又回到欧洲人手上了，史称“收复失地运动”。

　　收复失地运动

　　西班牙的统一只是奠定了欧洲人出海的基地，为了进行远洋航行，必须还得有适合远洋航行的船只才行，那就必须对欧洲现有的船只加以改进。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欧洲人是海洋民族，应当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欧洲长期以来，航海技术比古中国落后得多。

　　虽然欧洲拥有一个巨大的地中海，便于开展海上贸易，但是与其说地中海是个海，倒不如说它是个湖。长期以来，欧洲主要的航行工具是依靠人力的排桨船。这种船太依赖人力，但是带这么多人，人员的吃喝是个大问题，船上的补给需要及时补充，因此无法远离大陆。很显然，这种船是不可能进行远洋航行的。

　　早在秦代，中国就拥有了能长距离航行的船只。从隋唐五代到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业全面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远及红海与东非之滨。由于当时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和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领先西方进入“定量航海”时期。中国舟帆所及，几达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全部海岸，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航海贸易关系，著名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港口。

　　与早已利用季风进行远洋贸易的亚洲地区相比，欧洲的航海技术如同婴儿蹒跚学步，缓缓前行。终于在十四世纪，欧洲发展出了依靠风帆动力的柯克船（Cockle）。

　　柯克船（主要特征是单桅、无桨）

　　柯克船起源于北欧，或许是挪威或其它低地德语国家，开始时尺寸较小，作为大船的供货船，它曾是维京船队中区别于维京桨帆长船（就是公元9世纪维京大入侵使用的船只）、以帆作主动力的一类圆船。

　　1340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场正式海战中，英王爱德华三世领悟到帆船航行的优越性，从而把柯克船选为主要船种，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再不增造排桨船，于是作为主要船种的柯克船尺寸得以快速增长，14世纪英国的主要船种变成了柯克船。

　　在英法百年战争早期，英国使用大批柯克船进行海上战斗，最大的柯克船达到400-500吨。当时欧洲最大的贸易共同体——控制了波罗的海贸易的汉萨同盟（可以看作欧盟的最早原型），也是使用柯克船作为主力。

　　但是，柯克船仍然仅适用于近海航行，无法划分更多的舱室，无法逆风航行，必须对其加以改进，以适应远洋航行的需要：高续航能力、能逆风航行，能装载各种货物，并能装载更为重型的火炮——海上是无法无天的法外世界，必须有足够的自保能力。

　　意大利人商人带来了从穆斯林那里偷师来的、远比欧洲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特别是能够逆风航行的三角帆。

　　阿拉伯三角帆船

　　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造船工匠利用这些技术对柯克船进行改进，终于研发出了适用于远洋航行的全索具帆船——两桅的克拉维尔（ Caravela）船 、以及三桅或四桅的克拉克（ Carrack）船。航海家们正是乘坐着欧洲船舶工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克拉克船，实现了改变世界的远洋航行。

　　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乘坐的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圣玛丽亚号，风帆上画着“圣乔治十字”图案，也是圣殿骑士团的标志

　　这是当时欧洲船舶工业的最新技术成果，没有它，哥伦布妥妥死在大洋里，根本到不了美洲。此后的数百年间，克拉克船及其改进型成为风帆时代各国舰船的绝对主力，直到在十九世纪才被蒸汽轮船所取代。

　　克拉克船的特征，就是其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而它在前桅及中桅装配数张横帆，后桅则配上一面三角帆。

　　克拉克帆船是欧洲第一款用作远洋航行的帆船，这是因为它的庞大船身能够在汪洋大海中保持稳定；船身内部被划分大量空间，得以存放远洋航行所必需的设备和物资，以及划分出供船员休息的舱室。它具备多层甲板，可以安放重型火炮，增加战斗威力。这些重型火炮必须尽可能低的安放，以降低后座力对于船只的影响。

　　地理大发现后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帆船对于欧洲各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无论哪个国家开发出帆船新技术，都会被其他国家迅速抄袭模仿，因此，欧洲的航海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

　　技术抄袭也会导致技术快速发展，似乎有点颠覆常识，但科技进步是需要广泛交流才更容易进步，是不争的事实，想想IT中的开源技术以及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学术交流，就不难理解了。

　　技术的竞相抄袭导致的一个副作用是，各国船只外形高度雷同，以至于战舰挂别国的旗帜，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欺骗战术。

　　对“什么时候首次将火药大炮有效运用于海上”的问题，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十四世纪，中国人就这么干了。

　　1372年铸造的一门炮身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

　　“隶属于大明海军防务部。第42号，碗形炮口，重26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时，铸造署监造。”

　　著名的国际史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其中典型的事例就是郑和七下西洋。郑和首次航行是1405年。这一年，在后世的海洋霸主英国，国王亨利四世还在为应付此起彼伏的叛乱而疲于奔命，而西班牙甚至还没有统一。

　　郑和船队包括200多艘船，27800人，其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相当于风帆时代的“泰坦尼克号”（也有说法是当时的丈比较小，船只尺寸比上述描述要小）。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如此规模，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巅峰之时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后来的海上霸主英国皇家海军也要到很久之后才能超过。

　　欧洲当时的船，基本上都是一个样，一种用途：打仗兼拉货，区别仅在于主要是用于打仗还是主要用于拉货。

　　郑和宝船（一股浓浓的如泰坦尼克般的浮夸风扑面而来，图中小船为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乘坐的圣玛利亚号）

　　为啥明代海军曾经如此不可一世，后来却烟消云散呢？这个问题引发了史学家以及大众的强烈兴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提到明代中国航海技术的衰落，被反复提起的就是明代的海禁政策。在许多涉及明史的书籍中，明太祖朱元璋如同吃错了药一般实行严厉的海禁，“片帆不得下海”，导致贸易衰落，海防废弛。

　　明朝衰落的锅是否能如此简单地甩在朱元璋身上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深入探究海禁的由来。

　　与通常的认识不同，中国的海禁制度并非始于明朝，而是始于元朝。

　　自汉代出现明确的海外贸易记载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到元朝更是规模空前。以下文字记载了当时海外贸易的盛况：“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深，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元朝是秦代以来统一王朝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朝代。游牧民族不擅生产，割据时依靠武力劫掠，统一之后则依赖通商。两宋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元朝继承了这些遗产，继续大力发展海外通商。这导致了两大主要后果：

　　一是色目商人繁盛，民族矛盾深重。

　　蒙古人文化落后，而经商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蒙古人中很少有人能够胜任，而其中蕴含巨利，交给汉人经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将经商事务大量交给来自中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也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色目人。就像欧洲国家往往将打理财政的权力交给犹太人，而后世的大英帝国往往将殖民地的管辖权交给印度人一样。

　　元朝实行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人分成三六九等，汉人地位最低，色目人仅次于蒙古人，可以想象色目人平时会如何欺负奴役汉人，蕴藏了极深的民族矛盾。

　　这种矛盾在南宋灭亡之时就可以窥见一斑。南宋时海外贸易繁盛，大量色目人来到杭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定居，形成色目人聚集区，其中佼佼者受到南宋朝廷重用，掌管要职。南宋末年之时，泉州港的阿拉伯裔巨商蒲寿庚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亦官亦商的身份可以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可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

　　蒲氏家族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1973年，在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

　　色目人世代受到南宋优待，却在国难之际临阵倒戈。当蒙古军队攻打南宋，蒲寿庚看准时机，捅了南宋最凶狠的一刀。

　　临安被攻陷后，南宋败兵在南宋孤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率领下，带着幼主投奔泉州，打算以此为基地再作反抗。泉州城坚固难攻，城市人口众多且富庶，又是海外贸易港口，各种船只众多，当时元军海上力量薄弱，宋朝朝廷能以泉州这座富庶重城作为基地，就不需要一路逃到崖山这个荒岭去和元军决战。以泉州城池之坚固，经济之富庶，人力之充足，宋军必可长时间坚守以待反攻时机，并可能由泉州向澎湖台湾转进，那样中国历史就可能就会被改写。

　　然而蒲寿庚闭门不纳，元兵抵达后开城纳降。他还下令屠杀泉州的南宋皇族、官员三千余人，为了讨好蒙元，又屠杀了数万平民。当时元军由思想开化的忽必烈率领，蒙古灭宋过程中相对之前已经相当客气，连蒙哥遗命中必屠的钓鱼城都没屠。因此蒲寿庚此举令蒙古人都感到非常吃惊。

　　泉州惠安陈氏家族起义兵抗击蒲寿庚，掩护二帝南逃，被蒲寿庚家族追杀。后者实行剿乡灭族策略，不仅火烧晋惠安许汉青、许夫人的家乡许宅巷、陈厝坑，迫使二乡的许、陈、曾三姓族人四处奔逃。南诏许姓氏族因事牵抗元，亦惨遭清剿杀戮，几于灭族。泉州清源少林寺（与清初被毁的莆田南少林不是同一间寺庙）僧众反蒲寿庚之降元，遭蒲寿庚和元将奇握温思的镇压，他们率元军万人冲进少林，千余僧众被屠，只剩数十人逃出。

　　通过残酷无耻的屠杀和镇压，蒲寿庚终于将泉州控制在手里，成为元庭的忠实走狗。

　　可以想见，汉人对于以蒲寿庚为首代表的色目人有多么仇恨。朱元璋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后来被孙中山剽窃了）为名义号召天下反元，说明当时民族矛盾高于一切，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明朝开国后，朱元璋特令将泉州蒲氏举族全部打入贱籍，世代不得入仕。这道命令，在当时的以仁义号称的儒家社会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反而大快人心。

　　元朝一方面依仗色目人，但是对于这些外族人也不是完全放心，特别是当后者越发肆意妄为，官商勾结，势力庞大之时，就会想办法限制。色目人的财富和力量之源来自海外贸易，限制他们最好的手段就是限制海外贸易，因此海禁政策就出台了。

　　蒙古人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色目人并无家国观念，他们降元不过是投机之举，元朝衰落时照样会反噬。元朝末年之时，泉州的色目人再次掀起长达十年之久的叛乱，史称“亦思巴奚战乱”，这场战乱对于泉州造成了严重破坏。

　　元末之时，因为长久的积怨，凡是色目人聚集地都掀起了反色目仇杀，QZ寺被统统捣毁。残余人等则流亡海外，与当地各种黑白势力以及落败的张士诚、陈友谅等势力残部相互勾结，密谋反明。后来这些势力又和来自日本的武士浪人搅和在一起，成为倭寇。如何消灭这些不稳定因素，成为长期摆在明朝政府面前的难题。

　　二是沿江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成为元朝倾覆的隐患

　　这个标题看起来很奇怪，为何沿江沿海地区经济繁荣，反而会成为元朝倾覆的隐患呢？

　　一个国家，归根结底，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妥协形成的共同体。最好的情况是“利出一孔”，大家利益来源一致，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如果利益来源不一致，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如果利益还有冲突，就会形成矛盾斗争。不仅国家如此，甚至连企业内部也是这样，而且古今都是这样。美国的两党斗争，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背后都是地区经济利益的博弈。

　　本卷将要讲到的英国都铎王朝，之所以斗争十分激烈，归根结底，就是来自东南地区的新兴工商集团与北部的土地贵族之间斗争的表现。

　　元朝的政治中心位于元大都（北京），经济中心则在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这些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地区，再加上两者背后还掺杂了民族矛盾，使得斗争更为激烈和复杂。

　　元末主要起义军，全部来自长江中下游。反元战争，实际上也可以看做经济中心对政治中心的反噬。明朝统一之后，朱元璋之所以要定都南京，就是因为要实现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避免内乱。

　　然而，明朝又面临北方边患，北方不得不驻扎重兵，朱元璋派自己的儿子去统领，反而酿成了内乱。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旧事重演，只能迁都北京。于是，南北二元对立局面被明朝继承了下来。虽然不再有大规模战争，但是政治博弈始终存在，逐渐发展成朋党之争，成为明朝内耗之源，埋下了明朝覆亡之根。

　　这个矛盾在清朝也成为导致内耗的主要矛盾（参见 明朝亡于货币战争？——知春路风云录之五，一群愤怒的失业快递小哥，是如何改变世界局势的？——知春路风云录之六），也成为清朝一系列被称为闭关锁国政策的深层根源。这种矛盾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因此，一方面要依仗江南的财税，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南方地区的过度繁荣，特别是避免与难以控制的海外势力的相互勾结，是元朝统治者心中秘而不宣的念头，也成为明朝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基于以上的原因，只要朱元璋思路正常，脑筋清楚，他就不可能不颁布海禁政策。

　　按照上述理由，明朝初年海禁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江山稳固之后，海禁政策反而更加严厉了呢？

　　明朝是依靠民族主义大旗复国，整个明朝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极为高涨。明朝统治者总结前史，得出的结论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开放会造成巨大的隐患。

　　汉朝开放吧？强盛吧？最终五胡乱华。

　　唐朝开放吧？强盛吧？安史之乱由异族发动，消灭掉一半以上人口，此后苟延残喘，被各种外族轮番蹂躏，最后五代十国，苦不堪言。

　　宋朝虽然不太强盛，但是也挺开放，对外贸易搞得风生水起。结果宋朝更惨，皇族被色目人屠灭殆尽。

　　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开放海外贸易，好处顶天了最多也就是多挣点钱，可是老子好像也不缺钱啊？而坏处却是大大的，长远的，最终可能导致身死国灭。如何选择，显而易见。

　　中国明代官方主导的远洋航行不是因为缺钱，恰恰相反，是为了炫耀国力，因此极尽夸耀之能事，巨型宝船不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以“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耗费巨大的舰队却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不挣钱反而花钱，表面上再强大也只是纸老虎而已。

　　据说当年明成祖朱棣也有探索海外，看能不能找到海外财富的打算，舰队航行七次，先后探索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波斯湾、红海、非洲东海岸，海员们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回去跟皇帝报告：我们把世界探了个遍，海外都是一群穷鬼，贸易没什么搞头，皇帝也就意兴阑珊，不再进行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

　　虽然明朝皇帝不太看得上海外贸易，但是对于民间人士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明朝后来不开放海禁，反而越发严厉，其动力不是来自皇宫，而是来自沿海的世家大族。

　　官方颁布的海禁政策，只能禁得了民间私商，对于手眼通天的豪门望族，无非是纸糊的摆设而已。海禁的唯一作用是确保了他们的垄断权，使得他们能够牟取暴利。更妙的是，由于这些贸易都是瞒着朝廷进行的，虽然日进斗金，但是分文赋税不用上交。里外这一加，简直是天大的利益诱惑。

　　时间一长，走私贸易的风声不可能完全隐瞒，到了朝廷那里就成了倭寇作乱。于是朝廷派兵剿灭。这实际上还是回到了南北二元博弈的套路之中。官方的海军宝船疏废，间接导致海上倭寇横行，进一步刺激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出台，使得对外贸易销声匿迹。

　　世界最强最大的郑和舰队大航海，比之欧洲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早了将近一百年，可最后郑和舰队辉煌的航海成果，却以一种看似荒诞的形式被彻底毁灭了，中国和人类社会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擦身而过。

　　欧洲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欧洲发展远洋航行的原因是贸易航线被垄断，开发新航线以追求财富，一切都是以营利为目的。对于他们来说，掌握海上力量就控制了跨国贸易，就掌握了财富，因此欧洲各国都是官方主导，倾力投入，并进行海军军备竞赛。

　　明朝有禁海令，英国也不鼓励私人贸易，也颁布禁令长期限制私商，但是其“官商”势力是与国家意志相互配合而不是对抗。在明朝，这却成为中央和地方内耗的博弈战场。

　　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中国和欧洲的情况颠倒过来，中国穷得要死，欧洲和中东富得流油，海外贸易的利益对中国来说极为可观，中国人就会不吝投入资源扩大海外贸易，探索向西的航线，开阔了眼界，就会追求更多的财富，从而进入良性循环，掌握更先进航海技术的中国就会走在地理大发现的前沿，当今世界的面貌就会完全改变。

　　富则不思进取，穷则变革图强，是世界的重心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更因为搞党争导致国家覆亡，被游牧民族统治，进一步裹足不前，成为落后挨打的对象。中国人就这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富足的明帝国丧失了对外进取之心，西班牙则是怀着对金银的极度渴望，以搜寻金银为目标开展的海外探险活动。

　　其实不止西班牙，当时整个欧洲都像着了魔一样渴求金银。驱使他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冲向未知大洋进行冒险的根本动力，就是那些黄澄澄、银闪闪的奇妙金属。

　　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追溯一下关于货币的历史。欲知详情，请看下一章。

　　（未完待续）

大参考

　　货币的魔力——撬动世界的金银

　　本文为长篇连载《文明兴衰启示录》第二卷：《都铎玫瑰：阴谋、艳情与鲜血浇灌的奇葩》的章节。

　　接上一篇：大分流：源于航海技术的此消彼长？

　　上一篇说到欧洲发生了船舶技术革命，为远航做好了技术储备。然而大洋远航仍然是充满了危险且极为艰苦的事情，每一次出海都是一场命运的轮盘赌，能有命回来完全靠运气。到底是什么动力让欧洲人如同疯了一般地舍生忘死，前赴后继，不顾一切地出海航行呢？

　　答案是金银。

　　我们都知道，在纸币出现之前，欧亚大陆上的主要文明都使用金属作为货币。马克思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是因为金银不易腐蚀便于保存，数量稀少不会泛滥，而且质地较软不能作为兵器农具没什么实际用途，作为货币再合适不过了。

　　马克思的话，给人一种自古以来人类就是用金银作为货币的印象。马克思是欧洲人，在欧洲确实是这种情况，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缺乏金银矿的国家，但是铜矿却很充足，从商朝开始用铜代替海贝做为货币以来，一直到明朝前期，中国货币的主流是各种各样的铜钱。

　　中国古钱币

　　在中国，长期以来金银虽然也作为硬通货，但是并非主流货币，只是王公贵族以及富豪的专利。

　　著名撩妹理论家王婆说的撩妹五要素“潘驴邓小闲”中的“邓”，指撩妹首先要有钱。这个“邓”指的是西汉的邓通，邓通为他的同性恋男友汉文帝吸吮脓疮，汉文帝十分感动赐给他的不是金山不是银山，而是一座铜山。邓通采铜铸钱，身家亿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婆举的例子有个大bug，邓通虽然有钱但是个同性恋，根本不把妹）。

　　铜的产量比金银大得多，而且从西周时期开始，铜币就不再是一种足值货币，而是不足值的信用货币。从春秋时代起，政府就懂得根据经济规模调整货币的供应量，也就是起到如今中央银行的作用。从唐代发行通宝钱之后，铜币的面值彻底与材质的实际价值脱钩，成为完全的信用货币，由中央政府的信用背书。

　　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根据经济流通的需要，发行足够的货币。因此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都没有通缩困扰，金融体系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央政府为了提高信用，也必须始终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第一要务。这种货币制度，也是中国长期保持统一的强大内驱力。

　　但在欧洲却是另外一种情形。早在古希腊时期，由于希腊北方马其顿及色雷斯等地蕴藏有丰富银矿，所以古希腊人铸造了大量的银币，其中最著名的是在雅典铸造的“猫头鹰银币”，正面是雅典城的守护女神雅典娜，背面为其守护鸟猫头鹰图案。古希腊的银币大量流传到地中海周边地区，成为商业贸易活动的纽带和古希腊文明的经济根基。雅典实际上掌握了整个地中海文明世界的铸币权，基本相当于美联储希腊银币就是那个时代的硬通货，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美元。详见本公众号的另一篇文章《古希腊，另一个时空中的“民主灯塔”》。

　　猫头鹰银币

　　在此之后，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习惯沿用下来，从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一直到工业革命，欧洲人一直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

　　除了银币之外，欧洲人也使用金币和铜币，按照一定比例与银币兑换。像瑞典这种老少边穷国家，主要使用铜币，因为穷，老百姓用不起银币，瑞典政府又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铜矿——斯图拉铜矿的拥有者之一，只能因地制宜凑活一下了。铜币的价值仅是银币百分之一，份量却不轻，小老百姓日常生活用用还可以，做个买卖经常要动用马车来拉钱，不仅极为不便，而且车马费也是一种损耗，基本跟现在用硬币去售楼处买房效果差不多，经济活跃的地区，例如意大利、佛兰德、汉萨同盟的城市基本都是不用的。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白银主要来源于位于现在德国、奥地利和捷克境内的银矿，这些白银被开采出来后，向南流入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然后在那里运往中东换取来自东方的商品以及一些黄金。

　　当时黄金产量很低，在十四世纪之前每年约为1吨，1325年到1385年间上升到3吨到4吨。黄金主要产自非洲的黄金海岸（今加纳），中世纪在非洲和地中海之间存在一个“盐巴—黄金”贸易通道，由于要穿越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大沙漠，还有土匪劫道，这种贸易风险很大，一个多至两千人和两千骆驼组成的商队可能消失在茫茫沙漠里。高风险下伴随着惊人的利润，非洲人急需盐巴腌制肉类，交换比例甚至可以达到一磅换一磅，因此很多商人趋之若鹜。

　　金盐贸易路线

　　跟这一比，中国古代的私盐贩子程咬金、黄巢等人简直就是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欧洲人大规模参与“一带一路”贸易，是在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期间开启的。以圣殿骑士团为代表的武装组织与威尼斯等地的商会联合起来，长期把持与穆斯林的贸易。欧洲长期缺乏有竞争力的商品，欧洲人参与贸易的方式，实际就是用金银在中东购买香料、丝绸、棉花以及其他奢侈品，导致金银不断流失，相当于货币在不断流失。

　　欧洲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国家城邦林立，因此根本没有发行不足值的信用货币的可能性，主流货币都是足值的金银币。由于意大利的几个城邦掌握了一带一路贸易的代理权，财富大量集中，因此它们成为实际的货币发行者。

　　在第一卷中提到，在圣殿骑士团的时代，圣殿骑士团与威尼斯的同盟，成为欧洲隐形的金融帝国，而整个欧洲都成为他们的金融殖民地，各国君主都是他们的债务人。

　　按照今天的观点，货币发行量不足会引发通货紧缩，金银就越来越值钱。欧洲人观察到金银在升值，就会倾向于把金银储存起来（储蓄率提高），使得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通货紧缩使得金银货币不断升值，实物产品价格下跌。农奴和封建贵族的收入以农产品实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的利益在收缩；手工业者的收入降低，严重打击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税基受损，国王的收入也在下跌。与此同时，物价的持续、普遍下跌使实际利率升高，这将有利于债权人而损害债务人的利益，从事金融业的威尼斯商人、圣殿骑士团以及从事高利贷业务的犹太人从中受益。

　　换句话说，在中世纪欧洲的一带一路贸易中，除了圣殿骑士团等金融从业者是赢家，其他人都是输家。这些赢家们也就吸引了全社会的仇恨目光。

　　这就是13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普遍陷入财政危机，各个阶层与犹太人以及圣殿骑士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并引发社会动荡的大背景。

　　这段时间对应于英国亨利三世以及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我们看到整个亨利三世时代都是动荡不安的，爱德华一世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发动征服战争，驱逐迫害从事高利贷生意的犹太人，爱德华三世时代英格兰更是陷入严重财政危机，整个军国主义化，发动英法百年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

　　货币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不是只出现在英国，而是整个欧洲共有的现象。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更是采用了种种手段，例如没收银行家财产、降低货币成色等等，最后在1307年消灭了圣殿骑士团，使得欧洲金融势力遭受严重打击，贵金属流失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英法百年战争消灭大量物质财富，则从另一方面缓和了货币不足的矛盾。

　　直到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在美洲发现巨型银矿之前，由于欧洲整体经济规模不大，对于西方造成重大影响的金银单向流动，对东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348年开始在欧洲肆虐的黑死病，在短期内导致经济萧条，但随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的“价格革命”，促使手工业大规模扩张、市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一带一路贸易在北意大利得到复兴，货币不足的问题再次凸显。

　　欧洲一方面遭受越来越严重的“金银饥渴”，另一方面出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只能发展易货贸易。普遍受欧洲人欢迎的东方香料胡椒在欧洲几乎等于货币，以至于德意志诸侯称他们的银行家为“胡椒人”。

　　假想一下，在那个年代的欧洲，如果想做一个有钱人，不用穿金戴银，往身上撒点胡椒面。别人闻到味，就知道你家非富即贵。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一带一路贸易被土耳其人阻塞，贸易成本大增。

　　原本因为金银不足，不得不把胡椒作为货币，现在连胡椒也不足了。通缩梦魇再次笼罩整个欧洲。欧洲经济面临崩盘的可怕前景。意大利人蜂拥而至伊比利亚半岛，他们所要解决的就是“金银荒”和“胡椒荒”的问题。

　　综上所述，欧洲货币制度的固有缺陷，成为驱使欧洲人向外探寻新世界的强大驱动力。反过来也可以说，由于中国具有完善的货币体系，经济循环可以自成体系运转，因此没有外求的渴望。

　　马可波罗的游记已在欧洲流传了一百多年，在很多欧洲人头脑里建立起“富饶东方”的概念，因此他们希望去东方寻找金银和胡椒，并与东方直接建立起贸易往来。

　　葡萄牙人是航海事业的先行者，在1415年就已经开始海外探险。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如果想绕开土耳其人，向南绕过非洲寻找新航路，是最自然的想法。他们一路向南，在非洲沿岸建立一系列殖民地，1488年来到非洲最南端好望角，1511年来到马六甲，1517年来到广州，1542年到达日本，1557年租借澳门。

　　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航海家群像

　　如果仅止于此，对中国这个世界生产基地来说，影响仍然有限。对于世界贸易来说，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贸易中间商而已，远不足以颠覆这个贸易体系中的赢家——中国。

　　真正起到颠覆作用的，是美洲的金银以及在原有一带一路贸易之外，在美洲、非洲和欧洲建立起来的三角贸易。

　　在这一颠覆格局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后世的大英帝国。而开创这一颠覆格局的始作俑者，则是西班牙。

　　和土耳其人一样，葡萄牙人牢牢垄断了自己建立起来的东方商路，作为后发国家的西班牙只能另辟蹊径。

　　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古希腊著作流入欧洲，托勒密“地圆说”被知识阶层所接受，很多有学问的人都认为地球是圆的，因此，指望穿过大西洋直接到达东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

　　根据当时教会的说法，大西洋深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吃人怪兽，去了就回不来了，普通人对于这些说法深信不疑，特别是在没什么文化又迷信的水手中很有市场。

　　需要忽悠到足够多的、敢于为了钱不要命的水手，这是摆在冒险家面前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另外，冒险家一般都没什么钱（废话，有钱人命都金贵着呢，有钱谁tm去冒险啊！），需要忽悠到金主相信“钱景”光明并进行风险投资，是第二个棘手问题。

　　第二个问题甚至比第一个问题还要棘手。

　　这跟如今的创业是一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冒险家就是创业者，只不过现在的创业者是用创新方案来召集小伙伴和风投，而冒险家则是用勇气和生命来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哥伦布登上了历史舞台。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意大利语：Cristoforo Colombo），1450年/1451年10月31日－1506年5月20日）就是这样一个冒险家。他出生于热那亚的一个纺织工人家庭，是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后裔，从小熟读《马可·波罗游记》，对富裕的东方十分向往，成天幻想一夜暴富的神话。

　　哥伦布

　　他教育程度不高，道听途说了一点地圆说的知识，认为向西航行一定能到达东方。在这个梦想的支撑下，成年后的哥伦布游手好闲，正经事不干却四处忽悠，希望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拉到赞助让他冒险。

　　哥伦布曾用了十几年时间游历各国，先后前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各城邦和葡萄牙进行游说，但无一例外遭到失败。

　　在意大利，仍然在经营“一带一路贸易”的金融家族被葡萄牙的新航线已经搞得十分头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极力反对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计划；葡萄牙人经过精密计算，认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就是通往东方最近的商路，除此之外，没有更经济的路线了，因此也对哥伦布的冒险计划不感兴趣。

　　至于法国和英国，则把哥伦布当作一个四处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连仔细考虑一下的心情都没有，直接把他轰走。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与发现新大陆进而垄断巨额利润的天赐良机擦肩而过。

　　“曾经有一个真正的发财机会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意大利人说三个字：我同意！”这可能是拒绝了哥伦布的国王们共同的想法。

　　但是，如果把历史维度拉长了来看，这个暴富的机会对于新生的西班牙民族来说，恐怕才是一剂真正的蚀骨毒药！

　　唾手可得的巨大财富通常来得快去得快，而且去得往往比来得还快。在七百年收复失地运动中形成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被永久地摧毁了。

　　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活得挺好，突然中了一注巨额彩票暴富，然后穷奢极侈，花天酒地，精神也永远垮掉了。西班牙在失去暴富地位后，反而成为西欧最贫穷的国家，就是这个道理。直到现在，西班牙民族的精神仍然是懒懒散散，与大航海前期那种拼命的狠劲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郑重澄清一个历史误区：被种种耀眼光环掩盖之下的哥伦布，确实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他的数学基础很差，把通往东方距离算错了，葡萄牙人的计算才是对的。

　　当时的欧洲，谁也不知道存在一个美洲。

　　虽然后世的考古发现认为，维京人“红胡子”埃里克虽然早在公元982年就到达美洲的格陵兰岛，还开辟了殖民地，但是那时候资讯不发达，而且这些维京移民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全球变冷周期中全军覆没（简单地说，就是都变成冰坨子了），这一事件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哥伦布的时代无人知晓。

　　按照正确的计算结果，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航线实在太远，半路没有补给，不仅经济上不合算，而且风险奇高，多半会死在路上，根本不值得去冒险。

　　历史就是这么搞笑。葡萄牙学霸们计算正确，放弃了探索新世界的机会；哥伦布因为是一个学渣，盲目乐观，误打误撞之下反而成就了他的成功。

　　处处碰壁后的哥伦布走投无路，只好来到最后一站西班牙来碰运气。如果这一站再失败，他就只好作为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点心了此残生。

　　1492年西班牙刚刚获得统一，此前经历了长期战乱，穷困潦倒百废待兴，这也是哥伦布一开始没来西班牙的原因。这就是一个屌丝国嘛，根本看不上。

　　结果屌丝碰屌丝，碰撞出了火花。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对于哥伦布天花乱坠的扯淡，其实一开始也是拒绝的，但是由于国家刚成立，百废待兴，处处缺钱，被哥伦布描述的美好前景忽悠得有点心动，她指定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考虑哥伦布的计划。

　　由于西班牙比较贫穷落后，有学问的人都不爱来，这个皇家委员会里也没有一个数学好的，反复论证了好几年，最后认为哥伦布的计划可行。

　　哥伦布最终能成行，就是这样一个“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结果。

　　后世都说是哥伦布远航是因为伊莎贝拉女王慧眼识英雄，真实情况其实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学渣创业者忽悠一个扣扣索索、想钱想疯了的天使投资人，进行了一笔毫无背景调查的不靠谱投资。

　　伊莎贝拉女王与哥伦布

　　这本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投资，哥伦布注定要成为饿死在大洋上的诸多倒霉探险家中的一个。然而，狗屎运就这样砸在哥伦布和西班牙头上，也砸在了整个欧洲的头上。

　　就这样，哥伦布成为了导致席卷整个世界的超级风暴的那只蝴蝶翅膀。

　　（未完待续）